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探幽有如步入一座绵延不绝的连环溶洞，每个洞都各具特色，精妙绝伦，引人入胜。比邻之洞又自有一孔相接，每当穿越隘口，霞光乍现，满目惊异——石笋林立，钟乳倒悬，晶花剔透，琳琅满目，自是别有洞天。每个洞厅都十分耐看，有如章回小说之独立一章，既别开生面，珠圆玉润，又与全书浑然一体，一脉相通。闲暇游子，被探究之心牵引，偶入洞中览胜。驻足一一品味，环顾上下左右，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若有心将此探访记成“游记”，必定一“洞”一“珠”，异彩纷呈，颗颗各异。借来织女纺车，将无边“思絮”纺成一缕“思线”，用以穿珠。“珠”虽散乱，凭借文思不断，一路串之，倒也相得益彰。串珠虽易，唯其穿缀之时，切记顺序不可打乱。思路一乱，穿线空悬，必成散珠一盘矣。

古老中国自有两大“学业”最为得天独厚：一是“考古”，另一是“诗词”。

中国堪称世界上最名副其实的“考古大国”：地域幅员辽阔，历史源远流长，更有华夏文化“多重起源”与文化类型“多元并存”之特点，故在“考古”方面极少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地家底丰厚——

原始人类有：元谋人、禄丰古猿、北京原人、蓝田人……

新石器时代有：裴李岗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包括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二里头文化、屈家岭文化、古蜀文化……

此外还有玉石文化、青铜文化、彩陶文化，16万片殷墟甲骨文，65件套的曾侯乙编钟，临潼始皇陵兵马俑，以及各朝各代的大型陵墓……

更有遍及全国的诸多石窟艺术，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大足石窟、炳灵寺石窟、新疆克孜尔石窟、徐州云龙山石窟、南京栖霞寺千佛岩石窟……每一石窟都是一座蕴含丰富的文化宝藏，历经几代人薪尽火传地纵深发掘，皓首穷经地综合研究竟然都不可穷尽。

如此绵延几千年的层叠累积，又有哪国能够拥有如此厚重的文化遗产。而且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早在北宋时期考古学就已萌生，尤其是研究古铜器铭文与石刻文字的“金石学”早已诞生。在宋徽宗时代官府收藏的青铜器就已达六千多件。北宋元祜七年（1092年），金石家吕大临撰写了《考古图》一书，王黼等人编纂了《宣和博古图》共三十卷。相比之下，美利坚合众国建国才241年（相当于我国乾隆时期），这使得美国考古学家要想进行一点纯属“美国文化考古”就显得十分艰难，一锹挖下去，若不小心挖深了点，就会“穿透”美国，变成“印第安文化”考古了。而我们这个泱泱考古大国蕴藏竟是如此广博渊深，光是西安一隅就有始皇陵、乾陵等众多皇陵与大型古文化遗址还全都原封未动，暂未列入开挖计划。

在诗词方面，古代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最繁盛的“诗词帝国”，悠悠古代先人持续几千年的踏歌而行，接踵而来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哪一座不是让人高山仰止的巍峨高峰。环顾世界，又有哪一个国家连续几十个世纪地从帝王到文人，直至渔樵田汉裙钗布衣，举国上下一起吟诗、填词、唱曲？古今中外，唯我中华，再无右者！只是近代国人才“弃曲留词”，摈弃了历朝历代的吟唱传统（那宋词本是当时的“歌曲”，如《念奴娇》、《满江红》……每个词牌都有现成的曲调与之相配，你只需按格式平仄往里填词就是了），真可谓是“买珠还椟”，丢弃了曲调的“外壳”，只剩下充填其内的文字“读词”了。

可叹此生已无缘从事掘坟挖墓的田野考古；更无余力全面赏读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诗词歌赋”，只不过是平日里对“诗词”“考古”饶有兴味，休闲之时关注有加而已。近日恰逢中秋月圆，饮月桂花美酒，品读《中国历代咏月诗词全集》，月华入心，酒入诗肠，“脑洞大开”，居然在“把酒品诗”之际浅尝了点“考古”乐趣。双重“门外”之人，不揣冒昧，班门弄斧，恳请方家教正。

李白咏月名篇《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对这首诗中的“床”字，在古代诗词考据中通常可有五种解释：除了传统上认为是“睡床”外，有的学者认为是“井台”，又有专家说是“井栏”（又叫“银床”、“井床”），更有文字学家认为是“窗”的通假字。独有收藏家马先生认为此“床”应该是指“胡床”。胡床亦称“交椅”、“交床”、“交杌”、“麻床”或是类似于“马扎”之类的折叠板凳。此观点一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若从几首“咏月”诗词中略作对比，即可明了马先生这一见解的正确性。

如若读过杨万里的五绝《问月》就可初步对此心中自明：“月色幸自好，元无半点云。移床来一看，云月两昏昏”。因为月色好，把“床”搬出来赏月，想来绝不会是一张沉重的“睡床”，此“床”定非“胡床”莫属（当然，若是指院中“井床”、“井台”就更无需“移床”了。顺便问一句，诚斋这首诗中，“移床”前明明是朗夜空中“元无半点云”，怎么“移床”后又“云月两昏昏”了呢。八百多年过去，可有谁对此释疑过吗）。看来杨万里似乎有搬胡床到屋外的习惯。冬天天冷他也会把胡床搬到外面晒太阳取暖。他在《火阁午睡起负暄》诗中写到：“觉来一阵寒无奈，自掇胡床负太阳”，“移床负暄”干脆就指明是“胡床”了。

再看元好问的《读书山月夕》：“久旱雨亦好，既雨晴亦佳。胡床对明月，树影含清华。墙东有洿池，欹枕听蛙鸣”。这里已然明白无误地讲明是“胡床”（而不是“睡床”）对明月！

