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小说的传播优势与社会功能，而科学小说作为文学与科 学结合的产物，也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传播科学知识、开启民智的重要使命。但放诸具体的文本中，我们又会 发现：对国家命运的想象中，出现了怀疑科学、科学书写违背常理、崇信宗教哲学等悖论，晚清科学小说家 的科学观也因此呈现了复杂的一面。其思维方式、情绪和信念，既具有人类在探索科学过程中的共通性，也 隐含着推动中国现代思想不断演进的价值。

晚清科学小说作为“小说界革命”的产物， 自诞生伊始就承担起传播科学知识、开启民智的 重要使命——它可以说是近代启蒙知识分子推动 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理想体现。因此，科学小 说必然要宣扬科学精神，引导民众相信以实证和 经验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然而，经过对具体文本 的考察会发现，在传达所谓“科学上最精确之学 理，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的背后，流露出了某 种对科学的怀疑和警惕、想象的违背常理以及对 “科学”这一概念的认知偏差。这些含混的书写， 使晚清科学小说呈现出了相异的特质。

吴岩认为：“科学观可以是个人价值观朝向科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一段时期整个社会对 待科学的共识。”[1]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科学小 说显然不只是为宣扬科学革命而存在，不排除作 者是出于猎奇心理萌生的创作意图。由于时代原 因，无法详细考证每一篇小说的创作初衷，但可 以肯定的是，它们或多或少也体现出了作者在对 待科学上的某些思考。

一、救亡的隐忧与殖民的焦虑

科学小说的社会使命注定了其必须走向信 奉科学的立场。其中暗藏着一种共识，那就是 对科学之万能的深信不疑、顶礼膜拜。然而，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①却在无意中打破了 这一观念。

作为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科学小说，《新法螺 先生谭》的文本中却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在小 说开头，“法螺先生”便表达出自己对科学的认 识：“科学者仅据矿物界、植物界、动物界种种 之现象，种种之考察，以为凡物尽于斯，凡理尽 于斯。使果然焉，则世间于科学外，当无所谓学 问，不复有发明矣。而实验殊不然，何哉？余 本此问题，愈思愈疑，愈疑愈思，既然奋然曰： ‘余苟局局于诸家之说，而不能超脱。张其如炬 之目光，展其空前之手段，是亦一学界之奴隶而 已。余决不为，余决不为。’”[2]在这里，“法螺先 生”表现出来的，是对科学的一种轻视，同时也 是一种警惕。同样的想法徐念慈在《觉我赘言》 中亦有提及：“余读第十六回，言近代科学日益 发达，然仅物质上之发明而已。于精神上之发 明，尚未能穷其源委。”[3]这里所说的“精神上 之发明”与随后“法螺先生”灵肉分离的举措， 和当时的“催眠术”一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时 人看来，“催眠术”作为一种精神疗法，不仅在 治愈现实的病症以及启蒙方面有所成效，还能超 越物质科学的局限。

小说后半部分，“法螺先生”发明的“脑电” 之术也似乎可以看到“催眠术”的影响。按照 “法螺先生”的说法，将大脑改良以后推广，就 会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自然的感应力。这种感 应力可以代替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从而建立起 一个通过脑电便可联系的网络。也就是说，这种 “脑电”更像是人与人大脑之间的一种感应，只不过，这是一种通过科学技术可以达成的精神 交流。无独有偶，谭嗣同的《仁学》里也曾提 到“脑电”这一技术。栾伟平指出，二者皆受到 美国乌特亨利（Henry Wood）《治心免病法》（从 其代表作Ideal Suggestion翻译而来）的启发。《治 心免病法》虽宣扬利用精神疗法，实则是披着科 学外衣的宗教神学[4]。同时，由于《治心免病法》 宣扬“治心亦格致”，加上谭嗣同等人的推崇以 及随着一大批“心灵之学”书籍的传入，在当时 便形成“对物质的研究是科学,对于心灵的研究 也是科学,而且还比前者更重要”[4]的思维方式。

