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人从诗经时代开始对自然的书写，到后来发生了转变，所描写的主体变成了人格化的存在。诗歌、绘画、散文等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脱离了对自然之物本身的关注，只是一种隐喻、象征、意境；而西方则把自然和人当作同样的生命来看待。

一、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书写

我们的老祖宗有一个词：格物致知。从古至今，我们的文学一直跟自然界有联系，自然中的动植物作为投射情感的意象频繁地出现在诗歌中。什么是意象？它不再是自然物，变成了一种寄予我们情感的事物。比如杜甫的“恨别鸟惊心”，鸟叫本不惊心，我们听见鸟叫非常美丽、婉转、清脆。为什么杜甫说“恨别鸟惊心”？处在离别之时，我们听见鸟叫就有另外一种感受，这就是意象，也是投射。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词：象征。荷花是什么？从《爱莲说》开始就有这样的意象，它变成一种象征事物，梅花、兰花等也有其意义。当赋予植物象征意义的时候，其自然意义就慢慢在中国文化中萎缩了，作家只书写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的意象。

中国人都知道保护环境，尊重自然。自然是什么？自然是一花一草。一花一草是什么？不知道了。真正尊重自然得从认识、爱护自然开始。一个人不认识身边5种以上的植物，很难说他真正爱护环境、爱护自然。

我们不关心植物本身，常常匆忙地给它一个象征，有的准确，有的不准确。比如丁香，李商隐有“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璟有“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戴望舒写“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丁香在诗词里被定性，以至于再写丁香，不用思索就写愁绪。很多人都等不及问一句，连植物像什么都不知道，认都不认识就开始写——我反正没有看到一个愁的丁香。

我们喜欢营造事物的意境，不呈现事物本身，要么是象征，要么是隐喻，要么是意境。比如花，作为一种自然之物本身在唐诗中就消失了。唐诗中我只看过一个人，正经描绘过一次花。这就是唐朝的边塞诗人岑 参，他是真正到玉门关外打过仗的。

2017年我走了两次河西走廊，第一次带着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和斯文·赫定（SvenHedin）等考古学家的三本书，第二次我带上了诗人岑参的诗。岑参诗现存世385首，其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写雪的；还有一首诗《优钵罗花歌》是在过天山的时候，看到的一种花，他写道：

白山南，赤山北。

其间有花人不识，绿茎碧叶好颜色。

叶六瓣，花九房。

夜掩朝开多异香，何不生彼中国兮生西方。

移根在庭，媚我公堂。

耻与众草之为伍，何亭亭而独芳。

何不为人之所赏兮，深山穷谷委严霜。

吾窃悲阳关道路长，曾不得献于君王。

一边是白雪皑皑，一边是烈日炎炎，“叶六瓣，花九房”，写的就是天山上的雪莲花，因为他当时问的是和尚，所以，和尚告诉他叫“优钵罗花”。这花写的就近乎今天的科学描述，他观察到这花在夜晚和白天的不同情形。这是我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唯一看到的一首科学性比较强的诗。但后来再看他回到长安后写的诗，又落入到象征意义的巢窠里。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是天山的雪莲花逃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笼罩。就是因为“其间有花人不识”，因为不识，而没有被文人书写过，表达过，仍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已有的那些典故也就用不上，所以只能写这花的自然状态。我读过的5000余首唐诗中，这是唯一的一首。虽说我们有格物致知的传统，也有“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教化，但在文学书写中确没有真正施行过，我们的诗 歌、散文和小说几乎都容易犯此等通病。我们的抒情文学传统中，自然是消失和不存在的。这也许与诗人生活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方以至于看不见自然有关系。这个文学传统，一直影响到中国的当代文学。

我在这样一种认知情形下，带着疑问，开始文学创作的。中国的文学应该慢慢变得更健康，才能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学当中，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k）、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Mikhail Mikhailovich Prishvin）、契诃夫（Chekhov）、屠格涅夫（Turgeneve）的作品中充满了自然。他们的作品中有两条线索，自然也像人一样出现，不是象征，就是一个完整的角色。屠格涅夫的笔下，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超过对人物关系的展示。我们很多作家在这方面比较浅薄，只会大段地风景描写。杜甫的诗看到的就只是“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吗？还是能够看到另外的东西？应该把自然生命看作这个世界上与我们一样平等的生命存在。我今天的写作，就是基于西方文学中把自然生命跟人放在等同位置来考量的这样一种文学观。

