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志愿填了九所院校的地质地理系

记者：您能谈一谈幼时的成长环境以及阅读情况吗？

金涛：我出身寒门，读书的条件比较艰苦，童年时没有太多的书可以读，读中学时才看了些杂书。苏联别莱利曼的《趣味天文学》对我影响比较大，开阔了我的视野，由星空到地球，引起我对世界的无限向往。我喜欢独自跑到长江边的山丘上，眺望大江东去，想象江水会流到何方。我读的中学是个教会学校，当时叫同文中学，后来改名为九江二中。学校的教学设施较为完善，西式建筑、图书馆、运动场等都有。校风也很好，教师水平比较高。那会儿看点杂书，但和科幻完全没有关系。当时的学生除了上课，课余时间就是去图书馆和运动场。我喜欢运动——足球、篮球、排球、田径等，我还曾和同学们一起徒步登庐山。喜欢体育锻炼为我后来的地质探险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记者：高三填报志愿时，您报了九个学校的地质地理系，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金涛：主要是对地球科学有兴趣，我从招生简章上得知，这个专业的课程非常广泛，各个领域都有涉及，较为符合我的兴趣。我当时成绩较好，高考几乎没有什么压力。听班主任老师讲，学校打算把我保送北航，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我不喜欢搞机械。全国综合性大学有地质地理系的不多，于是，北大、南大、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等院校的地质地理系，再加上几所师院的地理系，我全报了。现在看来，我当年报考大学，填志愿，也颇有一点科幻色彩，是一个天真的无知少年对于未来朦胧的梦（当时才17岁）。我生在一个小地方，对远方，对探险，有一种隐隐的期待和向往，就是想到全世界去跑。大学毕业后，若无时代的影响，我肯定会搞这一行，任何事情都动摇不了我。

记者：您在北大求学六年，对您以后的发展，尤其为科普科幻创作打下了怎样的基础？

金涛：从好的地方说，学了一点地质地理专业的知识，有的专业课程的基础比较扎实，但是野外独立工作的能力还差得远。对地球科学工作者而言，重要的能力是野外考察，纸上谈兵是不行的。不必讳言的是，当年频繁的政治运动，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我当时对南极和北极有极大的兴趣，当时国内已经报道了苏联对北极的探险活动，特别是在北冰洋建立浮冰站的事。北冰洋有很多浮冰，苏联科学家把科学考察站建到浮冰上，随海流漂移，记录沿途的气象、生物、洋流情况等。我对此很感兴趣，这属于地理专业范畴。为此我还专门跑到王府井外文书店，买了俄文版的南北极地图，研究那里的冰情，到图书馆查找南北极的资料，由此埋下了我的极地梦。

我的导师张景哲教授，毕业于西南联大，是马里兰大学地理系博士，主攻世界地理，1957年从美国冲破阻力回国，在北大任教。大学期间有三个夏天我都参加了鄂尔多斯地区的考察，在张景哲教授的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定为研究鄂尔多斯气候变化。张先生认为，各地自然特征的差别，关键是气候，抓住几个气候指标，对各地的自然情况就基本掌握了。我的论文答辩得了满分。除了课程，北大还有很多高水准的讲座吸引着我们，印象很深的有冰川学家施雅风关于祁连山的冰川分布及其利用的讲座、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关于太阳能利用和农业产量关系的讲座、侯仁之院士关于北京的起源与演变的讲座等。这些讲座，还有很多燕园故事，都极大地拓展了我的眼界，也深深地震撼着我这个北大学子的心。

值得一提的，我后来毕业即改行，没有机会从事我钟爱的地质地理工作。我从事科普、科幻小说以及其他科学文艺的创作，骨子里仍然受着专业训练的制约，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科普作家的创作大体上是与他的学识、专业密不可分的。它们是渗透于血液中的知识基因，你只要看一眼我的作品的题目或书名，就大体明白了。这恰恰与纯文学作家不尽相同。

也是在大学期间，我开始了文学创作。根据学校的安排，我和同学郑平合作创作了一个小歌剧《骆驼山》，写的是地质系师生为大炼钢铁上山找矿的故事。后来又写了一个话剧本子，内容是在大西北利用冰川融水发展农业的故事，叫《冰川春水》，两个戏都正式演出过。《北大青年》杂志曾连续两期登了话剧剧本。后来我还正式发表过几篇幼稚之作，有童话、游记之类。不过，当时并没有刻意阅读科普、科幻类作品，看的基本上都是文学与戏剧作品。也许是临时抱佛脚的需要吧，我硬着头皮去啃戏剧，花了不少工夫看老戏剧家的作品。戏剧和小说是不一样的，戏里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完全靠语言塑造，以对话表现人物性格，推动剧情发展。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后来写科幻小说，我比较重视人物的对话，注重语言的个性化和口语化，大概与此有关。