但是，“法螺先生”心心念念的“脑电”技 术，不但没能如他所希望的发挥作用，反而带来 了社会大规模的失业，因此遭到了国民的排斥。 这不得不使我们感到矛盾——作为一部科学小 说，它所要背负的使命注定了作者要在作品中对 科学的力量加以宣扬，并以此给予民众对科学的 信心，然而徐念慈却背道而驰，选择了以科技推 广失败、遭到民众抵制作为科学的归宿。那么， 他对于科学的态度是否存在着矛盾？在这背后所 要传达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维方式？

徐念慈对科学技术的隐忧，与西方科幻小说 开篇之作《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作者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想法存在着某种 相似性。在《弗兰肯斯坦》中，作者突破了西方 传统的“上帝造人”的思维而创造出了一个人造 的怪物，这个依靠科学技术所创造出来的怪物却 给人类带来了灾难。玛丽·雪莱想要表达的，是 科技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渗透与破坏。《新 法螺先生谭》中“法螺先生”发明的“脑电”技术，集发光、传声、生热等功能于一身，看上去 似乎是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实则取代了原本制造 这些功能的社会劳动力，从而破坏了市场的平 衡。徐念慈在小说中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某种 程度上来说，是对晚清社会现实的一种映射。

如果说玛丽·雪莱是站在工业革命发展到一 定程度的基础上思考科技对人类的不良影响，那 么徐念慈的质疑更像是部分晚清知识分子的心 声。当西方列强的炮火粉碎了“天朝上国”的 观念，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的流行瓦解了知识分 子心中传统的道德体系时，国人的世界观开始走 向混乱和未知。在一众不确定当中寻求确定，似 乎成为了潜在的意识。个别知识分子对待科学技 术时，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样一种“舶来 品”是否也会带来对原有社会体系的破坏？依靠 科学技术来救亡图存是否真的可行？

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保持警惕是东西方的一种 共识，但是晚清科学小说中所传达出的隐忧有其 特殊的地方：科学技术是作为殖民国家的文明成 果传入的，中国对科学技术的接受在初始时期带 有被迫色彩。因此，晚清知识分子看待科学技术 的眼光，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被殖民”色彩。正 如陈平原所言，“被压迫者如何看待‘压迫’，或 者说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应该怎样看待‘殖民’”[5] 是晚清科学小说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议题。

“救亡”几乎是贯穿在晚清科学小说中永恒 的主题，而依靠科学技术手段来挽救国族命运则 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在关于科学的想象中，对国 族命运的想象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国家仍处 在危机之中，小说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反映社会、 官场的黑暗，并寻求一条以科学为方案的救亡之 路。另一种则是国家已经强大起来，恢复了以往 “天朝上国”的霸主地位，他们或模仿以往殖民 国家形象，以强者的身份欺凌比他们“弱小”的欧美国家；或以种族来区分政治立场，联合亚洲 国家对抗以白种人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同时，我 们也可以看出，哪怕现实中的中国仍然处于内忧 外患的情境，晚清知识分子仍改变不了“天朝上 国”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这种强烈的民族 主义情绪，还表现为一种慕强倾向。晚清知识分 子固然意识到殖民国家给被殖民地区带来的深重 苦难，但出于回到原本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框架 的迫切愿望，他们将目光停留在强者的征服方式 所带来的快感之中。在他们看来，通过殖民或者 武力手段所换来的弱者的崇拜才是挽救民族危亡 的最佳途径，而科学技术是造就这些有力武器的 重要工具。

晚清知识分子科学观的矛盾之处就在这里： 对新生与未知的事物，他们抱有警惕，但是出于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又不得不借助它来实 现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而以徐念慈为代表的部 分晚清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弊端的警惕 和反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或多或少是站在人 文主义的角度表达了知识分子对人类在探索科学 之路上的命运的终极关怀。虽然小说中也存在着 不少想象的局限，且夹杂着旧式民族主义的思维 以及被殖民地区的困窘，但正是这样一种怀疑、 焦虑的情绪，使《新法螺先生谭》与同时期的科 学小说相比，展现出了超前的理性。《新法螺先 生谭》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科幻文学中最早思考 科技给人类所带来的破坏，以及人与科技二元关 系命题的作品。