二、为家乡的自然写作

写作是平时生活状态的呈现。这与自身生活方式有关，我一直比较关注文学作品之外的自然环境、植物学、动物学的书。知识会积累，慢慢地自动生成知识系统。

我去任何城市，会专门安排一天到植物园，去过没去过都要去，这已经成为功课。植物园像一本植物的书，有人做了整理工作。今后有机会，我想好好写一写青藏高原的植物。我在青藏高原拍了好几百种植物，几万张照片，写10本书的材料都有。而之前所作的《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以后有机会重版，我会再补充新的内容。

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蘑菇圈》是我的“自然三部曲”之一。“自然三部曲”也称“山珍三部曲”，每一本书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分别是虫草、松茸、岷江柏。《三只虫草》描写了一名藏族小学生桑吉和家人在高原挖虫草的故事；《蘑菇圈》则刻画了一生守护山中生生不息的蘑菇圈的藏族女人斯炯；《河上柏影》描绘了视五棵柏树为精神依靠、心灵纯净善良的藏族母亲和沉默寡言、勤恳辛劳的木匠父亲。创作“三部曲”这类题材，也是由于现实环境给我的触动。中国现在面临的环境问题，和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方式有关。我想讲述小人物与物产互相依偎的生命故事，引导读者关注自然。

以前在农村松茸只是自给自足的作物，但人们发现社会的有钱阶层对这个东西趋之若鹜后，价格变得很高，有的甚至出口到国外。这就不再是为温饱，而是出于商业目的了。以前不值钱的松茸，现在卖到500元一公斤。现代商业的力量把农村形成的传统消费模式瓦解了。

我早就关注美国的自然文学，面对国内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希望自己能通过文学作品呼吁每个人有所行动。没有一个人对目前的环境没有压力，但我们的现实文学作品反映得还不够，在这方面我只是做得稍早一些。

三、用自然文学填补消费时代的黑洞

2017年，我去了太行山。过去在不同的情形下听说过太行山，真正到了太行山，它的雄伟让我叹为观止。但是另外一种情形却也非常触目惊心，那些伟岸的山体，只剩下满山的石头了，很少有草，几乎没有树。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看见岩缝中有人活动，非常危险。我以为他们是从事某种体育运动，比如说攀岩、探险的人。结果不是，他们在寻找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太行山里头几乎消失的一种树，叫崖柏。

由于崖柏总在岩石里纠结生长，所以它不像一般树木的纹理那么规整。这些弯弯曲曲的树在过去做家具时是派不上用场的，但是现在却迎合了某些人特别疯狂、奇怪的癖好：喜欢用一些很扭曲的东西做点小玩意儿、小摆件。更要命的是，我们现在有人喜欢戴珠子（手串）了。

有那么多人疯狂地追捧它，驱使更多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山里头最后残存的一点树根都挖出来运到市场上，把大自然当中保存的最后一点点生命的根都挖出来。这些东西如果不挖出来，有一些还可以重新萌发出新芽，大自然还可以进行自我修复。姚明曾做的一个广告是关于抵制鱼翅和象牙的，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我们不光是在动物界进行杀戮，在植物界也进行着对自然的疯狂攫取与杀戮。

这其实跟我没有直接关系，我只是觉得很痛心而已。但是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认识的人，他突然往我兜里塞了一个东西。他说你不要让人家看见，其实就是一串木头珠子。我说我不稀罕这个东西，你拿回去。他说在四川当地，人们私下大量地悄悄做这个珠子。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吗，太行山里那种崖柏已经没有了，我们这个地方这种柏树，其实也是濒危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叫岷江柏。现在市面上的很多东西是岷江柏冒充崖柏做出来的种种器物。