此三首诗词互相关联，相互印证，综合为一，都共同指向了最终答案。看来这桩公案终可了断：李白诗“床前明月光”的“床”确是“胡床”无疑。

“胡”床之称谓，概因它是从西域胡人那里传来（如同胡瓜、胡豆、胡椒、胡桃、胡琴之称谓）。若进一步追问，这胡床究竟是西域胡人自己独自创造出来的，还是又从其它地方辗转传来？前几日闲翻一本印刷精美的小图册《古埃及探秘》，无意中发现第113页图2-23有一幅乌木扶手交椅图像，印象中它与我国古代家具图谱中的交椅很是相像。急从书橱中取出《中国历代家具图谱大全》，看到北齐与南宋的两张胡床与那把古埃及交椅果然十分相像，尤其是南宋那把胡床样式简直就跟它一模一样。古埃及这把乌木折叠交椅雕花嵌宝，做工极其华贵，乃是古埃及第18王朝年轻法老图坦卡蒙的座椅。图坦卡蒙逝世于公元前约1338年，而北齐末年乃是公元后的577年，两者年代相隔1915年左右。从图坦卡蒙这张床来看，完全有确凿的理由推断：西域胡床应该是从古埃及传过去的。

按照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走向，无论是陆上的三条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没有直通埃及的。显然应该还存在一条由古埃及通往古代西域再延伸到中国内地的通道。胡床想必就是通过这条通道首先传到西域，然后再传到中原的。这条通道即使再不畅通，历经近两千年的文化渗透，传过来一把椅子该是不难。

古代中国与古埃及既然有此通途，两大文明古国数千年来往，彼此交流的应该远不只是把椅子。

根据文字学家的研究，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半坡人”与古代“腓尼基人”（居于现在的黎巴嫩地区，当时政治上受埃及控制）之间还可能有“字母·符号”的传递。德高望重的“文字学”泰斗饶宗颐先生在《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专著里讲述到他的惊人发现——对比西安“半坡系陶符”与“腓尼基字母”，两者竟然有20个符号完全相同。他在书中表8-2中列出了这些字母与陶符的对比图表，任何人看到这张“字母—陶符”对照表都会把两者视为同一。腓尼基字母总共只有22个竟然有20个（占91%）与半坡陶符文化重合，这显然不是巧合（22个腓尼基字母恰好相当于中国“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数目之和。若把“干支”变换为符号化字母，中国原本也可以产生拼音文字。而且从汉字之初的甲骨文中就有“六十干支表”，其“六十”甲子又恰与巴比伦“六十进位制”相合。巧合之中似乎总是内含玄妙，令人神往）。要知道，腓尼基字母几乎是所有字母文字的鼻祖，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希腊字母、拉丁字母等都可以追朔到腓尼基字母。若是饶宗颐先生这个论点最终能够得到证实，那么半坡陶符的文化意义就非同小可了。半坡文化属仰韶文化类型，距今6700年。腓尼基字母成型于公元前1200年，比半坡文化晚三千多年。古代中国的彩陶文化十分发达，早已声名远播（如秦安大地湾文化彩陶、马家窑彩陶等），经历漫长的三千年，渗透过去一些精美陶器（附带传过去一些陶符），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美国著名作家房龙在《奇迹与人》书中有一段话或可为此作为佐证。据房龙考证：“是中国人首先构想出了用窑烧制陶器的主意。这种新的方法通过巴比伦人（四千年前巴比伦人起到了亚洲和欧洲的中介作用）的介绍，很快传遍西方。希腊人和罗马人成为陶工专家……”。既然中国史前的制陶技术已经传到古巴比伦，也就离腓尼基不远了，半坡如此发达的陶窑技术想必也在传布之中。为此，饶宗颐先生强调说：“半坡系陶符最富有国际意义，其重要性在于提供与字母同型的原始可靠的考古学资料”。原始陶符文化能够完整地从中原传到腓尼基，这远比从古埃及传过来一张胡床交椅更具重大意义。

饶宗颐先生发现“半坡系陶符”与“腓尼基字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咋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但若仔细审读全书，就会觉得他的这一发现过程还是体现了研究者所应有的客观态度。首先，他不是从几百上千陶符中，选择性地挑选出20个与22个腓尼基字母来比较。因为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挖掘出的半坡陶符总共也只有22种，113件实物（一般1件器物只有1个刻符），故没有理由怀疑研究者在陶符选择上存在着人为的主观任意性；其次，他是从诸多古文化遗址中，对各种不同类型陶符做出比较之后才筛选出了“半坡系陶符”。在这本专著中他考察过二里头遗址陶器刻符，青海柳湾马厂型陶纹，大溪文化陶符，威宁中水陶符，福州浮村遗址陶纹，蚌埠双墩遗址陶符……它们均与腓尼基字母相去甚远，唯有半坡遗址的陶符才与腓尼基字母存在着高度的可比性。而且，与饶宗颐不谋而合的是，也有一些研究者在他们的专著中提及了类似的发现——“半坡陶符还与现在的英文字母极其相似”（如“K”、“T”、“X”、“Y”等）。

目前对这些陶符的性质，不同专家学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也有的干脆就认定它们已是文字。但退一步说，把这些陶符看作是“中国早期文字的前身”应该没有疑义。

“石器时代”之后还应该有一个“陶泥文化”时期。

“陶泥文化”时期与“石器时代”文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有系统文字的出现！文字学家认为：“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步入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陶泥”充分利用“泥”的天然属性——遇水则“软”，具有可塑性；遇风则“干”，具有成形的结合性；遇火则“硬”，具有定型的坚实性。“陶器”集古印度哲学“地水火风”四大元素于一身（古希腊“四素说”则为“土气水火”），实乃人类文明开天辟地之“圣物”也。

除了半坡、陶寺遗址的“陶符·文字”之外，人类历史上首先利用文字创造出灿烂“陶泥文化”的是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人。两河流域木材稀少（连石头也少见），却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冲积泥土（且土质好粘性大），而且沼泽地带还盛产芦苇。古巴比伦人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用芦苇杆作笔在软的泥板上刻印楔形字，然后用火烘烤“泥板”使之定型，得以永久保存。