二、身体的隐喻与急进的启蒙

对高科技武器想象的背后，是一种面临被 殖民的焦虑。但前文所述的“催眠术”这类涉 及生理学、心理学的想象又与前者有所不同。作 为一种与灵魂有关的“科学”，它在科学小说中的书写，实则代表了作者某种启蒙的愿望。这是 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唤醒沉睡的国民 的灵魂”既是科学话语，同时也是政治话语。如 果说，晚清科学小说中有关“未来中国”的科学 想象，更多是聚焦在殖民层面，那么，“催眠术” 这类医学层面上的科学想象，则体现出了别样的 科学观。不同于对战争、军事武器精确的想象， 关于医学的描写，因其充满了离奇与玄幻色彩， 成为科学小说中最突兀的部分。最典型的例子莫 过于在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中，哈 老为龙孟华“洗心”的情节：“也并不用线缝合， 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用棉花蘸了小瓶的药水， 一手合着，一手便拿药水揩着，揩到完了，那胸 膛便平平坦坦，并没一点刀割的痕迹。”[6]这样 的描写已经超出了医学的范畴，更像是神怪小说 常常出现的神力方术。

荒江钓叟设置“洗心”这一情节，原是为 了批判“八股”对国人的荼毒，但在具体的书写 中，却暴露了他对医学认知的局限。这种借助解 剖、药水等方法进行治疗的情节，在其他科学小 说中也常常能见到。例如《女娲石》里白十字社 开设的“洗脑院”，企图通过“洗脑”的方式祛 除国民的劣根：“俺用药品，种类不一，实则尽 从化学得来。譬如脑筋为利禄所熏坏者，俺用绿 气将他漂白，顷刻之间再复原质。又如我国人民 想望金银，其脑因感，遂定坚质。俺用黄水将他 溶解，再用燐质将他洗濯……”[7]然而这种离奇 的情节却不仅仅只是作者的一种想象，《点石斋 画报》中亦刊登过不少“剖腹”“剖脑”的插图。 “洗心”“洗脑”这类的“科学话语”在晚清的小 说乃至报刊中比比皆是，它们既是对以《聊斋志 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神魔玄幻故事的传承，也 折射出了时人在医学传播上的局限。可见，这些 似是而非的医学奇闻模糊了想象与现实的边界，从而也影响了小说家的创作。

在当时受众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万国公 报》和《格致汇编》中有不少介绍医学常识、原 理的文章。《格致汇编》甚至有“互相问答”栏 目专供读者提问，提问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 有关医学的问题占了总数的4.1%[8]365。熊月之认 为，这体现了读者潜在的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高度 信任感。“在时人的心目中，西方科学技术似乎 无所不能，什么难题到了那里都能迎刃而解，什 么疾病到了那里都能妙手回春”[8]338。贾立元也 曾考察了薛福成的日记以及《点石斋画报》中的 故事，指出了当时对待西方医学普遍信服的氛围 为小说家们提供了施展手脚的天地[9]。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心”还是“脑”， 在晚清的背景下，早已并非单纯地指向生理器官 的意义，而是国民精神的代名词。在这里，国民 的身体成为政治上的隐喻。杨念群认为：“知识 精英通过西医使中国人的身体经破损而复原再造 的历程，痛楚地感受着被凌辱的命运，想象着自 己的国家就像‘病体’一样受人污辱、歧视和践 踏，进而又把被治愈的病体想象成‘民族再生’ 的符号。”[10]西医的传入，不仅改变了国人对“身 体”这一话语的认识，也使国人认识到，强健的 体魄便意味着民族的崛起，而强健的体魄离不开 医学的疗效，医学也必将会成为与帝国主义角逐 较力的助推器。维新时期，西方医学便被维新派 视为挽救危亡的利器，“医者，纯乎民事也，故 言保民，必自医学始”[11]，启蒙者们由此提出 “医学救国”的宣言。虽然后来戊戌变法失败了， 但是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宣传西医的呼声并没有减 弱。投射到科学小说中，便是要宣扬科学精神， 呼吁人们拥抱以实证为基础的西方医学。因此， 科学小说的想象以西医知识为基础，才有可能进 行。然而事实上，比起战争、高科技武器相对合理的想象，小说中关于医学的书写却充斥着荒诞 不经、违背常理的悖论。这样一种矛盾的书写， 必然会使读者产生怀疑而非推崇，这便违背了启 蒙者的初衷。

