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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涛:我关注人生

《科普创作》

姜振宇

2019-09-18 09:00

[编者按]

金涛,1940年生于安徽黟县,高级编辑、科普科幻作家、新闻记者,曾任《光明日报》记者部主任、科学普及出版社(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兼科学文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于1984—1985年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被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授予二等功。主要作品有科幻小说《月光岛》《冰原迷踪》《马小哈奇遇记》等,科学考察记《暴风雪的夏天——南极考察散记》等。本期“名家赏析”聚焦金涛的创作,前两篇文章分别对他的科幻小说、科学考察记的创作进行分析,第三篇是金涛专访实录,力求对这位作家做立体、多维的呈现。

 

1965年,金涛入职《光明日报》文艺部,同一时间,他卖掉了“多年保存、最心爱的大学教材、讲义和笔记,以及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底稿”[1]。这些“浸透青春梦痕的‘遗物’”,是他在北京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求学六年的见证。

早在少年时期,地理学在金涛眼中就是“献身大自然的专业”,入学之后的学习和实践,无疑使得这一观念更加深化。大学期间,依据自身在毛乌素沙漠里考察的经验,22岁的金涛完成了《沙漠里的战斗》。在数十年之后回顾当时的创作,金涛提及当时不仅是“从大自然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更重要的是被“老百姓与沙漠的斗争”这一“事件本身感动”。

这些观点在“十七年文学”时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苏联科学文艺理论家伊林认为,“只有作者写的激动,才能让读者激动”,而这种“激动”,被同样在“十七年文学”时期涉足科学文艺创作的郑文光进一步细化:“要从这些现象和原理中体会到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和真实的面貌”“所讲的即使只是一滴海水,也应当让孩子们看到大洋”[2]。当然,对于金涛来说,这些观念有着更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苏联景观学派对自然界、生物圈之间相互依存影响的理论精髓,“深深熔铸于心里”[3]。

问题在于,这些理念与思索,在离开大学校门之后便被长期搁置。金涛很快转到教员、记者、编辑等行业工作。直到1976年,这些“在年少时做过”的与科学密切相关的梦,才以另一种绝难预料的方式重新复归到金涛的视野之内。这一年年初,他被借调到鲁迅研究室,在此期间,他与孟庆枢共同译述、摘编了《鲁迅与自然科学》一书,书中相当全面地收录了鲁迅著作以及亲友回忆文章当中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这在当时,从大环境的层面来说,自然与全国各地科学研究、科学文艺、科幻小说刚刚复苏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但从个人角度看,青年鲁迅也实在与金涛有着极为相似的现实经历——他们都在某一个时间点,全然放弃了自己此前的科学背景,以及与科学文艺相关的许多工作。

1903年,青年鲁迅仿照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月界旅行·辨言》当中写道:“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一论述既超越了此前梁氏“以科幻小说普及科学知识”的思路,又尚未落入此后“鸳鸯蝴蝶派”纯然娱乐的思路中。在鲁迅这里,科学乃是一种由历史当中抽绎出来的人类活动进程,其核心在于“历探自然见象(现象)之深微”“解宇宙之玄纽”[4]。也就是说,所谓“科学”,除了具体知识性的层面,还有指向科学探索精神的“神思”,甚至将科技带来的现实经验、个体审美乃至与之相关的道德伦理因素都统括在内。鲁迅的这些科学观念,显然与他学生时代对前沿科学的强烈关注以及在青龙山煤矿等地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金涛参与编订《鲁迅与自然科学》,以及在此前后与周建人、周海婴等人的种种交往,从多个层面重新唤起了他对于鲁迅“短暂的科学时代”[5]的深切关注。这种关注,实际上为新时期中国科幻在理念、文学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历史追溯,提供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对于金涛本人来说,从幼时对大自然的直觉式热爱,到求学期间的科研经历,再到与历史文化脉络的遥相呼应,此时终于形成了全方位的积淀。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金涛甫一凭借《月光岛》跃上中国科幻创作的舞台,便迅速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在明白显露处,《月光岛》之后,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派”科幻,乃至“科幻现实主义”理念逐渐成形;在幽微深邃处,由鲁迅开启的将“科学”纳入社会人生之内,将其视为现实经验一个组成部分的新科学观念和科幻观念,也逐渐被重新发现。尽管要等到90年代之后,在新一代中国科幻作家手中,科学才真正被视为现实的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借由这一科学观念觉醒并成形的中国科幻文类意识,在此时终于有了较为清晰的方向。

我们应当注意到,在金涛重新开始创作的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科幻本身就酝酿着突破的动力。此前单纯面向少儿、以科普为唯一目的的科普型科幻已经令作家们觉得窒息。同时,对幻想的提倡,对科普任务的质疑,也渐成气候。成问题的是,当科幻作家们摆出了一种“娜拉出走”的姿态之后,新的道路在哪里呢?叶永烈开始尝试“惊险科幻”,童恩正在《人民文学》上要求“宣传一种科学的人生观”[6],但毕竟缺乏能够突破《小灵通漫游未来》式的局限,真正具有社会影响,“站得住”的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郑文光提出的“蝙蝠论”[7],倒是对当时科幻小说尴尬处境的精确描述了。


