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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科学、文学、电视的交点上——赵致真创作访谈

《科普创作》

姚利芬

2019-03-18 14:37

从《欢迎你,哈雷彗星》到《播火录》

记者:能谈谈您从事科普电视事业的缘 起和历程吗?

赵致真:我的科普电视片处女作是《欢 迎你,哈雷彗星》。1985年,我从长江航运 管理局创作室调到武汉电视台任副台长兼专 题部主任。适逢哈雷彗星1986年回归的前 夕,全世界的媒体争相报道。美国科学促进 会还酝酿了一个“2061工程”——在哈雷彗 星下次回归前大幅提高美国国民素质。但我 们国内反响相对淡漠。我决定做个电视片试 试看。那时的武汉电视台只有100多人,设 备简陋,素材来源更极为有限。我们靠最 原始的办法,制作了一部15分钟的电视片, 取名《欢迎你,哈雷彗星》,前一天刚送到 中央电视台,第二天便在晚上黄金时段播出 了。后来获得了全国专题节目一等奖、优秀 解说词奖。我深深震撼于电视的神奇功能和 强大影响力。这次初试牛刀,成为我决心办 好科普电视的起点。

接着我拍摄了《我们应该长多高》《当我 们站起来之后》《怪坡揭秘》。1994年,我们拍 摄了《当彗星撞击木星的时候》,除了及时在 中央电视台播出,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还作为主要宣传片对公众放映。在英国拉夫伯勒举行的 国际科学与传媒大会上,这部片子获得了优秀 节目奖,成为我们走向世界的开端。

此后,比较重要的作品有《追寻永乐大 钟》,在巴黎国际科技电视节上,和BBC等 世界大台选送的节目同台竞技并获得大奖, 接着送到里斯本电视节、布达佩斯电视节, 又接连获奖。我清醒地认识到,不是我们的 制作技巧特别高明,而是中国古代科技的伟 大成就,令国际同行深深惊讶和叹服。武汉 市政府以为我对做钟很有研究,就把全市迎 接新千年的重点工程交给我们——在武汉黄 鹤楼上铸造一口21吨重的“千年吉祥钟”。 其中的故事起伏跌宕,险象环生。

还有个小插曲,我们先后聘请五位专家 写“钟铭”,可惜都不合用,最后临到浇铸, 我只能自己操刀,并登在《武汉晚报》上公 示。为避免有掠美之嫌,随后出版的《武汉 千年吉祥钟》一书的附录中收进了全部五位 老师撰写的“钟铭”原文。

2000年,我们摄制了另一部片子《守护 敦煌》,获得多个国内奖项和巴黎电视节主 席特别奖。我离开电视台长位置之前做的最 后一部片子是《我们的宇宙》(3集),播出 后曾受到多位天文学家的赞扬。几家出版社商量出版光碟和书籍,但由于我对其中太多 的数据没有进一步核实,不敢贸然付梓,又 抽不出时间仔细考订,一直拖到今天。

记者:您认为您最成功的三部科普作品 是哪三部?能谈一谈《播火录》的摄制和出 版情况吗?

我最为呕心沥血、敝帚自珍的作品,要 首推《科技与奥运》。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 办成功后我便下定决心,在中华民族百年梦 圆的历史时刻,“科技之光”不能缺席。完成 这部片子所经历的曲折艰辛难以尽述。我和 “科技之光”的几个骨干在绝望中一度准备 卖房子筹措资金,其实那个时候房子并不值 钱。最后找到交通银行赞助了200万元。真 正的“贵人”是央视体育频道主任江和平, 他在明知主要领导态度的情况下勇于担当, 为我们创造了最优厚的创作和播出条件。 《科技与奥运》是典型的“硬科普”,涉及各 种力学原理,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迄无 结论。我钻研了海量中外书刊和文献,并请 北京大学工学院武际可教授担任顾问。当时 栖身的居民楼天天有人装修房屋,如同坐在 “响鼓重槌”中,以致我多次跑到地库的轿车 里写作。这部35集系列片得到科学界高度认 可,文字稿成为高教出版社《大众力学丛书》 的第一本。我还被评上了北京奥运会先进科 技工作者。《科技与奥运》没有做成“应景” 的“易碎品”,体育运动中的力学原理不会过 时,这部作品也因此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又一件举国盛事, 而百年世博恰好是近代科技史的一个现成框 架。撰写20集《世博会的科学传奇》,最大 的劳动量仍然是阅读。我在后记中写道:“恍 然回到青年时代舍生忘死的高考阶段,但这 次要考20多门功课”,“我们在家里两面墙上 挂了一张3米长,1.5米宽的塑料布,制成一 个巨大的表格,横栏列出历届主要世博会, 竖栏列出蒸汽机、航海、火车、汽车、电气 等不同选题,上面逐渐贴满了繁星般的几千 个小纸条,记载着不同世博会的不同事件”。 为查证落实人物事件的来源出处,我们向全 世界相关机构发了上百封电子邮件。每天夜 里11点出门,开车到长安街溜一圈,回来 后继续工作到凌晨2点。直到上海世博会开 幕,还有7集内容没有抢出来,只好把准备 好的资料忍痛放弃。这部系列片在央视国际 频道播出,同时参加了上海世博园展映。