除却前文所提及的似是而非的医学奇闻的 影响，晚清科学小说的作者很有可能还未来得 及对西医知识进行一番系统深入的了解，便匆匆 下笔。对于医学这类知识，从开阔眼界或是道听 途说的杂志中简要了解，远比参加专业训练来得 容易。也就是说，小说家们固然看重医学的力 量，但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之中却仅仅将眼光停留 在“宣扬医学知识以启蒙民众”的观念里，而在 医学知识的真实性上却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这 暴露了他们在启蒙过程中急进的心态。正如方晓 庆所言，“现实中启蒙的艰辛刺激了文人的想象， 他们希望借助科学的发达，将启蒙的过程也变得 便利而迅速。他们寻找着一劳永逸的启蒙良方， 并通过‘无所不能’的科学将之付诸实践。”[12]

从作者的高尚理想与自身医学水平的差距来 看，他们对待医学的态度或许并没有标榜的那么 伟大。他们或加以忽略，或加以神化。从本质上 而言，都不是出于专业角度对医学知识的传播。 毕竟，在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中，弘扬“科学” 精神这一观念已然大过了对具体知识的学习。知 识分子们歌颂医学的魅力，不过是高扬科学旗帜 的一个环节。小说家们渴望通过书写医学来宣扬 科学精神，倡导人们关注西医，却忽略了专业知 识支撑文本的重要性，最终适得其反。正是这样 一种急进的态度，制约着科学小说在书写医学时 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也造就了想象的苍白以及不 可避免的怪诞。

三、末日的实验与形而上的科学

除却对国家命运的想象，还有一类“末日” 题材的科学小说值得探讨。在晚清一代有关“末 日”的科学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梁启超 翻译的《世界末日记》以及包天笑创作的同名科 学小说②。

“末日”题材的特殊性在于，它代表的是一 种毁灭，是世界秩序的终结，同时，它也隐含了 对终结之后是新生还是虚无的思考。在晚清的时 代背景下，我们也不难看出，“末日”题材与达 尔文的进化论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化论思想的传 入也改变了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只要处在不 断地进化之中，中国就有可能再次迎来繁盛，从 而超越西方。这一思路极大地缓解了知识分子的 亡国焦虑。

李艳丽认为，并不能将小说中的“末日”与 晚清的社会语境联系起来，梁启超和包天笑的 《世界末日记》，都是受到西方“世纪末”恐慌 的感染而诞生的作品[13]。这种“世纪末”的恐 慌实则来源于西方，指的是19世纪末西方出现 的一种社会氛围。由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欧 洲人逐渐意识到人类必经由繁盛到衰弱的生长过 程，而作为“优于其他人种”的欧洲人则在近未 来会被比他们弱小的民族毁灭。所谓的“黄祸 说”便由此而来。且“末日”这一概念最早是与 宗教联系在一起的，1884年的《月报》中便有 “宜备末日之审判”一文宣扬天主教义[14]。可见， 在梁启超和包天笑的两篇《世界末日记》发表之 前，关于“末日”的想象并未与“科学”联系起 来。作为亲维新派人物，包天笑对梁启超所倡导 的小说界革命表现出了极大的认同。他将科学视为开启民智、改造愚昧的手段，并对“科学 救国”抱有美好的幻想，在科学小说译介方面 贡献巨大，与梁启超的思想具有许多共通之处。 虽然并未有直接证据证明其他知识分子的态度， 但从梁启超和包天笑身上或许可以管窥一二。 在包天笑这部小说的开头，人们得知地球将要 灭亡时，成立了一个同盟会来探讨此事。作者 在其后特地加了一句：“此时亦无复有种族之 争，亦无复有贫富之别，举所谓黄祸、白祸之 说，早抛撇无余，而均贫富、无政府主义，则 渺如秋烟。”[15]2从这一句可以看出，“末日”让 各国人民抛弃了原有的成见，达成了短暂的团 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在 得知“末日”消息之前的“旧世界”，就是一个 充满种族之争、贫富差距的世界呢？虽然未必 是真实写照，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潜在的 对现实世界的印象。