图1《月光岛》(科学普及出版社,2014年8月)

金涛的《月光岛》在此时发表会逢其适。1980年,该作首先连载于哈尔滨的《科学时代》杂志第1期、第2期,影响还算有限。而后《新华月报》(文摘版)第7期组织了一期专号,将该作与郑文光为《月光岛》写的评论文章《要正视现实——喜读金涛同志的科学幻想小说〈月光岛〉》和中国香港科幻编辑杜渐的《谈中国科学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并列。郑文光在当时虽然还未被抬升为“中国科幻之父”,但毕竟已是国内科幻界的巨擘。他以如此欢欣雀跃的姿态赞扬新人新作,极为罕见。他对《月光岛》不吝褒奖,认为它是“近几年来比较理想的科学的文艺作品”,其中最重要意义在于:“如此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科学幻想小说要不要正视现实?”[8]79

具体来说,郑文光认为这部作品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首先是从深层次实现了“启发人们思维的真实意义”,即其立意已然远远超出了以“什么新奇的器械”作为描写对象的科幻创作。这一思想层面的深刻价值,恰来自金涛对现实问题的较好融入。其次,在情节走向和故事结构方面,作者也并未安排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而是着力书写“为达到这一目标而作出的艰苦斗争,甚至是牺牲”。这同样是对相当一部分“只管写未来如何美好”的科幻作品的超越。最后,在“深刻的教育意义方面”,这部作品具有激起“战斗的热情”的功能[8]79。这与创作文本的立意也形成了密切的呼应。

金涛的创作自然担得起这些判断,在更深层次,它指向的则是这一时期科幻作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一宏大历史叙事的自主体认。童恩正在1980年年初写道:“我深感历史放在我们双肩上的重担的分量。”[9]这恰是一代科幻作家心理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月光岛》应当被视作科幻作家要求书写“共产主义新人”“科学的人生观”等创作观念的进一步深化。小说除了对“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伤痕”做了充分的描写,还将大量的笔墨倾注在了对“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社会现实状况的描述和剖析上:“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现实当中其“遗风”犹存。

这种对现实问题的剖析和把握,固然是当时作者时代冲动的体现,却多少也蕴含着关于科幻文类正当性的深层次焦虑:用科幻来“反映”或者“介入”现实,它的优势和必要性在哪里呢?《月光岛》在这方面做得较为成功。它通过设计主人公利用“生命复原素”起死回生的科幻情节,将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推向当时“伤痕文学”力所不及的更深层次。“梅生虽有起死回生的手段,毕竟不能阻止爱人的‘失踪’”[8]80,这种既凸显科幻文类的特征又具悲剧性的结尾恰是在承受、征服“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伤痛乃至死亡之后发生的。

科幻作家在此处指向的,乃是现实生活当中仍旧存在而科学与爱情都无法跨越的本源性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出现在一时一地,但其症结根源却远远超越于此。金涛在充分阐述“文化大革命”题材之后,借由外星人之口对人类做出了评判:“地球人要进入文明的理想境界,大约需要再经过一百个世纪。根据我们的研究,他们比起宇宙中其他星球的人,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社会公德都差得太远太远。”[10]应当指出,值得关注的并非其中的结论,而是产生结论的批评姿态——这种来自人类文明之外的姿态,恰是独属于科幻文学的特殊观察视角。现实中“文化大革命”的苦难、社会的复杂纠缠,被放到了人类文明的宏大背景之下。由此,读者得以跳脱出个体化、暂时性的人类经验,也打破了较为局限的陈旧审美和意义框架,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对社会历史现实进行把握。在此时,科幻使得科学成为一种独立于“伤痕文学”的话语系统,并能够针对具体现实隐约提供一种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系统。金涛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坦言“我关注人生”[11]。《月光岛》当中对科学的多元运用,正是科幻文学之审美和批判潜力的最佳呈现——事实上,在《月光岛》之后的几年间,以“社会派”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科幻作品当中,通过科幻设定来提供观察、批判现实视角的做法蔚然成风。

有趣的是,在此之后,尽管金涛仍旧将现实视为主要的关注对象,但他几乎不再如郑文光、王晓达、叶永烈等人一样,时常以一种过于热切以致偶尔显得过分直接的姿态介入社会批判当中。他更乐于去书写当科技产品深刻侵入现实之后引发的诸多颇具生活情趣的事件。