我最在意的作品还有《欢乐与智慧同 行——2012龙年科技春节晚会》。创作一部 “科技春晚”是我多年的心愿,这是一场两个 半小时的晚会,我撰写了全场的串词、相声、 小品、歌词,多次开车到工厂安排道具制作。 节目摄录时和同伴熬夜到通宵。在当年全国 上百场春晚中,这是花钱最少、明星最少、 演播厅最小的春晚,但却是中国第一台“科 技春晚”,也是后来各种“科技秀”的先声。 在中国广电学会举办的全国“春晚”评比中, 《欢乐与智慧同行——2012龙年科技春节晚 会》获得最佳节目奖、最佳创意奖、最佳导 演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老局长刘习良 曾经在电话中勉励我,要把“科技春晚”做 成一个品牌。可惜看到这个节目的人太少了, 节目是腊月二十八中午1点在北京电视台播 出的。还有一段小故事,“科技春晚”本来说 好了与湖北电视台联合摄制,原定在湖北卫 视大年初二黄金时段播出。岂料湖北台台长突 然被调走了,新来的台长临时执意把我们的节 目播出时间改为晚11点半到凌晨2点,成了 真正的“衣锦夜行”。而众多热爱科学的观众 根据节目预报准点收看“科技春晚”时,发现 换成了湖北台的“春晚集萃”,其中竟然有和 尚唱经的节目。一时舆论哗然,纷纷指责“传 教顶替科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简报 中严肃批评了湖北电视台的失当。

《播火录》是我制作科普电视片以来, 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一部系列片。起源于 20年前的老朋友钟制宪看了《世博会的科 学传奇》觉得“不过瘾”,她侠肝义胆筹措 资金,希望再拍摄一部“姐妹篇”。如果说 世博会上登场的主要是发明家、企业家、工 程师,这次要把目光转向主流科学家。我在 后记中写道:“熟读二十四史,就像对人生 博弈的各种‘棋谱’‘残局’了然于心,能 从中学习经验,避免错误,增加选项。读史 的确使人睿智。然而,我们民族的历史也有 欠缺。翻遍卷帙浩繁的黄卷,鲜有近代科学 实践的内容。可见我们向历史学习,还需要 打开另一扇门户——世界近代科学史。我们 无论怎样翻箱倒柜,也无法从经史子集中找 到等价物和替代品的。”我把几十年“积攒” 的有趣故事汇拢到一起,打破国界和时代界 限,按照人文价值归类。但并非“主题先 行”,通过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最后写出 的篇目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初设计的框架。我 们的团队走遍了世界各地,获取大量生动的 第一手资料。2016年完成的《播火录》第一 季14集,在北京电视台和互联网上播出后 得到好评。目前正在摄制第二季。“对选材 从苛从严,宁遗毋滥;对史实追本穷源,匡 谬归真;对歧异慎思明辨,择善而从。”这 是我们创作《播火录》的基本守则。

作为电视台的“一把手”,我的这些科 普电视片,都是在完成全台宣传、经营、管 理工作,并在撰写许多时政、文教题材电视 片之外挤出时间完成的。

科普电视片的立体化传播

记者:能谈一谈科普图书与科普电视片 的衍生关系吗?