多面手：媒体人、研究者与科普作家

记者：您能谈谈在《光明日报》做记者的相关情况吗？

金涛：我大学毕业后因“组织决定”被分配到中央党校任教，两年后还是“组织决定”调入光明日报社，从1965年一直干到1991年。刚到光明日报社时，人事部门通知我到文艺部，具体负责戏剧报道。那时《光明日报》文艺部编辑分工很细，有搞小说的、诗歌的、散文的，还有搞戏曲的、电影的、美术的等，还有同志专编副刊（《东风》副刊），各管一摊。一次，领导通知我到王府井文联大楼开会，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主持，说马上开展全国戏剧会演，《光明日报》要重点报道，每出戏都要发评论文章（后来是不定期出戏剧专版）。回报社后我向领导汇报，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这是我参加新闻工作干的第一件事，真是赶着鸭子上架。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新闻，不懂全国种类繁多的地方戏，只能硬着头皮去闯，边干边学。我那时天天晚上看戏，有时一天看两场，这样“摔打”了差不多一年，总算完成了任务，也熟悉了戏剧界的许多评论家。

虽然从事新闻工作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时间不短，但却赶上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虚度年华，多年无所作为。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我才多少做了几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报道，非常惭愧，勉强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村生产责任制和“傻子瓜子”的报道。1982年11月，我在《光明日报》分6次刊出长篇通讯《安徽滁县地区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纪实》，接着于12月20日刊出《“傻子”和他的瓜子》。这些报道涉及农村和城市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傻子”和他的瓜子》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关于城市要不要发展私营企业，当时党内争论得非常激烈。及至邓小平同志多次发表讲话，才平息了由此引发的歧见。作为一名记者，参与见证了关系重大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和“傻子瓜子”事件，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是我深感荣幸的。

第二，参与全国科学大会的新闻报道，为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呐喊。大会期间及以后，我发表了关于复旦大学物理学家谢希德的长篇报告文学，以及理论化学家唐敖庆、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专访，反应比较好。

第三，以《光明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南极洲参加中国首次南极建站及科学考察，圆满完成报道任务，并获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授予的二等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奖。

第四，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在中国的科幻小说面临困境之际，《光明日报》以多种方式力挺科幻小说。我当时在《光明日报》编一个“科学副刊”，1980年2月18日以整版报道了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肖建亨四位科幻作家。《光明日报》当时是支持科幻的，经总编杨西光提议，《光明日报》破例连载了美国科幻作家詹姆斯·布利什的《盒子》，一部描写纽约被污染的大气形成的盒子罩住，引起社会混乱和恐慌的科幻小说。据我所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大报第一次连载西方的科幻小说，其传递的信息是耐人寻味的。

记者：您后来专门采写严济慈先生，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金涛：采访严老稍晚一点，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严老为副委员长，这年严老83岁，我到他家里（东城区后椅子胡同）采访，这是我第一次见严老，此后又多次采访。我事先拟定好提纲，以对谈方式，严老缕述他的家庭、求学经历、留学经历及归国后的作为和遭际，附带述及一些知名人物，处处可以作为时代脚注。访谈录于1991年写成，1995年经严老过目后发表，严老阅后致函：“所述全系平庸事实，一经大笔描写，读者不忍释手。将来略加补充，作为我的传记，更是美好幸福。”当年严老的子孙中共有十个博士，被周谷城先生誉为“小科学院”。《世纪老人的话——严济慈卷》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7月出版。书出来后，他们家买了100本，说是每个子孙人手一册。

记者：您在20世纪80年代曾和孟庆枢老师合著了一本《鲁迅和自然科学》，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金涛：“文化大革命”中首都新闻界的状况和其他单位一样，一言难尽。1972年我有幸被选中，下放到五七干校。《光明日报》的干校位于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的平原（邢台地震中心地带），与河北省劳改农场为邻。管理我们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宣队，学员全部是报社的职工，有老干部，有编辑、记者，也有老工人。记得离开北京时，军代表——一位白白胖胖的师政委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当众宣布：“你们这号人——要世世代代走五七道路！”我这个人真是没出息，在大田班干活，每天累得半死，下了工，别人下棋打扑克，我却捧着鲁迅的单行本啃了起来。不仅如此，我还和远在长春的老友孟庆枢[当时他是吉林师范大学（现在的东北师范大学）的教员]“密谋”，编一本《鲁迅和自然科学》，于是俩人书信一来一往，卡片积累了很厚一摞。书中涉及古文译为现代语的部分，承蒙吉林师大蒋锡金教授指谬，感激不尽。当初真没有想过出书，只不过是打发时光的消遣吧，不料“四人帮”被粉碎后，这本书稿被天津科技出版社的林基植编辑相中，于1979年正式出版。这也是一件难忘的事。