听完这些，我就决定到所知道的过去长这些树的地方看看，确实发现它被盗伐、偷运到别的地方。后来我想，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故乡的这片大地、大河两岸，这些雄伟的树影终有一天可能也会从我们的视野里彻底消失。所以我就提前为一种还没有消失的树木写了一篇悲悼文。

在写作小说《河上柏影》的过程当中，我慢慢开始回想，除了我们中国人拥有这样一种特别拜物的心理外，其他文化、国家的人，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疯狂、贪婪地向物质世界来索取。有些索取真是没有任何必要的，它既不解决心灵问题，也不解决生存问题，而是正在对世界形成巨大的破坏。

我曾见证过一个美国同行所做的事情，这个人叫利奥波德。利奥波德学林业出身，他自己发明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的道德伦理观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为人跟人的关系更多的时候是与熟人的，比如同事的、亲戚的、朋友的、同学的。社会当然也是人的关系，但它的内涵更大，比如说国家、民族、地域。我们经常说中国人的道德感拘泥于第一个层次当中，这里面有一种回报关系，只有变成第二个层次才好。

今天我自己也在慢慢学习，不光是在书里写到自然，也学会在大自然当中去寻找、理解大自然的美好，接近它们，倾听它们，拥抱它们，感受它们，最后确实也发现自己在慢慢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所以我自己这几年创作的自然文学的作品，也是对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所思所想，以及把一些自然观念化为自身的行动，最后变成写下来的文字的结果。

四、我的自然观

真正的博物学是从欧洲发端的。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深受欧洲博物学的影响，虽然没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是他从小就会观察动植物。他到美国时说自己是植物学博士，却没人怀疑他，因为他的水平确实已达到那个高度。他教什么呢？教植物学。他还是第一个把夏威夷植物弄清楚的人。洛克还不满足，希望到东方、到中国来，后来终于有一个机会来到中国青藏高原东南部，地理上是横断山区几十万公里的其中一个地方。这是世界上植物基因最丰富的地方之一，有人预估它占全世界植物基因的十分之一左右。

2018年我去美国讲学，看到了洛克在《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上发表的9篇文章。后来我想，我要去追踪这样的人，追寻他当时到过的地方，他发现的地理奇观、文化奇观，当然包括他当年发现的动植物、制作的标本，他命名的动植物不是一种两种，也不是一两百种，而是上千种。我想通过这一过程走进过去，领会过去时代的人。更重要的是，写每本书的过程是自己学习、自己体会的过程。我们没有专门做博物学的经历，但是我们到处行走，带一双眼睛看一看，回去翻翻书就可以认识一个东西。很可惜，今天中国人写小说，写散文、诗歌，都进入了无名时代。无名时代是什么？就是写不出自然环境的花草树木、石头、山峰的名字，鸟也是不知名的。文章里写不知名的小鸟在歌唱，前辈都不这么干。鲁迅很“宅”吧，《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我”家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子，写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蜈蚣、斑蝥。然后又写到植物，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最后写到覆盆子。大家算算写了几种昆虫、植物？要是写院子里有不知名的小虫、植物就完了，那还有三味书屋吗？而且文章里还有人物活动——他怎么拔何首乌？这就是作文的方法。

博物学不是玩古玩，不是考量文物卖多少钱。要是热爱就不会问值多少钱，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对大自然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大自然就是一场生命奇迹，人类只是众多奇迹中的一个。

如果把自然关系抽空以后，只剩下人的关系，会导致这个社会不能建立足够的温情和信任。防备人很容易，怨恨一个人也很容易，但爱很难。这个时代里有人感到无聊、空虚，伴随着什么都没干成，功不成名不就，所以就产生焦虑，越无聊越空虚越焦虑……大家可以去看艾略特（T. S. Eliot）的《空心人》（The Hollow Men），今天我们很多人有点像活在那样的时代里，需要重新寻找位置。