所谓“旧世界”的种种弊端，需要一种足够 强大的力量才能摧毁，而“末日”则象征着从宇 宙的角度颠覆秩序——这很有可能暗示了作者另 一种维度的国族想象——与以往想象国家强大、 战胜欧美的思维不同，包天笑或许更寄希望于一 种“同归于尽”的方式来打破世界秩序，以此来 重新建构想象中的国家。但充满矛盾的是，包天 笑并没有描述到末日之后的新世界是一种怎样的 情景，而是以一句“是必经未来数亿万年之后， 新世界人之智识灵明，突过前尘，乃能推测而 知，而今则此偌大地球，永远封诸神秘之中，以 经无量之劫”[15]13作为结尾。显然，包天笑对新 世界必将超越旧世界是认同的，他将“末日”视 为一种新生亦可以理解，但他将建构新世界的方 式称为“无量之劫”时，问题就出现了：包天笑 寄希望重建文明的途径，为何是形而上的概念？

回到包天笑对“末日”到来时的情节描写，一位博士如是说道：“善哉！善哉！以我辈学理 上言之，宇宙万物，虽微尘纤芥，无一秒钟不含 其进化之点者。今吾人所处之世界虽云灭亡，然 不过进化之一现象，蜕旧易新而已。矧以物体不 灭则言之，即吾人肉体亦不灭亡，遑论精神？渺 渺天空，宁无寄我精灵之地？一念及此，又何用 增其悲怀耶？”[15]12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 包天笑笔下“末日”书写的几个特征：其一，包 天笑持有的仍然是传统的循环观念，这种观念之 中又掺杂着进化论的影响，是在以一种新的知识 论证旧的思想，所以他认为，“末日”是新旧交 替、生生不息的过程之一；其二，在《世界末日 记》中，人们对“末日”的态度从恐惧变为了坦 然；其三，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佛教观。关于 最后一点，需要提及梁启超的《世界末日记》与 近代中国的佛学思想。

1902年梁启超在译介《世界末日记》时，曾 在结尾提到自己选择末日题材的原因：“问者曰： ‘吾子初为小说不无鼓荡国民之功名心进取心，而 顾取此天地间第一悲惨煞风景之文，著诸第一号， 何也？’应之曰：‘不然，我佛从菩提树下起，为 大菩萨说《华严》，一切声闻凡夫，如聋如哑，喟 佛入定，何以故？缘未熟故。吾之译此文，以语 菩萨，非以语凡夫语声闻也。谛听，谛听，善男 子，善女子，一切皆死；而独有不死者，一切皆 死，而卿等贪着爱恋，嗔怒猜忌争夺胡为者，独 有不死者存，而卿等畏惧恐怖胡为者，证得此 义，请读小说：而不然者，拉杂之，摧烧之。’”[16] 乍一看，这样的回答很是隐晦，梁启超只是将之 比作《华严》来传达自己的佛学思想。要真正理 解上述文段，就要提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运用 佛学对20世纪科学主义思潮的回应。

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 术思想更重视的是经世致用，作为传统学术之一的佛学自然也被视为应用的代表。西方思想的传 入使近代中国面临着信仰的危机，因此，梁启超 便视佛学为政治发展的手段之一。在《论佛教与 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提出了佛教有利于“群 治”的主张。贾立元指出，梁启超服膺于社会 达尔文主义的世界秩序观，同时，他又认为佛教 教义能够使人们克服固执保守，认识到自己的渺 小，生出对众生的慈悲，从而走向刚猛、进取、 无畏、普度众生。这些品质正是促使国人走向进 步的重要动力。因此，梁启超在《世界末日记》 中传达的所谓“科学”的思想，“主要指的就是 作为一种真理和行动前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 作为一种哲学原理和行动指导的大乘佛教之间的 相通，它们对应的则是一种辨证的生死观：在无 穷的‘进化’之路上，局部之‘死’是整体之 ‘生’的前提，死者，以其对新陈代谢的贡献而 获得了‘未来’的褒奖”[17]。