古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应该说是保存在“陶泥板”上（而不是历来称其为“泥板”）才更加符合实际。它只是在“书写”阶段才暂时算是“泥板”，而经火烤过后的成品已经是“陶质泥板”了（就像“烧饼”只能在出炉之后才能称之为“烧饼”，未放进炉膛之前它只是个软软的扁圆形饼坯。“烧饼”，不“烧”岂能成“饼”）。若真是“泥板”，遇水则瘫软，遇压成齑粉，焉能几千年地保存如此高度发达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巴比伦人与古代中国先民之间虽然天各一方，却存在着“泥”与“火”的共同联系——古代中国人的“陶”是彻底烧透了的“泥”；古巴比伦人的“泥板”则是没有烧透的“陶”！它们都与远古文字有着天然的“陶泥文化”渊源。

古巴比伦人所书写的“楔形字陶板”实乃人类原始文明之瑰宝。这可是一种极度发达的早期文化：1849年一位英国业余考古学家莱尔德在古巴比伦遗址发现了一座图书馆，他当时发掘出三万“册”楔形文字陶泥板书。这座图书馆可谓馆藏门类齐全，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全部学识（并且已懂得对图书进行分类与编目）。其内容包括：哲学、数学、语言学、医学、文学以及占星学等各类著作。该馆还藏有一部堪称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它写在12块陶泥板上，总共3500行）。这些出土的“楔形字陶泥板”中甚至还记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乌尔纳姆法典”。此外，巴比伦人还建造了人类第一座学校（马里的“陶泥板书屋”）；数学上使用了10进位制、60进位制，创立了人类早期最辉煌的数学；并建立了天文学和历法等。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在“陶屋”里长大的。有人说：欧洲人用石头造房子，日本人用木头造房子，而我们中国人呢？应该说是用“陶”来造房子。我们从古到今历来都在用泥坯烧制陶砖陶瓦，祖祖辈辈就生活在用这些砖瓦所垒砌的“陶屋”里，代代相承，生生不息。考古学业已证明，我国先有瓦而后有砖。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有建筑用瓦出现，砖的出现要稍晚一些，到战国时期，都城大兴土木促使陶制砖瓦的大量烧制。

“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真了不起，居然还用“陶”成就了两大“世界奇迹”，一个是用巨大的“陶块”码了一条业已进入世界新七大奇迹的“万里长城”，另一为业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秦始皇真可堪称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陶艺伟人！

用“陶”做出伟大贡献的还有宋代毕升。他发明的“陶活字”，标志着活字印刷术的诞生。这一发明比德国谷滕堡活字印书早了400年。这又是中国人首创的一项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陶”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人工材质”。就天然材质的使用而言，不仅石器时代的原始先民可以利用天然的石头制作石刀石斧，一些高级灵长类动物也可以利用天然材质改制为工具用以觅取食物（如非洲黑猩猩能折取细枝捋去树叶，插入蚁穴“钓”白蚁吃，或伸入树洞蜂窝中沾取蜜汁吸吮）。由此可见，唯有创制出“人工材质”才是人类与动物的最后揖别。

黏土经过“高温化学反应”烧结成“陶”就已不再是“天然材质”了。人类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能够变革自然物质，创造出人工材质。大自然的天然材质毕竟品种有限，仅凭着几块石头，几根木头，几张兽皮等天然材质，人类绝无可能构筑起今天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唯有变革自然材质，创造出数不胜数不同物性的人工材质（如金属材料，半导体材料，尼龙、塑料等高分子材料等），人们才会以其为“主材”制造出一大批人工制品，从而日臻完善地打造出我们赖以生存的人工世界。

“陶器的产生是农耕文明的必然产物”（见《世界陶瓷艺术史》）：由于陶器易碎，那些从事采猎游动生活的先民们不可能携带大件陶器到处迁徙。只有当人们过上定居的农耕畜牧生活才有可能大量烧制陶器。全世界大多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都有陶器出土，而且又几乎都经历了土陶、彩陶、磨光黑陶-红陶、釉陶等发展阶段。可见，整个人类都经历过一个“陶泥文化”时期。

“人工材质”只是文明“三要素”之一。人类文明是靠着“三足鼎立”支撑起来的，这“三足”就是：材料、能量、信息这三大要素。其中任何一足的进步都会引发一次人类文明的飞升，人类文明就是这样靠着这此起彼伏的“三足”轮番迈进，从而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人类的第一“材料”是石块、木杆等，第一“能量”是用火，第一“信息”是语言。此后的人工“材料”是陶、青铜、钢铁、化学制品、机械制品、半导体、核材料、芯片……人工“能量”是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可燃冰）、电能、太阳能、风能、核能……人工“信息”则是文字、印刷品、电磁信息（电报、电话、电影、电视）、互联网……这三个文明要素，彼此之间又可形成特定的两两结合或三者结合，每一次结合都会是一项造福人类的重要的发明：如“石油”+“机械”可有汽车、飞机；“电能”+“芯片”可有计算机、智能手机……物理学证明三点支撑最为稳当，同样，人类文明就是靠着这三大支撑才得以稳定地不断发展。

不知为什么，中国文字的产生总是滞后于其发达的原始文明？我国很多古文化遗址（如“广汉三星堆”，半坡遗址等），虽说当时的文明已然十分发达，但就是没有产生出完备的文字。

几年前曾专程来到半坡遗址参观。当进入这座“华夏第一村”故址时，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一母系社会“原始共产制”的温馨与原始文明的高度发达。据考古学家考证，当时的半坡村人口当在400—600人之间，但却拥有6座陶窑。这些“村办作坊”生产出各式各样器型的碗、钵、盘、壶、瓶、罐、瓮、甑等多达四五十种。他们已经知道利用矿物作为永不褪色的着色剂（如红色用赤铁矿，黑色使用铁錳矿石），这使得他们的彩陶艺术达到了史前制陶业的顶峰。尤其让人惊叹的是，半坡人还发明了双层陶甑（它中间有小孔，可用来蒸煮食物），这可是人类第一次利用蒸汽能量的实物证据（六千年后方有瓦特再次利用蒸汽作为动力）。“半坡村”的“木骨泥墙”式房屋开启了我国传统建筑“墙倒屋不倒”的木构框架体系之先河。半坡人的制造工艺也非常精湛（精美的骨制鱼钩居然带有“倒刺”，更有那些粗细不足1毫米的骨制缝衣针，其针眼大小竟然只有0.4毫米，在金属尚未出现的时代真不知他们是怎样钻出这么细小针孔的）；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很高，不仅彩陶绘制的鱼纹图案（尤其是哪只口径45厘米的“人面鱼纹彩陶盆”）精美得令人叹为观止。半坡遗址还出人意外地出土了两个陶埙，经音乐专家测音，发现6000多年前的陶埙“音程”与现代的音程颇为相近。

