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自身的传奇经历往往能够使他们的作品更加精彩。不论是在欧美文学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尼古拉·巴依阔夫（НиколайБайков）恐怕是一个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名字，但是他的作品《大王》（Beликий BaН）却非常著名，这显然是受到了他近乎传奇的人生的深刻影响。巴依阔夫于1872年在乌克兰基辅出生，成年后来到圣彼得堡大学，主修自然史学，1901年因对远东自然风光的热爱而申请成为中东铁路护路军①的一员，全家在中国东北地区度过了14年的时光。一战爆发后，他被召往前线作战，在俄国内战时期加入了白军并且在1920年经伊斯坦布尔逃亡到埃及、印度和印度支那地区。1922年，他又一次回到中国东北，在黑龙江亚布力林场当监工员到1956年，随后他举家迁往澳大利亚，1958年在澳大利亚去世。频繁的迁移和对历史的见证不仅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更让他的作品有了极为深邃的思考与洞察力。《大王》就是其作品中最为深刻、最为动人的代表。

《大王》于1936年在哈尔滨出版，是巴依阔夫创作的一部中长篇小说。与传统的自然文学作品有所不同，它是以小说的形式和自然主义文学的手法共同呈现的自然文学作品。它的主角是一只被中国东北森林与山区中的原住民和猎人们尊奉为“大王”的老虎，巴依阔夫以“大王”的降生为出发点，并使用“大王”的视角，以细腻的描写和曲折的情节展现了中国东北优美原始的自然风光与人类和老虎之间的对抗，并在叙述的过程中不断引人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外来人”，也就是来到中国东北的俄罗斯人，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建设铁路、工厂，砍伐森林、建造房屋，使得森林里的动物们失去了生活的空间，甚至“大王”的同类也被人类捕杀。失去了爱人的“大王”对“外来人”展开了报复，但最终死在了猎人的枪口下。巴依阔夫在叙述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以自然中心的观点和对自然生存危机的关注，让这部作品成为为中国东北大自然奏响的一曲挽歌，也同样为人类在对自然开发的过程中造成的种种破坏敲响警钟。不过，巴依阔夫作为中东铁路护路军的一员，是以沙俄殖民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东北的，而沙俄在中国东北所进行的大规模开发建设也是为了掠夺东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本文基于对《大王》的文本分析和个人的解读，结合作者的身份视角，将通过巴依阔夫在作品中展现出的对自然的热爱、对“自然”这一概念的认知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展开分析与评价。

一、森林的美与和谐：对自然的热切称颂

在《大王》的开篇，巴依阔夫以优美的笔调详尽地描绘着壮美的东北森林风光：“幽暗的密林深处已经出现一串串小铃铛似的白生生的铃兰花。山里的空气像水晶一般洁净，充溢着花香和泥土的气息。太阳西沉，黄昏的暗影在山丘斜坡上延伸，拖得长长的。”[1]1-2在这里，一年四季都有着独特的景色和精彩的故事，在巴依阔夫的笔下，这片土地仿佛人间仙境，是那样静谧安详，远离尘世的喧嚣。在他的心目中，中国东北的森林无疑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净土，那里既是诗人所向往的天堂，也是使旅行者感受到心灵震撼的自然边疆。

除了对自然景色之优美的描写，巴依阔夫还用了大量的篇幅叙述森林中各种动物的生活与交流。他巧妙地运用拟人的手法，将森林中各种鸟类的叫声形容成森林中的新闻官，将大王与黑熊、野猪紧张而激烈的战斗犹如电影镜头一般记录了下来，甚至，他还以“大王”的视角观察了两只黑貂捕捉松鼠的情节，使得这部小说的阅读体验轻松而舒畅。能够将东北森林的自然风光、动物生活记述得如此详尽而生动，这不仅仅是巴依阔夫扎实的文字功底的体现，同时也表明他对东北森林的了解十分详尽。

巴依阔夫一生在中国东北居住生活了近50年，他的足迹踏遍了黑龙江、吉林的山山水水，《大王》中这些珍贵的描写无疑是他人生丰富经历的总结和对东方这片美丽土地的情感寄托，正是这种情感支持了他这部作品的创作。王亚民对《大王》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大王》并不是童话，而是一部关于森林之王——东北虎的充满诗意的真实叙述。”[2]巴依阔夫对自然的和谐与细腻的描写，所体现出的正是自然文学所具有的独特气质：长期积累的自然生活观察经验和对大自然由衷的热爱，通过写实的手法来表达和寄托自己的情感。这也体现出了他的小说所具有的两个特点：科学家般客观而又细致的观察，和艺术家般强烈而执着的热情。不过，巴依阔夫作为殖民者，他对于这片土地所产生的感情最终也无法跳出自身身份的限制，因此他对于大自然的热切称颂实际上带有浓重的殖民主义色彩。

