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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时代的困惑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想象与现实

科普创作评论

尉龙飞

2022-04-08 09:24

[摘要] 本文主要以1984—1990年发表于《科学文艺》/《奇谈》杂志上的科幻小说为讨论对象,重新审 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中国科幻发展历程中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低谷时期,并结合社会转轨的历史背 景,辨析这一时期科幻作品所包含的时代症候与思想潮流。相较于“新时期”之初,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科幻小说更多地反映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困惑与反思, 在题材广度、思想张力等方面均有明显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新时期”以来中国独特而曲折的“现 代化”进程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在 一次文学创作座谈会上提出了“科幻现实主义” 这一概念,认为“科幻小说也是小说,也是反 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只不过它不是平面镜似的反 映,而是一面折光镜……”[1]这在很大程度上体 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的一个重 要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科幻小说长 期被视为“科学文艺”的一个门类,以科学普及 为主要任务,服务于国家建设。20世纪七八十 年代,伴随着社会政治的巨大变革、多元思潮的激烈碰撞以及欧美科幻小说的引进与传播,一些 科幻作家开始尝试突破“科普”范畴,运用科幻 的形式反映和反思现实问题,使得中国科幻进入 一个重要的“社会化时期”[2],出现了《月光岛》 《机器人乔二患病记》等一批具有鲜明现实批判 意味的科幻作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 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现代 化”开始深刻震撼社会方方面面,人们的生产生 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都在发生剧烈变化,而环境 污染、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现代性”问题也逐渐显现。在这样一个躁动不安的转轨时 代,中国科幻的现实关切进一步强化。当20世 纪80年代中后期主流文学以“一种自生自发、 难以遏止的趋势”“向内转”[3]的同时,身处边 缘的科幻作家们却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通过科幻 小说这一独特路径把握与介入广阔的社会现实, 并对这一时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 题展开反思。本文以当时的科幻主阵地《科学文 艺》/《奇谈》①为主要考察对象,从这一时期科 幻小说对科学研究的书写、对“现代化”和工业 化的态度以及对他者形象的塑造入手,探讨涌动 其中的时代症候与思想潮流。

一、“市场化”的科学研究叙事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科技革新日益成为 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作为一个后 发国家,人们对于先进科技的渴望尤为强烈。因 此,作为科技进步的基础,科学研究被视为一种 崇高的事业,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代领导 人的高度重视。1956年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 问题会议上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 1988年邓小平也作出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的论断。然而,不同时期对于科学研究的推 崇背后,存在着不同的价值逻辑。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初,科学研究往往与国防事业以及国 家重点工程紧密相连,要求科研工作者必须具备 可靠的政治立场,做到“又红又专”。而伴随着 改革开放的进程,有关科学研究的表述也发生了 变化。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 上明确表示,“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 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 可以说是红的表现”,并要求“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4]。专 业科研人员被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力 量。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学研究与市场 的结合也逐渐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鼓励。这在很 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化”语境下对于科学研究 的新的时代要求。

这种转换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 期的“科学研究”叙事中得到了深刻的表现。在 一些作品中,科学研究开始与个人的物质利益追 求以及市场相关联。魏雅华在《奇谈》上发表的 《风流影子》(1989)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 部作品中,一个自动化工程师接受了一位作家的 有偿委托,在45天时间内研究一部能够自动写 作的机器,在这期间又邂逅了一位少女并与之相 恋。然而,由于研究任务紧迫难以抽出时间与之 相处,便向朋友要了一部机器人替身代替自己 与少女相处,正当研发工作即将完成之时,“我” 的替身突然不翼而飞,而“我”在苦苦寻找后竟 发现那个“少女”也是一个机器人替身。小说开 头有这样一段表述:

虽说我工作不错,甚至是令人羡慕的,是个 博士研究生,还是一个高级研究单位的研究室主 任,可我穷。

论说我工资也不少甚至是高薪阶层了,可我 毕竟是挣薪水的呀。

我中学时的许多朋友都有了别墅、汽车……[5]

这段话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 尤其是中后期科研人员经济地位的变化。随着改 革开放进程的深入,私营工商业逐渐放开,工资 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收入差距也逐渐拉 大。科研工作者的工资虽然不低,但远远不及 经商所得。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科研工作者开始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利用技术在市场上 获取利益②。