另外，我在干校的经历，促使我后来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断层》，它发表在1987年《当代》增刊8（长、中篇小说专号，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生是很奇妙的，冥冥之中，我和鲁迅之间可能是有点缘分。

除了编《鲁迅和自然科学》，还有一次（约在1975年11月底）我去天津参加一个古天文学会议，在旅馆里无意中碰上了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初次见面，一见如故，晤谈甚欢。当时海婴告诉我，1975年10月28日，他给毛主席上书建议加强对鲁迅作品的研究，三天后毛主席亲自批示“立即执行”，之后便设立了鲁迅研究室。他问我愿不愿意去。当时，我不想待在“四人帮”控制下令人窒息的报社，于是就跟海婴说：“去！你给我报上！”不久，经毛主席圈阅的调令下来了，所有组织都开了绿灯，我便被借调到鲁迅研究室，成为研究室的一员。鲁迅研究室的主任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教授，这也是很科幻的事。在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我参与编辑《鲁迅研究资料》，有幸访谈了当年和鲁迅很熟的人，如茅盾、杨霁云、曹靖华、萧军等前辈，就这样在鲁迅研究室待了一年。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我再也无法平静地在书斋里做学问了，于是我又回到了光明日报社。

再谈《月光岛》

记者：“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您开始从事科普、科幻创作，能说说创作《月光岛》的情况吗？

金涛：1978年初冬，中国海洋学会科普委员会在厦门鼓浪屿召开了一次会议。“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很多老朋友在会上相聚见面，不可避免地谈到“文化大革命”时很悲惨的一些事情。鼓浪屿有个景点叫月光岩，我当时闻事触景，想把听到的故事写成个东西，跟郑文光商量，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幻作家，鼓励我写成科幻小说。那是我第一次写科幻小说，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总共5万字。写成后在黑龙江《科学时代》（主编刘沙，科幻文学热心的支持者）1980年第1期、第2期分两期连载。不料全国发行的《新华月报（文摘版）》决定在1980年第7期转载这部小说，因篇幅过长，故让我做些删节，据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华月报（文摘版）》首次刊发科幻小说。

这部小说后来被四川歌舞团的钟霞、国政同志改编成了歌剧，并给我寄来歌剧本子。他们后来有没有演出，我不得而知，但很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科幻小说被改编成歌剧，说明它还是很受人喜欢的。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2月19日，我收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来函，说《月光岛》“情节丰富曲折，科学构思奇特，其创意时至今日仍颇为新颖”。他们决定把《月光岛》收入该社的《绘图科幻精品丛书》，于1998年10月出版，印数1万册。这是这部小说初版17年后再次出单行本。2009年全国发行量最大的科幻刊物《科幻世界》创刊30周年（1979—2009）特别纪念活动中，《月光岛》被评为“中国科幻三十年九大经典短篇”之一，全文被收入《科幻世界》30周年特别纪念增刊。

记者：评论界有人将《月光岛》归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您怎样看？

金涛：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过这类评论文章。说点题外之话，我对“伤痕文学”的提法，有点不同的看法：这个提法看似肯定，实际上是贬低了这一类文学作品。今天回过头来看，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对人民，包括对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的伤害，能说是简单的“伤痕”吗？《月光岛》微不足道，只是反映现实问题的一朵小浪花罢了。

记者：您的科幻作品的特点和同时代其他科幻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金涛：我比较关注社会、科技发展对人类的影响，不完全是虚无缥缈的畅想。尽管科幻可以充分想象，可以超越时空，时间上写多少年以后，空间上可以跨越到银河系之外，然而它仍然植根于大地，所以不管是给成年人看还是给少年儿童看，还是应该和现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作品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并对其有所启发。

记者：为什么后来开始给孩子们写科幻童话了？

金涛：社会需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新蕾出版社等出版社，以及《儿童时代》《智慧树》等期刊在20世纪8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都需要科幻作品。给孩子们写作我也比较自觉，和其他作者都差不多，最多写写科技新成果、机器人、环境污染、核污染等。

记者：您在80年代曾和王逢振老师一起编选了国外科幻作品，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金涛：当时想的是要繁荣国内创作，需要借鉴国外的东西。我们封闭太久，对国外的情况太不了解，大家有如饥似渴的需求。王逢振正好去美国当访问学者，希望能把美国的作品引入国内。当时我和他并不认识，但看过他写的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科幻小说，便去找他联络译选事宜，并向他约稿，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论西方科幻小说》的文章。之后我联系了海洋出版社洽谈国外科幻的出版，后来又请孟庆枢教授加入，他会俄文和日文。我们当时希望尽绵薄之力，把欧美日俄优秀的科幻小说介绍进来。