二、人与自然的交融：对“自然”的认知

与世隔绝、远离尘嚣，东北的原始森林在《大王》中是完全自然且和谐的。但这也意味着对于无意间闯入这片桃花源的人来说，进入森林就是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未知地带：“这里的一切都使人想起远古的情景，想起早已消逝的地质年代。人类和野兽还处于洪荒时代的原始状态。”[1]36在这样的状态下，文明社会中的规则和法律是不存在的，秩序的确立只有通过残酷的拼杀才能够确定，已有的森林秩序正是千万年来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结果，“大王”的存在表明这一秩序已经建立起了最高权力的地位，并且在当地人对“大王”的惧怕与崇敬中成为权力本身的象征。这种自然秩序的确立反映了千万年来环境与生物进化的历史，同时也保护着森林中的生物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生息繁衍。就像美国环境史学者谢健（Jonthan Sohlesinger）在《帝国之裘》（A World Trimmed with Fur）一书中所总结的那样：“满洲地区只有一种秩序，那就是大自然本身。”[3]viii

但如果仅凭巴依阔夫对中国东北大自然的赞颂与热爱和他对“大王”之死所表达出的惋惜，而断定他是一个谴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破坏与污染的环保主义者，那显然是轻率的。在很多人看来，“自然”这一概念仿佛天生是排斥人类的，自从人类活动开始出现，就诞生了“自然”与“人为”的分野。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们开始注意到，“自然”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人类的发明。中国东北地区广袤的原始森林和未受任何人类破坏的美好环境看起来与世隔绝、远离尘嚣，但这仍然是受到清代封禁保护政策影响后的结果。谢健认为“自然”的概念无法与人类社会割裂开来，因为把“自然”视作自然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他针对中国东北地区长期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现象，指出了“自然”这一概念不是绝对的，而是无时无刻不与人类社会和历史产生着联系：“18世纪末，英语的nature一词出现了家园的意义，此与清代的‘自然’观念有所重合，即我们现在用来描述一个未被破坏的环境。这个自然与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r）提出的‘错误自然’吻合：一个关于人类历史脱节的无瑕世界的理想，这是一种在美国拥有悠久历史，而且内容生动的思想。实际上，受克罗农等历史学家引领，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个‘自然’本身就是人为创造的；通过近距离观察可知，没有哪里的自然环境与人类历史无关，人类生活的任何层面都不能与物质和生物分离。自然世界告诉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混合体’。”[3]xx

巴依阔夫在作品中表达出了相似的观点。他虽然热切地称颂自然、赞美和谐，但却并没有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割裂开来，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对抗。在巴依阔夫的笔下，同样没有非黑即白的人群之间的对抗关系，不论是森林里的原住民还是铺设铁路、开工厂的“外来人”，都同样表现出了对自然的冲突与敬畏两方面的特点。他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描述着“大王”在原始森林中所具有的神化地位：“在那个远古的时期，人的智力还处于蒙昧状态，而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又时时面临死亡的危险，于是便把充满敌意的大自然种种现象视为超自然力量在作祟，在某些特别嗜血的危险猛兽的头上加上神圣的光环。”[1]33而同时，这些原住民们是希望通过对大王的崇拜而获得神灵的保佑，以期在狩猎和贸易中获得好运气，有时甚至也会猎杀老虎来获取皮毛赚钱。在这一点上，保持着朴素生活方式和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的原住民和砍伐森林开设工厂的外来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且外来人同样表现出了对大自然的尊重与敬畏，巴依阔夫借俄罗斯人之口道出了外来人对东北这片土地的认识：“就像我们尊奉圣徒尼古拉那样，他们尊奉虎大王！看来，这就是规矩！每个民族各有自己的风俗！是啊！事情就是这样！世上真是无奇不有！”[1]123原住民并不是一味地朴素和虔诚，外来者也并非一直都凶残与嗜血，自然从来不是完全的宽容和善良，人类也从不都是贪婪和狡诈，古老的宗教和生活未必会给人类带来幸福，现代的工业文明也并不意味着全然的破坏和污染。人与人、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相互交融，不可分割。显而易见，巴依阔夫对自然的认识是较为全面、客观的，在他的文字中体现出了充满智慧的辩证哲学。