我的电视片都是先有文字稿,再严格按 照本子拍摄的。我一向反对把电视的脚本 说成“解说词”,球赛和旅游节目才用得上 “解说词”。我写的“电视文学稿”都是直接 拿来出书的。《科技与奥运》对应的图书是 《奥运中的科技之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全国青少年百种 优秀读物推荐书目”。《世博会的科学传奇》 衍生的图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造物 记》,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普图书一等奖。《播 火录》的情况有所不同,电视片拍摄之初, 就明确定位以出书为主,电视台播出为辅。

我对书的情感是自幼养成的。这些年虽 然在做电视,仍感受到书的生命力更持久, 影响力更长效,文化品位更高档。在喧闹一 时的屏幕上,只有经过淘洗,达到一定层次 的影视作品才值得出书。这也是电视片“修 成正果”的很好归宿。特别现在能够通过 扫二维码在纸媒上看视频,书就更加功能齐 全了。拿我们拍摄的小实验《神奇科学》来 说,从来没有在任何电视台播出过,迄今为 止,重版不下7次,发行量达几十万册。

记者:除了科普图书,您还创作了一些 科普散文,能谈一谈这些作品吗?

赵致真:我的几乎所有科普电视片脚本, 都作为“科学散文”在报纸杂志发表过。真 正有点影响的科学散文是《我们的灵与肉》, 有20000字,漫谈人类精神和躯体的关系, 以及心理卫生的体悟。这是2003年我被香港 科技大学聘为“包玉刚杰出艺术家”后,为 了给学生们演讲准备的稿子。当时香港由于 “非典”流行,各种公共集会停止,演讲未 能如期进行。讲稿发表在《十月》杂志上, 获多家媒体转载,并收进2004年的《中国最 佳随笔》。另一篇《怎一个“老”字了得》, 有23000多字,讨论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问题, 是我应《当代健康报》邀请到济南做的报 告,众多媒体不断转载。这些演讲都是急就 章,因为其中有些数据和表达还需要进一步 核对,所以我也没敢付梓出版。

“我发表的科普评论都是在为科普电视 争生存”

记者:您有一些科普评论文章,这集中 反映了您对科普电视片的一些思考,能具体 谈谈吗?

赵致真:首先我不是因为写作和编导 电视片而成为“科普人”的,我最早是以推 动科技在荧屏上传播而进入“科普圈”的。 1987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荧屏, 莫让科学叹息》,引起时任广电部长艾知生 的关注和批示,并收进次年《广播电视年 鉴》。我发表的科普电视评论,大都是为一 些重要会议准备的发言,譬如1996年全国 第一次科普工作会议上的《电视应担负起普 及科学的道义责任》,在《人民日报》全文 发表;1999年全国第二次科普工作会议的发 言《深情奉献,科技之光》,刊登在《人民 日报》千禧版上。其他诸如《中国电视和中 国科普》《开办电视科技频道是中国科普的 当务之急》《对中国科普现状的忧思和建言》 等,都是在不同的国际、国内论坛上的讲演 稿。《三网融合与中国科普电视的新生》,则 是为国家“863”计划写的报告。这些文章 的主题非常单纯,全都是为科普电视争生 存、争地位、争权利、争名分,后来集中到 呼吁开办电视科技频道。这次2018年科普作 协年会上的发言《中国科普电视的历史经验 和起死回生》,就是我在新时代的又一次建 言。我多次说过,我的人生很失败,自己一 辈子的追求和主张未能实现,但也能坦然面 对,失败不过是没有成功而已。

文科出身的“科普人”

记者:您是文科出身的,为什么会对科 学情有独钟,并具有比较好的科学功底?