历数上述诸多“家珍”之后，最让人引为憾事的就是——如此高度发达的史前社会怎么就没能孕育出成熟文字呢。就半坡陶器而言，若从字划形态上观察，这些抽象陶符虽然还看不出象形文字的雏形，但在书写笔顺上却已具备了汉字书写的用笔特征，如“横写”从左到右，“竖写”从上到下，“写撇”从右上到左下，“写捺”从左上到右下……构成汉字单一笔画（点、横、竖、撇、捺、提）的六种要素已有四种列入其中了。显然，这些尚未成熟的半坡字符已经表明——“真正的文字”已处于呼之欲出阶段。

相比于半坡遗址，年代略晚的还有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测定为公元前4300—公元前3900年，属龙山文化），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块陶器扁壶残片，其上发现有用红笔写的两个陶符，现已公认它是形同甲骨文中的“文”字（查《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第208页确实有一个编号0660的“文”字与它几乎完全一样。相比之下，20个半坡陶符只不过是些笔划简单的符号，其构型并未达到像“文”字这样的有序字型），因此这个“文”字被认为是比殷墟甲骨文更早了七八百年的初始“文字”（陶寺遗址从1978年开掘，直到今天仍在继续挖掘中）。学界一致认为“甲骨文是一种已经定型了的成熟文字系统，在此之前应该还有一些比它更早期的，未成系统的文字”。陶寺遗址出土的“文字”或许就应该属于这种更为早期的文字。这一“陶字”的发现虽然很有价值，但可惜仅此一例。考据学最怕“孤证”。

“方块字形”较其他种文字形态更为繁复，也更加难以拼缀成形，这或许是汉字晚熟的原因之一。再者，文字的产生一般都与宗教的盛行有关（拼音文字则还与发达的贸易有关），为了经书的统一，需要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经书文字，以及拥有一批使用此种文字诵读经书的专职祭司。中国历来缺少像“世界三大宗教”那样的正规宗教，故此也缺乏孕育此种宗教文字的土壤（同时缺失掌握经书文字的祭司）。一直延迟到公元前十四世纪甲骨文诞生，中国才开始有了成熟的系统文字。

甲骨文的诞生其实也与原始宗教的占卜有关。利用甲骨来占卜，若是没有一系列专职人员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殷商地处北方，“生龟”须由南方纳贡而来；此外，还需由“龟人”杀龟，分割背甲与腹甲，并对龟甲进行整治刮磨；经由“卜师”用青铜钻具钻孔，由“卜官”用青铜刀或玉刀刻下卜问事项，并着手灼龟；再由“占人”观察爆裂兆纹吉凶；卜问之后还需“卜官”将验证结果作为“验词”刻在原板上。当时殷商时期甲骨占卜已蔚然成风，几乎逢事必卜（可能到了唐朝还有“龟卜”存在。白居易诗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周公恐惧流言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如此频繁的问卜活动，再加上又是如此繁缛的手续，想必当时从事甲骨占卜的祭司人数必是相当可观规模。甲骨文也主要是由这个祭司阶层在使用。

国外古代文明历史表明——文字的产生、识别、流传与消亡都与“祭司”阶层之生死存亡密切相关。

早期文明的文字几乎都掌握在祭司手中，用以记述在祭祀时所诵读的经文，同时还记载当时的最高文化成就。如著名的30卷本的《埃及史》就是埃及祭司马内松按照托勒密一世要求撰写而成。（马内松是埃及的大祭司，又是历史学家，他比司马迁早100年左右，堪称是“埃及版”的司马迁。30卷《埃及史》完成后保存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毁于公元前的两次大火）。作为文字的“载带者”，可以说“祭司在则文化存，祭司灭则文化亡”。例如，当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帝国占领了古埃及，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下令关闭所有的异教神庙，自此之后懂得埃及文字的祭司全部风流云散。致使自公元391年后“无论是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或者是保存在图书馆里那些书写在纸莎草纸上的作品，再也没人能够辨识”。

古玛雅文明也遭受了同样的经历。古玛雅乃是南美洲惟一拥有文字系统的古代文明，有着高度发达的文化。这是一个集数学家、天文学家与历法于一身的带有哲理性的民族。当时的玛雅祭司阶层是唯一全权使用象形文字来记录玛雅历史、数学、天文学以及各种文化知识的宗教群体。只是当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主义者野蛮入侵古玛雅国故地时，烧毁大量用古玛雅文字书写的文献（现今侥幸保留下来的只有4份），并将那些有能力识读和书写象形文字的祭司予以杀害。自此之后，那些幸存的真迹与石雕铭文均成为无人能识的“天书”。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罗索夫和普罗斯科拉亚科夫经过多年研究才对破译玛雅文字取得突破，此后经过众多科学家的努力，现如今已经能够破译80%以上的玛雅文字，使得人们得以对玛雅文化和当时社会有了新的认识。