“马小哈”系列《魔鞋》《魔帽》《魔盒》等,在金涛后来的作品当中颇为醒目。从其创作方式和作品形态来看,这些以青少年为目标读者群的作品,应当被视作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普型科幻的一次有效改良。如前所述,在80年代初的科幻同道们看来,这种改良本应当是不可能成功的。在“马小哈”系列当中,作者时常以模糊的方式来回避对具体科学知识的解说,这就使得他可以轻松打破此前“老爷爷和小记者”之类的创作套路。而取代这些知识性内容的,则是对科技产品的应用和误用,这就给作家的想象推演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小说主人公因此从科技的发明者、生产者、传播者,转换为产品的应用者、受益者,而其中设想的故事背景,便也迅速从工厂、实验室,扩大到了整个快速发展变化的现实社会。

可以发现,“马小哈”系列实际上已经隐约走上了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的观念更新之路。在这方面做出同样努力的,还有“惊险科幻小说”,如叶永烈的金明系列等。这种理念更新,使得此前独具中国特色的“科普型科幻”能够将科学置入“现实”之内。金涛和叶永烈们的这些尝试,其实是在原本“科学文艺”的发展逻辑之内,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重新抵达了鲁迅所试图倡导的科学和科普观念。尽管这些小说中的故事往往不得不被放置在“未来”,但其最终呈现出的效果,实际上是推动“现实”这个概念在时间尺度上获得了扩展:“未来”正如“历史”一样,乃是“现实”的组成部分,而科学的应用以及这种应用所带来的体验——而非单纯的科学知识——必然在这样的“未来现实”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部分。

当然,正如后来“惊险科幻”逐渐陷入过于市场化和娱乐化的困境一样,这一类作品本就内蕴着消解科幻文类乃至科学话语的危险。当科学成为社会现实,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之后,还如何维持科学本身的权威性,或至少是相对于其他话语体系的优越性?这其实要求科幻作家具备弥合“两种文化”的野心和努力,能够将前述复杂的科学理念融为一体。但在更多的时候,这些理念非常容易被情节本身所遮蔽,或者干脆陷入对粗暴技术逻辑、唯科学主义或者反科学思维的偏狭尊崇当中,科学与人文艺术之间的对立,在此时被进一步加大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金涛通过《除夕之夜》《月光曲》《暴风雪的奇遇》等科幻作品建立起来的一种叙述模式,应当成为今天年轻作者学习、借鉴的对象。这些故事往往以“先进科技消解病痛”作为基本的叙述线索,但其中人物——主要是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又往往以违反正常社会法则作为标志,尽管他们的基本动机是纯粹而善良的。这样的结构使得文本能够较好地吸纳科幻之外的文学资源,其情节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人物的行动、悬念的揭示和剧情的推演,而不至于过于依赖高度“点子化”的科幻设定。由此产生的审美效果,使诸多科幻想象在提供新异感的同时,又不至于塑造过高的文类门槛。

遗憾的是,在中国大陆科幻语境下,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整体科幻文化氛围的不绝如缕,这一类本应能够“出圈”,在科幻迷亚文化群体之外获得较大社会影响和认可度的创作路径并未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发展。这一大众阅读空间首先为来自中国香港,以倪匡的作品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所占据,而后又遭遇到了国外奇幻作品和科幻影视剧的冲击。这些作品同样并不过分强调科幻的设定,而更专注于大众娱乐和审美的基本模式。其中相对优秀的,是在市场化的基础之上,或多或少地附带某些人文思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学习、继承和超越20世纪80年代初,由金涛们开启的本土科幻探索,以此上溯、链接和重新激活其内蕴于中国现代化历程当中的科幻文化传统,便拥有了至为关键的现实意义。对于年轻读者和作者来说,这既是财富,也是责任。

 

作者简介

姜振宇,文学博士,现就职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兼任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中心客座研究员,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业委员会执行理事,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专业评委。

 

参考文献

[1]金涛.我师张景哲[A]//金涛.前尘梦影.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6:35.

[2]郑文光.少年儿童科学读物的创作问题——读“少年儿童知识丛书”后所想到的[J].读书,1956(7):21.

[3]金涛.我始终关注着大地母亲[A]//金涛.万花筒下看未来.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3.

[4]鲁迅.科学史教篇[A]//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

[5]郜元宝.鲁迅六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6]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J].人民文学,1979(6):110.

[7]郑文光.应该精心培育科学文艺这株花[N].光明日报,1978-05-20.

[8]郑文光.要正视现实:喜读金涛同志的科学幻想小说《月光岛》[J].科学时代,1980(2):79-80.

[9]童恩正.新春述怀[N].光明日报,1980-2-18.

[10]金涛.月光岛(续)[J].科学时代,1980(2):77.

[11]杨虚杰.科学是故乡,人文是远方[J].科普研究,200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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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创作》创刊于1979年,是中国创办较早、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综合性科普期刊,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从办刊开始直到1992年更名为《科技与企业》杂志,中间历经14年。 2016年6月,《科技与企业》因变更刊名停刊。同时启动《科普创作》复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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