赵致真:我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很喜欢 数理化,成绩也在全年级名列前茅。1962年 高考前很想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 我的一个长辈亲戚还在那里担任总支书记。 她委婉地告诉我打消这个念头,因为我父 母1957年被双双划为右派,那时虽然摘帽 了,仍然怕政审过不了关。后来我读了武汉 大学中文系,但始终关注科学发展,几乎购 买了那个年代能买到的所有科普书籍。“文 化大革命”中我被分配到山西煤矿中学,教 过“工业基础知识”,为学生设计制作科学 教具,在煤矿机修厂参加车工、钳工、锻 工、铸造劳动,为矿工安装修理半导体收音 机,冲洗放大照片。这些经历对我后来从事 科普种下了很深的因果。“文化大革命”结 束后调回武汉,我几乎订阅了所有严肃的科 普期刊。1999年,我已经担任武汉电视台台 长,受命负责在黄鹤楼上铸造21吨的“千 年吉祥钟”,从选择厂家到设计方案和铸造 工艺都要拿主意。我调侃说,这一年等于读 了半个铸造专业。

我在《科技与奥运》再版前言中写道: “我一向对‘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心 存疑虑。二十来岁年纪,读了四五年大学 (在我的时代,不少人进校便遇到‘文化大 革命’),怎能从此贴上一成不变的‘出身’ 标签?人的学习是终身的,知识构建和事业 重心也可以不断改变。”

如若真要分“文科人士”和“理科人 士”,早在高中就基本定型了,如同全能干细 胞已经分化为多能或专能干细胞。大学文科、理科不过让他们类聚群分,各适其适而已。

记者:请谈谈您早期从事文学创作的历 程,以及对您后来从事科普创作的一些影响。

赵致真:在山西煤矿期间我便为当年 的“文艺调演”写剧本,主编《矿工文艺》。 1978年我在《长江文艺》发表第一篇正规的 小说《在中秋节的圆月下》。此后写过电影 剧本《难忘的岁月》,得到马烽、李准等名 家推荐和崔巍、马德波等电影界前辈肯定, 回到武汉后写了电影剧本《水上年华》,发 表在《艺丛》杂志上,因为各种原因最后都 没有投入拍摄。1982年在《青春》杂志发表 的小说《调动之后》被《小说月报》和《新 华文摘》转载,英语版《中国文学》译介到 海外。先后在《人民文学》《广州文艺》《奔 流》《四川文艺》《芳草》《青年作家》等期 刊发表小说和报告文学,1984年由长江文艺 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小巷的琴声》,次年出 版报告文学集《黄鹤百年归》。按照正常生 活轨迹,我应该在文艺界待下去了。当年武 汉市打算调我担任市作协领导职务,考虑到 父亲正担任市作协主席以及文艺界复杂的恩 怨,便毅然抽身文艺界来到了电视台。

文艺创作经历对我科普写作的最大影 响,是电视文字稿要按文学标准来写。无论 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都力求“郁郁乎文 哉”。记得我在科普作协的会上说过,“科普 作家比起其他作家,不应该是少了些文采, 而应该是多了些知识”。我自己的科普电视 片文稿《追寻永乐大钟》《守护敦煌》《五环 旗下的马蹄声》,都曾在《十月》杂志上发 表,有些作品被《新华文摘》选用,收入中 国作协每年度的《中国散文精选》。2014年 1月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科学与 文学相遇的地方》,呼吁科学家和文学家互 相走近。

科学诉诸理性,文学诉诸情感。我写科 普作品,仍然是把爱憎、价值和激情作为灵 魂的。

我从来不写关于创作经验的文章,也不看 这类文章。创作是很个人的事,要在实践中自 己逐渐感悟。没有什么秘诀可以直接传授。

记者:您认为科学知识和人文素养在科 普创作中哪个更重要?

赵致真:没有基本的科学知识,根本谈 不上科普创作,连一般的文学艺术创作也不 应违背科学常识。我在《大众力学丛书》十 周年座谈会上有一段发言说,我初到电视 台,“常常感受到周围‘文科思维’的误区, 譬如中央电视台的开播片头,两个电子在不 同轨道绕核转动,突然相向碰撞而发出闪 光,只考虑视觉效果,完全不顾科学原理。 直到现在,央视新闻开场的地球都不按照 23.44o的倾斜角自转,这本应是普及四季形 成知识的好机会。再譬如当年我们台的少年 合唱团演出著名儿歌《种太阳》,‘一颗种到 南极,一颗种到北冰洋’,为孩子灌输错误 的概念。我后来开办《科技之光》节目,招 聘的近40个记者是清一色的理工科大学生。”

但“理工科背景”也有局限。首先现代 科学分支越来越细,知识更新越来越快,科 学界内部也同样隔行如隔山。何况还有学说 门派的歧见。而专业知识艰深到一定程度, 就超出了科普的“光谱”范围。