当今世上唯独在中国云南丽江存在一个与古玛雅、古埃及命运完全相反的特例——丽江地区由于掌握“东巴文”的祭司健在，使得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东巴古籍首先是由外国学者发现的。其实中国许多重要的考古大发现几乎都是由国外的考古学家与探险家首先开创的，然后才为国人所重视——如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遗址，并发现了河南渑池仰韶文化遗址；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运走了敦煌藏经洞的大宗文物（精通汉学的伯希和在运走一批非常有价值的文物之后，又带了极少一部分敦煌写本来到北京给著名学者罗振玉等观看，此举让清政府为之震惊，方才如梦初醒地重视起敦煌文物）；俄国的探险家科兹洛夫上校用驼队从黑城运走了40驮西夏文物（从而开创了“西夏学”的研究），它们现在完整地保存在彼得堡涅瓦河畔的“东方学研究所”中。纳西东巴文古籍的问世同样也是如此，正是由于国外学者首先发现了这些原本散落在民间，行将散失湮灭的文献古籍，并经大量收购储藏才使这些珍贵的文物得以妥善保存——1867年法国学者德斯古丁斯首次在云南收集到11页用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古籍《高勒趣赎魂》；数年后英国的吉尔上尉又搜集到3本东巴古籍；1920年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来到丽江埋头收集、研究、翻译长达数十年，搜集到数以万计的东巴古籍，出版了大量论文和专著；1922年英国爱丁堡植物学家佛雷斯特收集到135本东巴典籍；1929年英国驻腾跃领事购集到55本纳西古籍，并译成英文；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昆亨·罗斯福在丽江收集到1861册东巴古籍……国外学者的密集研究成果大量问世也让国内学者随之醒悟，1931年章太炎就鼓励纳西文化学者编纂了《纳西象形文字谱》。1940年国内学者又编纂了《纳西象形文字字典》与《纳西标音文字字典》。紧接着先驱者的脚步，研究东巴古籍渐成热潮。各国学者也包括中国学者都投身其中。

尽管数量极其庞大的东巴古籍已被捷足先登的国外学者所搜集收藏，但中国独有一种不可取代的绝对优势，那就是——掌握东巴文的“祭司”仍旧活在中国！

“东巴”原本是纳西族对“祭司”的称谓（还有更高级的“大东巴”称谓，纳西族的象形文字就是祭司东巴们用于撰写经书的文字，故称“东巴文”）。纳西族东巴至今仍旧活跃在祭祀、占卜等各种宗教活动之中，也正因为执掌东巴象形文字的祭司没有消亡，才使得像古埃及、古玛雅的因祭司消亡而导致“文字无人能识”的悲剧没有在中国重演。有能识东巴文的祭司们健在，纳西文化才得以发扬光大。

东巴象形文字古籍可以上溯到唐末。让人惊叹的是，一种流传千年，仅有一千多个象形文字（再加上属于标音文字的几百个“格巴文”总共也不过2000多字），却书写了千种东巴文字古籍（内容包括文字学、宗教学、民俗学、神话学、舞蹈学、音乐学、医药学、宇宙起源、天体星象、日月运作、年月历法，以及原始预测学、占卜等）。要知道，纳西族人现如今总共不过30万人，却积累了如此丰富的文化。“千年、千字、千典籍”——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我曾购得一本印制精美的《东巴文化真籍》（戈阿干编著），让我大为震惊的是3000多年前殷商“甲骨文时代”那些曾经用于占卜的“甲骨”，如今在纳西族仍旧鲜活地存在。纳西族祭司大多采用家养牲畜的肩胛骨（书中照片清晰地显示了东巴“骨卜”时在山羊、猪、麝等肩胛骨上烫出的灼孔），而且这种“灼骨卜像”还有相应的“骨卜经书”。真真让人叹绝，甲骨文与东巴文在“骨卜”上居然还有这份跨越三千年的“千古前缘”！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丽江县曾将整理东巴古籍列为“抢救项目”，召集了七位“大东巴”与众多学者共同进行经书翻译。1981年又成立了“云南社科院东巴文化研究室”，至今一项宏伟的煌煌巨制——100卷装帧精美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已经完成。有懂文字的东巴健在，纳西文化业已成为一门辉煌的显学！

而更奇异的是这种古老的象形文字虽说已是千年过去，却至今依旧保留了它的原始“幼态”。我在丽江偶然买到一本《东巴象形文字常用字词译注》，它收集了正好1000个常用的东巴象形文字。随手浏览这些文字，发现每一个“字”简直就是一幅微型的小画：如“眼”就是一对上挑的眉和眼，下面再加一撇就是“眼泪”，每一只眼睛下面各加一个弯钩就是“哭”；“秤”简直就是一台“杆秤”的摹写（一根标有刻度的秤杆，以及用来悬提秤的“叼子”，中间悬挂一个秤砣，左端吊着被称量的物品）；将一个人的四肢均画成细波纹状则表示“颤抖”；将一个人只画一侧上肢则用来表示左右（手臂画在左边为“左”，画在右边为“右”）；一个涂满黑色的三角形表示“恶”；“马牛羊猪狗鸡兔猫虎”则只是各画一只最能突出其特征的头部，简洁明了，多么“象形”。

最让人惊异的是在表达数字方式上，纳西人与古巴比伦人简直一模一样（排列格式也相同），而且他们都采用“十进制”（古巴比伦人用在天文学上同时还有“六十进位制”）。所不同的只是纳西人从一到九都是采用竖直的短粗线段（左端有一个突出的短钩）作为“单元”排列，古巴比伦人则用钉头的“楔形”排布（两者都是“单元数目”就代表“数字”之数）；纳西人的“十”是个大“×”，古巴比伦人的“十”则为头朝左的“＜”形，两种文字的“二十”、“三十”均为这两种符号的横向重叠。万万没想到现代纳西人与古巴比伦人在数字表达上竟会有如此惊人的巧合！

东巴象形文字历经千年仍旧保持了具有如此鲜明特色的原始“幼态”，敢问何以如此？

一般说来，“极端特色”的形成与保持都须具备“隔离”与“保守”这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纳西族人生活在横断山区。由于3000多万年前印度板块向北俯冲撞击欧亚板块，伴随喜马拉雅山隆起同时产生“水平挤压”，致使“褶曲构造”产生岩层变形，在云南西部就形成了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地区。这种山川的纵横阻割，使得交通往来十分闭塞，最易形成局域特色。由于自然地理造成的全境隔离，使得仅仅云南一个省就拥有26个民族，成为我国最具民俗多元化的省份。而纳西族无疑又是其中最具特色的民族之一。

封闭性又使纳西族与外界很少交流，唯有杜绝外来文化的渗透，才有可能维持千年不变的保守性，从而使积累深厚的纳西族文化传统能够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倘若打破这份封闭，把这30万纳西族人安放在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或是安顿在阡陌纵横，人口密集的江南水乡，还会完整地保存如此独特的东巴文化吗？如今，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现代社会里，面临着交通畅通，信息迅达，人员往来混杂，外来冲击强烈的大环境中，若想营造特色，保存特色，强化特色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大的封闭产生最大的独特。