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中所传达的佛理， 与梁启超等人所主张的宗教哲学是相似的。或许 在包天笑看来，人必将历经“无量之劫”，以死 亡完成对新生的超越。因此，看似是毁灭性的、 消极的题材，却传达着对“未来”的信心，以玄 理来鼓舞民众。此外，晚清一代对“科学”的 定义经历了漫长的讨论，其中以1903年《江苏》 发表的《哲学概论》最具有代表性。该文认为， 科学来源于哲学，且与哲学相互依存，“科学乃 哲学之数据，哲学含科学之状态”[18]。

李欧梵认为，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 分子，对于这种超越自己想象的生死大事、时空 间隔，他没有办法找到答案，或许也只能用佛家 典故来为自己打一个圆场[20]。同样的，包天笑 重建文明的构想，也只能停留在依靠“末日”的 力量对原有世界秩序的颠覆上，以此来完成对旧 世界的改造。但是毁灭之后的人世如何重建？包天笑或许是无法回答的。当想象到达一个极点之 后，他相信的，恐怕已经不再是所谓的科学技 术，而是披着“形而上学”外衣的宗教哲学。

作为科学小说的《世界末日记》虽然是建 立在天文学知识上的合理想象，但其作者对“科 学”的认知却也体现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 识分子在“科学”这一概念划分上的模糊性。从 他们身上，也能看到在近代中国，辨析“科学” 这一概念的过程之复杂性与曲折性。

四、余论

“往何处去”或许正是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心 中永恒的困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传入，颠覆 了一代人的思维观念。宇宙万物不再是神秘和未 知的，而是可以通过科学去探知和掌控的。科学 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万物规律，更象征着破除愚 昧的刀、强盛国家的剑。当救亡的政治要求战胜 了求知的欲望，科学小说在背负开启民智、救亡 图存的高尚使命的同时，也寄托了知识分子对国 家与民族的希望。

那也便意味着，知识分子看待科学的眼光 必定是复杂的。身处于殖民阴霾之下，晚清科学 小说家们急切地希望通过科学幻想来表达对压迫 的不甘，但却因为囿于旧式民族主义思维，出现 想象的矛盾；救亡使命的迫切使得他们还来不及 对科学知识加以全面深刻的了解便匆匆下笔，从 而使作品出现许多吊诡的书写，暴露了启蒙的 急进；当想象突破时空的界限，对重建文明的构 想又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时，晚清科学小说中怀疑 科学、违背常理、崇信宗教的悖论就不可避免地 显现出来。然而，放诸晚清的时代背景下，他们 的科学观又不会使我们感到意外。科学意味着破 除迷信，也必然成为政治的武器。在国家危难时 刻，他们必须寻找到一条出路，“往何处去”便成为至关重要的命题。

经过对晚清科学小说的重新挖掘、考察，我 们会发现，许多看似荒诞的想象背后，隐含着一 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特别的思考。这些在国族 命运大背景下的时代情绪和信念，正是中国现代 思想不断演进的张力。晚清科学小说所发出的星 光，必将会与中国现当代科幻文学一起创造出一 条绵延的璀璨星河。

纵观整个中国科学史，乃至人类科学史，对 于科学的探索永不止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地 冲击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询 问着“往何处去”的问题。对未知的期盼、担 忧、警惕、彷徨，这些情绪在某种意义上是共 通的。应该说，晚清的科学小说所传达出的科学 观，既有时代的特殊性，也表现出人类在探索、 认识科学过程中的某些思维方式。

通信作者：柯璐，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科幻文学与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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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武田雅哉的考证，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一文与包天笑翻译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三文汇成一 册，于1905年由小说林社作为“小说林科学小说之一”出版，全书题名为《新法螺》。但由于此书资料已亡佚，下文 引用的皆出自徐念慈1907年在《广益丛报》上的原文，题目名为《新新新法螺天话》，本文仍标注为《新法螺先生谭》。 详见武田雅哉《东海觉我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小考——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史杂记》（王国安译），载《复旦学报(社 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第41页。

②包天笑的同名小说曾被武田雅哉认为与西蒙·纽康的原著、黑泪岩香的译作、徐念慈转译的作品《黑行星》的内容有 相似之处。但李艳丽认为，从情节、描写、结构来看，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应该是另一个作品。因此，本文将《世 界末日记》视为包天笑受到翻译小说的影响而二度创作的作品。详见李艳丽《清末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以两篇〈世 界末日记〉为例》，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