三、最后的悲鸣：大自然的一曲挽歌

在《大王》的结尾，大片的森林被开垦成了平原和农田，工厂和铁路成为东北在近代历史上的主旋律，“大王”的妻子、孩子被猎人捉住，自己也被枪杀。自然最终还是消失在了工业文明席卷全球的浪潮下。然而，这意味着什么？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持续的对抗还是相辅相成？在文中，佟力这一角色的出现就体现了巴依阔夫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刻思考。作为一名已经在森林中捕猎了55年的老猎人，佟力不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森林居民，同样也是这个森林社区中自然秩序的执行者和裁决者，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原始森林中的人类社会里的“大王”。当“大王”在结尾死去，佟力作为自然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代表发出了最后的呼喊：“大王！醒来吧！我来自远方！怀着至诚之心！山神爷的意志必得履行！醒来吧，大王！”[1]145佟力这一角色是典型的西方视角下的东方文化的化身，他以捕猎为生，贩卖野生动物的皮毛，但是他所信奉的是朴素的轮回哲学，在他看来，人类所能获得的一切都是山神爷即大自然的馈赠和恩赐，他的家族所能获得的财富和一代代人的延续是因为定期向山神献祭，虔诚地供奉山神。而“大王”作为山神的化身，正是他需要膜拜和献祭的对象，正如文中所引巴依阔夫对“大王”的生命轮回所做的描述一样：“据民间传说，一位伟人的灵魂，经轮回投胎，转世为大王；大王一死，灵魂又会转世为一朵凡人肉眼看不见的黄色莲花。灵魂在这朵莲花之中达到彻底的净化，并同宇宙的世界之灵融为一体。”[1]145作为一部自然文学作品，巴依阔夫在描述“大王”的生与死时，将东方宗教中的轮回元素引入其中，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与自然文学这一主题格格不入，但实则是其对自然的观点进行深刻思考后的浪漫化体现：就像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一样，人类无法“征服”自然，对自然的大规模开发与破坏也无法“毁灭”自然，这样的行为最终只能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而自然在经历了各种巨变后，仍然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下去，“大王”作为一种象征也会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

与读者和观众喜闻乐见的美满结局不同，巴依阔夫的《大王》并不像《狮子王》（The Lion King）那样描述了一个历尽艰辛后的大草原迎来新王登基、欣欣向荣的新世界，也不同于电影《阿凡达》（Avatar）在最后迎来了潘多拉星球上的原住民对人类和现代科技入侵大获全胜的反转情节，而是以一种纪实性的、非常冷静客观的笔调写出了所有人意料之中的结局：“大王”所代表的自然秩序和森林生物无法与现代工业和科技的产物相抗衡，它的死是必然的。尽管巴依阔夫热爱这片土地，并在小说的结尾以充满了神话色彩的凄凉笔调描写对“大王”转世的期盼：“有朝一日，大王要醒来。它的吼叫将会隆隆地响彻群山和森林的上空，引起一次次的回声。苍天和大地均会受到震动，神圣而又灿烂的莲花将会展瓣怒放。”[1]145却没有像理想主义者那样在文学作品中阻挡铁路与工厂所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改变了这片土地的现实，因此在《大王》中并不能找到应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答案，同样，本文也无法做出解答。但是，这样的结局是否意味着现代的人类社会和工业文明就“胜利”了呢？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表面上看，“大王”被人类杀死，森林被开发成了农田、工厂和铁路，自然世界似乎正在逐渐消失。然而，就像文中已经提到的那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互相交融而密不可分，于是这同样意味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在逐步恶化，甚至已经开始危及人类的生存。因此，《大王》作为一曲自然的挽歌，不仅仅是针对一片消逝的原始森林，同样也是大自然为人类奏响的警钟。巴依阔夫的作品之所以获得了成功并被广泛传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巴依阔夫没有以殖民者的姿态面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与自然，而是通过精彩的故事激起了读者们的思考：从中国东北地区森林的消逝，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全世界的开发趋势？在对自然环境进行破坏和对自然资源加以大规模利用的时候，这些环境中的人类社会本身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危机？人类又应该如何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这些被激发起的危机意识和焦虑感是《大王》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它引起了读者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自然与人类在这种思考中都获得了和谐共生与进步延续的机会。只不过，囿于其殖民者的身份，巴依阔夫未能跳出身份的限制，因此没有表达出殖民帝国对于被殖民地区所造成的伤害，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历史局限性。

作者简介

许路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在读研究生。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长春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曾获“长春文学奖”等，代表作《行走中的风景——许路明散文随笔集》《东北文史探微》。

张箭飞，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哈佛燕京访问学者，UIUC费曼基金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文学与风景。

参考文献

[1] 李延龄.兴安岭奏鸣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2] 王亚民.20世纪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8.

[3] 谢健.帝国之裘[M].关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①沙俄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驻扎于铁路沿线的军队。根据《中俄密约》，沙俄攫取了在我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中东铁路勘测工程和筑路工程伊始，沙俄便借口“保护”工程和筑路人员，于1897年5月，由中东铁路公司组建中东铁路护路队。7月，任命沙俄上校盖伦格罗斯为护路军总司令。12月，护路军由海参崴登陆，进入中国东北，在铁路沿线分段驻扎。后护路军多次扩编，到1900年，有2000多名步兵和2500多名哥萨克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