从地理文化角度来看，处在四面阻隔的古代中国乃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一块封闭陆地（北边是沙漠，西面是雪域高原，南面与东面是广阔的海洋），就连当年征服欧亚非三大洲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只打到印度河，没能进入中国。正因为此，在这块疆土最大的孤悬之地产生了世界上最为独特的文化，其典型标志乃是——世上独一无二的方块汉字。

余此生过目的方块字数目肯定比吃进去的饭米粒要多得多。汉字陪伴了我的一生，也构筑了我的精神世界。为此，我对汉字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也对它多少有了点谙熟的理解。

在文字的“形”“音”“义”三要素中，汉字的独特性就体现在它更偏重“形”与“义”的严格对应，与“音”的关联则相对宽容。例如不同省份的人对同一个汉字所显示的“词义”均有完全相同的理解，但各自的“读音”却可大相径庭（有些省份的方言甚至彼此形同“外语”）。不仅如此，在“汉字文化圈”里，日本、朝鲜、越南也都部分使用汉字，虽然“形”“义”都通，但各国都按照自己的“音”来读。比如日本用汉字来记录本国语言可以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其中的“训读”就是借用汉字的字形和字义表示日语中相同字义的词语，读音却完全是遵循日语的读音（“同形、同义、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读音”这一点很像数学上的阿拉伯数字——1、2、3、4……世界各个语种都可以按照各自千差万别的读音来读它）。我曾在一本书里见过一张“书同文”前的各国文字对照表，同是一个“马”字——秦国的“马”字与楚国的“马”字两者字形简直天差地别。倘若再加上当年湖北方言（楚）与陕西方言（秦）差异悬殊，彼此之间实在是难以沟通。即使当年中华借助武力统一为一个国家，但全国各郡的语言文字都互不相通又将何以为国？正是秦始皇施行“书同文”政策才确保了“大一统”的有效实施。在中国你找不到第二种能够与“汉字”相匹敌的“统一凝聚剂”！可以说，没有统一的汉字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整个欧洲与中国国土面积相当，由于没有统一的文字，它们最多只能成为“欧盟”，却不能成为统一的“欧国”。

中国自有文字历史以来，历朝历代都是使用方块汉字的。对一些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而言，他们能否作为一个“朝代”而载入史册，“汉字”就如同一张“准入证”。当蒙古族、女真族用武力征服了宋、明之时，他们还只是入侵的“征服者”。一旦他们也开始使用方块汉字，并依附中国传统文化时，也就得到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同时也取得了能以“一代王朝”的资格列入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汉字就这么“权威”！

汉字乃是读“形”文字，它以“形”来直接表“义”，最具有举世无双的“超稳定性”。湖南省博物馆所展示的两千多年前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阴阳五行》甲篇、《周易》、《黄帝书》以及竹简《医简》……现代人都可以直接读懂。而拼音文字更易流变，使得四百年前的莎士比亚原著现代英国人就已读不大懂了。印度佛教经书由于是用梵文写就的（梵文是拼音文字），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微，早期经书也就变得难以识别。幸好一千五百年前它们就已被译成汉字文言文，从而得以长久保存。

自甲骨文创立以来，历经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汉字“移步换形”一路走来，却总有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要素使之一脉相承，那就是“六书”（“六书”概念始见于《周礼》，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对古文字构成归纳为六种类型，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就已有所体现，并一直贯穿到今天的楷书。正是有了“六书”这种足以贯通整个中华文字史的内在联系，不同时期的汉字虽然字形会有所差异，但相邻时代的汉字总会体现出更大的相似度。文字学家就是依据这种“历史比较法”从相邻年代字形所存在的密切联系中逐级向前递推，并以此来解读古代文字的。正是由于汉字在演变过程中保持了“形变”的连续性，今人才可以识别古文。

如今通过“历史比较法”使得4500个甲骨文字中约有1200字成为已识（另外尚有几百字为“半识”）。我曾逐一查阅《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发现在收录的1203个甲骨文字之中，现代人可以直接识别的竟有42个字之多（如尺、小、問、吉、美、豐、井、吕、同、門、田、亞……）。若是再略懂一点篆体文字常识，又可进而多识三四倍的甲骨文。这些字体极具古朴的艺术性，细细品味，真是一种愉悦的享受。例如，甲骨文中有一个“齿”字就颇为“象形”——代表“口”的是一个大方块，上边和下边各长有两颗方形的小“牙”。流传到现在，正体字的“齒”字只不过是把四个小方形换成四个小“人”字，可见它还保留了甲骨文“齿”字的某些遗迹（只是保持了几千年的这四颗牙齿，变成简体字后，不过几十年就只剩下一颗牙了，让人望之莞尔）。

汉字“形”“义”严格对应虽然具有超稳定性，但其“读音”同样具有时空的“流变性”。在文字上我们虽然可以直接看懂老子的《道德经》，但倘若老聃祖师按照他当时的语言直接向我们讲授《道德经》，我们肯定一句也听不懂。且慢说两千年前的老子，千百年前的诗词若让作者用原来的音律朗读，我们也未必能听得懂。最近看到一篇让人大开眼界的好文，讲到诗词真正的准确读音应当是按照其本来的声律来读（不能按照现在的普通话来读，否则音律必定不通）。此文阅后让我大骇，从此不敢再朗读古代诗词。按此标准，一千多年前的唐诗与八百多年前的宋词，即使让中文系大学生来读，一百人中至少有九十九个会读错。例如（正确读音在方括号中）：《敕勒川》：“敕勒川，阴山下[念第三声]。天似穹庐，笼罩四野[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现]牛羊”；陶渊明《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驹]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悬]。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王]言”，一首几乎每个人都能熟读之诗，竟有三处读错；王维《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至]，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冀]，都护在燕然”；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刊]瀑布挂前川”；苏轼《望湖楼晚景》：“横风吹雨入楼斜[霞]，壮观[罐]应须好句夸。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啥]”；刘皂《渡桑干》：“客舍[射]并[冰]州已十[世]霜，归心日夜忆咸阳”，一句诗词，七字之中竟有三字读错！倘若我们有幸聆听一位精通音律的朗诵高人，一字不差地按照正确读音为我们朗读，满耳听到的都是“客射冰州已世霜”，“电光时掣紫金啥”，我们还能听得懂吗？或许还会误认为这位权威徒有虚名，竟读白字。人在社会，有时“正确”未必都有福报——执拗千年的“正确”会被认为是复古的“傻子”；超前百年的“正确”又会被认为是莫名其妙的“疯子”！唯有从众的“现在正确”才最为实惠，最是安全无虞。