我还受海洋出版社孙少柏社长和李夫珍资深编辑的委托，请上海的饶忠华把我国百年来的科幻小说编成一本书，他动员了很多科幻爱好者，搜罗了清末百年来各个杂志发表的中国科幻小说，最后缩编成册。这是饶忠华对中国科幻事业的重大贡献，他后半生一直在搞这个工作。

记者：您能否对自己的科幻事业进行一下总结？

金涛：主要是尽自己微薄之力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自己创作；二是比较重视扶植科幻。我在科学普及出版社多年，主要利用我在出版社的资源，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崛起组织活动，把全国科幻作家尽量团结起来。像当时出版潘家铮院士的科幻作品就花了很大力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王洪涛听了我的建议，将潘家铮院士所有的科幻作品出版，四大本，得了全国最高奖。潘家铮是两院院士，同时又创作科幻，树立这样一个形象，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参加南极科考

记者：您曾两次随队赴南极，第一次科考在非常恶劣的气候和工作条件下，发稿40余篇，并创作了《暴风雪的夏天——南极考察散记》，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金涛：1984年，我奉光明日报社派遣，参加中国南极考察队，随队采访。本来我不可能去南极，我听说很多新闻单位派人去南极了，从本心来说，这是我读大学时就想去的地方，我当然愿意去了。当时我已经40多岁了，觉得机会难得，也曾建议年轻的记者去报名，但他们似乎没有兴趣。这种情况下我就去报名了。去南极要签生死合同，死了只能海葬，有人一听，就发怵了。

到南极采访前，我做了充分的资料准备，对南极有了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在南极期间，我利用一切机会进行采访，多跑、多看、多听、多想。在南极的半年，我见证并体验了中国人建成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的艰辛和自豪，领略了冰天雪地的寒冷和暴风雪的肆虐，近距离地观察那里的企鹅、海豹、南极毛海狮以及众多的禽鸟，而且亲眼看见科学家在波浪中、在冰原上探索南极奥秘的喜悦。

记者：您能说一下当时在南极科考期间写作的情况吗？

金涛：在南极期间，我每天都做很详细的日记。在船上，在陆地的帐篷里，我都可以写稿，除非是遇到大风浪或暴风雪。当时最困难的，不是写稿，而是发稿。怎么才能将稿件传到祖国？刚到阿根廷火地岛时，到邮局去发稿，他们说没有这个业务（当时火地岛与北京没有国际长途电话业务），很难找到发稿的地方。

后来发稿，全部依赖船上的电信设备，中国和南极每天通信联系的时间很短，船员通知我可以联系北京了，我就赶快给报社发稿。当时没有手机，也没有电子邮箱，打国际长途必须租美国的通信卫星，很贵的。幸亏我和船上的收报员关系很好，他们往往会第一时间通知我和北京通话，使我能及时地将稿件发回北京的报社。我很感谢他们！

一点建议

记者：您是学理工科的，但是把科学和人文嫁接得很好，您怎样看科学和文学的关系？

金涛：不管是学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都应该了解对方，不能把壁垒搞得那么分明，否则就是有缺陷的。科学家对人文科学不了解是很大的缺陷。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环境，人文环境对科学发展，特别是对科学发展的深度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向对方学习很重要，不能觉得学自然科学就比学人文科学的高级，人文学科背景的传播者也要了解所传播的东西，不然大家没有共同语言。像卞毓麟先生，他的《追星》等作品就能把天文学和历史、文学、宗教、艺术很好地融合起来，大家觉得写得很好，有启发。原因不在于他在天文学方面的创造，而在于他能把社会、历史、宗教这些人文科学的要素与天文学融会贯通。这也是科普需要注意的问题，搞科学技术的人缺乏对人文科学的了解，往往讲得连自己都不懂。如果老用干巴巴的专业语言解释，那不叫科普。要使大家都懂，需要花点工夫，所以就这点来讲，历史知识、民俗知识、文学知识对科普工作者都很重要。

记者：您能否对当前的科普科幻创作提点建议？

金涛：我现在是社会边缘的人，的确是走在人生边上。对于科普创作来说，不了解情况，不敢妄议。有几点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仅供参考。一是我觉得现在科普作家的构成，需要进一步多元化；二是要站在国计民生的立场，多关注应用科学，对年轻一代也要加强应用科学的普及；三是少搞花架子，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做一些切切实实的工作。

 

采访者

姚利芬，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普、科幻创作。

颜实，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编审。主要研究领域为科普出版、科普创作与科技传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