我写第二个长篇是20世纪90年代，那时候没有留意到博物学的因素，但是不能忍受自己的作品中只有人有名字而花草没有名字。比如我写的长篇小说《空山》，其中的主题，除了写人以外，就是人与森林的关系。有一年我做了个手术，医生说不准去高海拔地区。我就手痒，刚好春暖花开，拍了成都20多种植物的照片。后来一个出版社说帮忙编好书了，就请提供一些照片即可。那时候还有一个网站，问能不能做一个网络版。这本像博客一样的书，已经出第三版了，就是《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这本书，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大家对我们身边的东西有认知的愿景，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我们都该更多地去获取这些信息和知识。

中国文学开始是多么生气勃勃，后来越来越干枯，最后只剩下那么几种被赋予象征意义的植物。如果有人连周围10种植物都不认识，我们应该感到恐惧，他要么是愚昧无知，要么是自大狂。这情景确实有点可怕，但大部分人还处于这种对环境茫然无知的状况中。

五、自然写作应该如何进行

自然写作应该呈现三个方面：首先是要呈现对这个事物的研究观察的过程、研究的结果，要梳理并吸收当前知识界对这个事物的已有研究成果。其次，在写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主人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谁在观察，是谁在思考？中国有一句话，叫天人感应，我认为这一点在真正的自然观察中是可以建立起来的，我们姑且称为“感于自然”。这是一种了然于胸的微妙的感觉。最后，我们不必考虑具体的文体定义，如它是科普还是报告文学。我觉得好的文章是不断突破旧有成规的。如果今天的科普写作一定要坚持一种状态，那是狭隘的，文体是在不断变化的，非虚构的写作也在不断写出新的样式。我认为科普写作不要急于命名，急于定标准，有时候最有魅力的地方刚好是溢出标准的地方，这种文体得到新的生长空间，探索了新的写作路径。苏东坡说的文无定法，是就创作本质而言的。

自然写作中，知识性的内容一定要有，但这不是唯一要追求的，我们过去的科普写作过于追求知识而忽略了其他。我自己也经常带着相机在高原上拍花看花，从镜头中看见的哪怕是一朵小小的野花，它的色彩、样式可能让你有两种情愫产生。一是那种纯粹的对于生命奇迹的礼赞，那种纯粹对自然之美的欣赏；另一个是你抽身于世的感悟。等下一年再去看会不一样。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知识的部分可以自己学，在习得后一定要有深化。这深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生命的感受，你面对的是生命体，不是一部冰冷的手机，它是自然演化的奇迹，这个生命体中包含了一些我们可以语言化的内涵，比如你与它发生的某种共振的感应。另外，这种纯粹的美来源于我们观测的对象本身。我想强调的是，在中国的美学中，精神层面的东西通过我们语言的工具来承载，但现在我们对语言的处理不够尊重，对它的美学内涵挖掘得不够。我曾经注意过，洛克在云南丽江住过很多年，他还写过一本关于丽江历史文化的书；徐霞客也到过丽江，也写过关于周围地理的书。两相比较，虽然徐霞客开启了中国的科学写作，而且文字很美，但是与洛克所写的丽江相比，徐霞客的文字显得细节太少。我有意把两个人的文字拿出来进行对比，洛克了解这个地方的地质演化历史，所以他知道某一种岩石意味着什么。但是，为什么徐霞客的书写我们今天还愿意读，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文字。在描述景物时，他的文字非常优美，这是中国一直以来的抒情写景的传统，很多时候知识会过时，但好的文字永远不会过时。

我们现在的博物方面的书，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经典意义的，比如梭罗、利奥波德和缪尔的，还有一类是工具性的。我们工具性的博物读物做得比较差，实用且高质量的地方性植物观赏手册、国家公园手册很少，有些过于专业，不是普通爱好者可以用的。我相信高质量的读物慢慢会出现。

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访问一个航天专家，他说美国科学家有两大责任，四五十岁之前，精力旺盛，主要是做科研，但之后，科研的高峰期过去了，就有责任开展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他说这是美国科学界的一个共识。我想我们的科学工作者也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注：2018年1月18日以及2018年8月18日，阿来老师应邀分别在北京大学以及成都的彭州，参加了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等组织的对谈以及博物学文化论坛活动并作主题演讲。此文由杨虚杰根据阿来老师的两次发言整理而成，经作者授权刊发。

作者简介

阿来，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曾任《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创作。2000年，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其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