汉字主要是形声字，但至今仍保有相当多的象形特点。西方科学家揭示，拼音文字的阅读与书写是偏用左脑的“单脑文字”，而汉字则是语音、字形、语义综合运用左、右脑的“复脑文字”。汉字这种两个脑半球同时并用的表形表音表意功能，造就了中国人与生俱来地拥有卓越的形象思维能力。因此在一些特别需要形象思维的领域（例如写诗填词，书画写意等方面）最具独特优势。有时哪怕一个字就是一幅无与伦比的艺术珍品，例如1987年中国首届艺术节发行的编号J142，全套1枚的纪念邮票就是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行书“兿”字。邮票币值8分，红底冷金，一个占满整幅画面的黑色“兿”字洒脱奔放，灵动飘逸，仅仅一个字就是一帧绝美的艺术珍品，观之让人震撼。你确实很难从拼音文字中领略到这种艺术之美。

然而，汉字这种形象思维特点对发展科学就未必具有同等优势。这主要是符号编码系统方面的问题。

科学发展史表明，创立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和科学体系都需要重新定义一套新的符号系统。相比之下字母文字更加容易形成新的符号编码系统，从而也更有助于科学发展。正因为此，几乎所有近代科学新学科都是在字母文明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它们都能顺理成章地创造出一系列类似字母的符号系统。而汉字系统方方正正，千年不化地正襟危坐，难以变通，缺乏符号系统编码能力，故而难以使用汉字直接定义与建立新的符号系统。长此以往势必不利于科学发展。这或许是汉字系统的先天不足之处。

就数学而言，中国人早有数学天赋，在数学上也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果，推导了不少代数公式，也发现了一些几何定理，但是为什么没有在汉字系统上生成必要的数学符号系统呢？我曾看过一本中国古代数学典籍集成，它描述了一组“三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所有演算过程全用汉字表述，长达六七页纸才得出三个未知数的解。倘用字母列出3个三元一次方程式，完成系数最小公倍化，依次加减消元，3个未知数的“解”一下子就得出来了。在数学表达上，汉字相比于字母确实存在诸多困难。

再者，古代中国人计算并不使用已有的中国数字来直接运算，而是使用“算筹”。“算筹”就是一些长短粗细全都一样的小竹棍，对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而言，各有两套算筹摆列方式，一种为纵式，另一种为横式。表示一个数字时则将算筹从右向左排布。方法是：个位采用纵式，十位则用横式，百位再用纵式，千位又用横式，万位又再用纵式，依此类推，遇到零时，就留一个空位（从甲骨文起各个时代的中国数学一直就没有“○”这个数字，只有“空位”）。直到十五世纪中叶“珠算”通用之前，算筹一直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主要计算工具。独具特色的算筹可谓是了解中国古代数学的一把钥匙，不仅加减乘除可用算筹运算，在汉代的《九章算术》中，开平方、开立方、解三元一次方程组也都是运用算筹实施操作的。甚至还包括平面几何学的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梯形、圆形、环形等面积计算，立体几何的正方体、长方体、角锥体、楔形体、圆锥体、圆柱体等体积计算，在《九章算术》书中都详尽地告诉你该如何一步一步用算筹操作。模拟演习这些数学难题的解法，你只需手持一把算筹，按照书中指示的步骤耐心地摆弄这些“小竹棒”，即可完成相应运算。不仅如此，算筹操作也可用于高级计算。北宋的天文学家贾宪在《开方作法本源》中创造了开任意高次幂的“高次开方法”（即“二项式定理系数表”）。这是一个由数字排列成正三角形的数表，它比德国数学家阿皮纳斯早了500年。公元三世纪魏晋时代的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利用“割圆术”，从正六边形算起“割之又割，使至极细”，一直算到正192边形，得出圆周率π=3.141024。可想而知，使用算筹计算该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人阿基米德别出心裁，同时采用圆的“外切”与“内接”正多边形计算出两种π值，然后取平均值。他计算到96边形，得出的圆周率在3.1408与3.1428之间）。在刘徽计算出圆周率之后，公元五世纪祖冲之在前人基础上又将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7位数，即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不管怎么说，公元14世纪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数学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

我国古代数学虽然有诸多重大成就，但始终没有纳入世界数学的统一发展之中。这或许是因为方块汉字的难识与独特的算筹运算方式，这些都与世界各国难以沟通，故影响力微弱。有一本著名的由美国数学家M·克莱恩写的《古今数学思想》，洋洋四大册综述了从古至今世界各国的数学发展，提到了古巴比伦数学、古埃及数学、古典希腊数学、欧洲中世纪数学、古印度数学、以及阿拉伯数学，却丝毫没有提及古代中国数学。这并非作者疏忽，而是有意为之。他在序言中明确表明：“我忽略了几种文化，例如中国的、日本的和玛雅的文化，因为他们的工作对于数学思想的主流没有重大影响”。与此相对照，使用阿拉伯数字（实为印度数字），再加上古印度人发明的“0”与采用十进位制，使得运算更加方便，从而让数学走向现代化。显然，这也是拼音文字国家应运而生地及时产生新符号系统所带来的优越性。

物理学理论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而数学则是它的“基本语言”，因为物理学主要是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的。数学表达受阻，首当其冲的就是影响物理学的发展。