我认为有两种能成功实现科普的模式: 一种是双脚站在科学家队伍中,凭借权威 的专业知识,向公众生动通俗地讲解自己 本职的工作;另一种是双脚站在公众的行 列中,凭着对科学的基本功底和学习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弄懂各种相关知识再讲述给 公众。美国科学大师约翰·惠勒说:“要想 了解一个新领域,就写一本关于那个领域 的书。”可见科普写作不一定是把肚里现成 的学问倒出来,也完全可以“临阵磨枪”和 “现买现卖”。

和世界优秀科普作家相比,我们的主要 差距不是知识错误和硬伤过多,而是缺乏机 智幽默的情趣、宽广辽阔的视野和博大深厚 的人文情怀。

“我想用时间换作品”

记者:你曾经在国内外获得不少荣誉, 你如何看待科普工作的成就?

赵致真:我的作品和我本人都获得了一 些国内外奖项,这无疑是件愉快的事,获奖 是一个重要尺度,是社会对你劳动成果的一 种肯定形式,但也不能过分在意和当真。譬 如我获得1999年意大利普利莫·罗菲斯国 际科普奖,难道中国送别的候选人去参评, 就一定评不上吗?我觉得当年比我有资格的 人很多,见到有好心的报道说这个奖是科 普界的“诺贝尔奖”,我就会脸红。我还当 过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林加奖的中 国候选人,但却落了榜,这和国际的政治气 候、评委的个人倾向、候选者的数量都密切 相关。我当过巴黎国际科技电视节、蒙特利 尔国际科技电视节、欧里亚克电视节、里约 热内卢电影电视节的评委,深深知道评奖中 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对这些奖当然要争取, 也要尊重,但如果认为都是神圣的金标准和 金桂冠,则未免“捡根棒槌当了针”。我的 《播火录》中用4集写《另眼看诺奖》,可以 算是我对这类问题集中的观察和思考。

记者:您是老骥伏枥,退而不休,能介 绍一下你当前的工作情况和今后打算吗?

赵致真:我现在一起床就坐在电脑前, 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写作的主要资料 素材贮存在许多大容量硬盘中,一百年间 的《科学美国人》《伦敦新闻画报》《大英百 科全书》《美国大众机械》等,电子版有好 几个TB,胜过了我满屋子的书籍。和《科 技之光》的伙伴们通过各种云盘传递视频素 材,学习操作常用的软件插件,也算“乱打 三年成教师”了。今天做学问真是幸福。我 还暗自庆幸当年在高中学的是英语而不是普 遍开设的俄语,使我不但在电视台翻译过两 部系列电视片,还大大有助于今天在网上畅 意遨游。

回忆15年前我写《怎一个“老”字了 得》时,还是以局外人和旁观者的身份侃侃 而谈,今天真轮到自己“进入角色”了。我 在《播火录》后记中说,“我已经过了古稀之 年。早该走生命的下坡路了,却还在坚持年 年爬坡。人们用钱买黄金为了保值,我想用 时间换作品,也是生命的保值。”我在北京 出版社70周年社庆时发言说,“每完成一部 文稿,便会减少一分对离开这个世界的恐惧 和遗憾。”我当然有自知之明,自己写下的 这些文字有多大价值?我到过多个世界级的 大图书馆,那书籍海洋里的每一滴水,都是 我所不认识的人、在不知什么时间地点撒下 的心血。我的这点涓滴之劳也将汇入其中, 想到这里,心中便会充满温暖的情感。

眼下先把《播火录》后14集写完拍好, 把几本齐头并进的书完成,再和伙伴一起争 取把酝酿多年的几个电视片做出来,还要留 点时间和清醒写写回忆录,经历过如此动荡 多变的岁月,一个老人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时易逝,心徒壮,岁将零。”我希望能 实现最后的人生目标。

 

(采访者姚利芬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科普创作》执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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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创作》创刊于1979年,是中国创办较早、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综合性科普期刊,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从办刊开始直到1992年更名为《科技与企业》杂志,中间历经14年。 2016年6月,《科技与企业》因变更刊名停刊。同时启动《科普创作》复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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