化学元素符号与化学反应方程式也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同样是由拼音文字派生出来的。对比之下，中国古代化学使用方块字来叙述就另是一番景象了。我国近代化学界泰斗张子高先生著有一部《中国化学史稿（古代部分）》，其中论及古代中国“有关化学的辉煌成就，如造纸术、瓷器、火药等，尤其是炼丹术”。在炼丹术中，他引用了东汉最为著名的炼丹大师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作者）用来描述一个化学反应过程时所写下的一段话：“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尘埃，鬼隐龙匿，莫知所存。将欲制之，黄牙为根”。“阴阳相饮食，交感道自然。名者定以情，字者缘性言，金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按照张子高先生的解释，他的第一段话实际上是在讲述“硫”与“汞”生成红色“硫化汞”的这一化学反应过程；而对第二段话张子高先生的解释则是：“这样做出的硫化汞是炼丹术的第一步……所还成之丹乃丹砂（HgS）之丹”。他还高度评价：“人造红色硫化汞的成就是炼丹术对化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在论及古代化学的理论基础时，张子高先生明确指出：“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关于物质变化的主导思想，却与后世炼丹术发生密切联系”，并指明它就是炼丹术的理论根源。

呜呼！以阴阳五行作为“化学”理论，没有元素符号，没有化学反应方程式，采用的又都是以古代语言（及其“隐语”）来描述化学过程，即使让现代化学家来读都是一头雾水，形同“天书”。这样的古代化学能够与世界化学界接轨吗。

也许有人会认为，既然拼音文字有这么多优势，我们现在不是也有拉丁化的“汉语拼音”了吗，按理说来，我们同样也可以拥有这些优势。实则不然，由于汉语多为“单音节词”，而且同一个字有时又可以发出几个音，各有其不同的“义”，特别是加上“四声”这一特点，每拼写出一个单词都要对应四种不同的声调。《汉语大词典》中光是拼音“yi”（加上四声）就有476个汉字与它对应。而“shi”（加上四声）共有194个汉字。赵元任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他写了一篇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若是写成“拼音文字”，你如何将它们区分开来？不仅单音节词，多音节词也有同样的问题，例如让你去“shanxi”,你不能准确判断究竟该是去“山西”还是“陕西”（山西梆子与陕西梆子的拉丁化拼音都是“shanxibang·zi”，一般的电脑打字难以加上四声标注）。亚洲最大的服装城，闽南的“shishishi”（石狮市），看到这样的汉语拼音文字就让你更加难读了。汉字的这些特点使得它不能成为像英语那样的规范文字，见到每个拼写出的词就能直截了当地读出确定的声音，并据此“读音”立即知道它的准确涵义。为此，当我们阅读用汉语拼音所书写的文章时总会略显踌躇讷讷，疙疙瘩瘩，不知该怎么读。即使在每个字上都加注四声符号，但无论在书写上还是在朗读上都不可能流畅，且影响语速。鉴于单音节词，一音多词，一字多义，以及四声的存在，汉语拼音不可能取代现行的方块汉字，成为像英语那样顺畅使用的汉字。

由于方块汉字存在诸多不便，上世纪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方块汉字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由于汉字的难识、难记、难写，当年一些著名的激进人士都在代表劳苦大众呼吁“汉字革命”，推行“汉字拉丁化”，如钱玄同、赵元任、鲁迅、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其实早在明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中国国学大师方以智就已在搞汉字拉丁化了）。鲁迅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新文字运动）》”。其实即使“中国亡了”，汉字也不会“灭”。当年蒙古人、女贞人入主中原，大宋、大明全都“亡”了，但汉字依旧巍然不动。不仅没有“灭”，胜利者反倒学着码方块字了。

历史证明，靠“革命”是推不倒方块汉字的，也实现不了可以完全独立使用的拉丁化汉字。要想真正做到大规模使用拉丁化的汉字还得靠“现代信息技术”！就像王选先生等许多科学家研究成功的“汉字编码技术”，它们成功地在方块汉字与拉丁化汉字之间架起一道“汉字天桥”——在键盘上用“汉语拼音”来打字，在屏幕上则显示出“方块汉字”（我从儿时学习汉字注音字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ㄌ……”，也仅仅是在最初几年识字时用过，长大以后就完全抛到脑后，再也没碰过。真正大量使用汉字拼音还是在汉字拉丁化之后，现在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在计算机上使用这种拉丁化拼音汉字）。可见，在推行“汉字拉丁化”方面，一百个高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革命志士所起到的作用也抵不上一个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王选。不必空喊“革命”，信息科学对汉字所起到的作用难道不正是一场真正的，卓有成效的，而且不“拉大旗”的革命吗？唯有科学才是人类进步的伟大推动力。

其实，“方块汉字”与“汉语拼音文字”都是汉字，两者谁也别总想着“灭”了对方，互补共存岂不两全其美。既然汉字无法彻底走向拉丁化，利用信息技术使其同样具备拼音文字的优越性，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借助汉字天桥反而更能凸显方块汉字的优越性。在联合国六种文字打印文件中，中文文本是最薄的。而且用中文打印也是速度最快的，一句汉语成语你只要敲上4个字母一下子就全出来了，有些多音节词也只需敲上寥寥几个字母。而同样使用英语打印，那可是一长串字母一个都不能少。

“方块字”与“字母文字”这两个文字世界，在许多方面看上去总是有点“方凿圆枘”，不相投契。聪明的做法是：多搭桥，少拆庙，各取其长，为我所用。

哲学家说的对：“事物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对一张小小折叠椅的无心追问竟然依次牵涉到古代诗词、文物考古、丝绸之路、家具演变、半坡文化、腓尼基字母、“陶泥文化”、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化、古玛雅文化、纳西东巴古籍、甲骨文字、方块汉字、汉字与数学、汉字与化学、汉字编码系统……如同一挂穿在一起的文化“串珠”，它们既各自独立又彼此衔接，总有一线联贯其中。犹如一串“沉香木”串珠，颗颗都深浸古意，散发着远古的暗香。

当然上述诸多联系还只是一维的“直接联系”，倘若再把“间接”“再间接”联系都算上，并做二维“平面”展开，没准还可以追溯到地球演化史，东非大裂谷、欧亚大草原，环地中海文化圈……简直就是个层层嵌套，剪不断理还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化“盘丝洞”。

噫吁嚱！身陷如此多重纠缠，拾得数珠，缀成半串，寻机适时跳出方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