在小说中,主人公便在工作之余通过在一家 自动化公司兼职挣取外快,并在高额报酬的吸引 下设计一台自动写作机器(客户需要这部机器为 其快速创作大量作品来获得稿酬偿还债务)。可 以看出,科学技术在这里既没有承担“现代化” 建设的重任,也并未起到“探寻真理”的作用, 而是被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市场交换③。这样 一种构想可以说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出现 的科研市场化趋势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 期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颁 布,以及各地“技术市场”的建立,科学研究开 始面向市场,科技工作者的价值取向也随之变 化。如果说《地质之光》中的李四光是为了促进 国家建设而开展地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中 支撑陈景润刻苦钻研的是对数学的热爱与专注, 那么在《风流影子》中,则是高额的报酬、合同 的规定促使主人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现实中, 的确有许多科研工作者通过将自己的技术成果商 品化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然而问题在于,经济 收益真的能有效平复内心的失落导致的思想困 惑和精神苦痛吗?尽管在《风流影子》中,“我” 最终完成了能够自动写作的电脑,即将获得巨额 报酬,而机器人替身的“出逃”也并未造成实质 性后果,但小说并未走向充满欢笑的大结局,而 是以“哭”作为结尾:“我捂着脸哭了,我快活 得嚎啕大哭。”“我”究竟在为何而哭呢?是因为 虚惊一场的如释重负,还是因为在这一系列闹剧中感到的荒谬与悲哀,抑或是出于科研工作者在 时代浪潮中逐渐边缘化,失去价值依托的落寞与 失望?“我”真的快活吗?

对于《风流影子》来说,“替代”堪称这部 科幻小说的核心要素:电脑替代作家去写作,机 器人替代活人去交往。这样一种具有强烈解构意 味的“替代”结构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王朔小说 《顽主》中那个“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 的“三T公司”,其以一种颇为滑稽的戏拟实现 了对于严肃话语的嘲弄与解构。我们一般认为, 文学作品应当蕴含着作家独特的思想意志与情感 体验,恋人之间的交往也应当是自我感情的真挚 流露,然而在这里,文学是自动化机器的产品, 日常交往中面对的“人”是机器替身,甚至感情 也可能只是算法模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所谓 “自我”“感情”的真实性以及文学的价值便成了 值得怀疑的问题。如果说《顽主》中的于观等人 依然表现出了率直、幽默等特质以及鲜活的生命 力,那么这里代替人进行写作与交往的机器则冰 冷空洞,令人战栗。

在嵇伟的《别进入禁区》中,这种令人不安 的虚无感表现得更为强烈[6]。小说的主人公在科 学实验中获得了能读取别人内心想法的能力。在 这之后,主人公逐渐发现,虔诚信仰基督教的 父亲其实一直怀疑上帝和天国的存在,与自己 进行合作研究的儿时伙伴竟然有独吞实验成果的 想法,而朝夕相处的恋人其实在贪恋自己的财 产。这使得主人公对人性彻底失望,决定独自离 去,与动物为伍。主人公曾为了自己的信仰进行了漫长而艰辛的研究,并对友人、爱人抱有高度 信任,而这一切却在看到“真实的人性”后走向 崩塌。这样一种理想与“真实”的剧烈冲突不难 使我们联想到1980年“潘晓来信”中所提到的 由“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 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所带来的痛苦。但不同 于“潘晓来信”中对一系列宏大命题的追问,在 这部作品中,主人公最初主要以亲情、爱情、友 情等个人情感作为自己的价值关切,从这一点 来看似乎切合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对于 “人性”“自我”的呼唤。然而,主人公所窥见 的“真实的人性”并不像想象中那般高贵美好, 而是充斥着自私与贪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物质利益交换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占据着愈 发重要的地位,“利益”似乎成了唯一的真实, 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美好人性”的想象在 赤裸裸的物质利益面前渐趋黯淡。最终,主人 公选择远离人群,厕身鸟兽,这样一种近乎逃 避的行为也体现了理想主义的瓦解以及对于超 越可能性的放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代化” 实践的深入展开,在开始成形的“市场社会” 中,商品经济及其唤起的物质欲望逐渐展现出 强大的支配力量,冲击了新启蒙话语构建的个 体精神高扬的“现代化”想象。这种“市场化” 的科学研究叙述虽然并未在这一时期的科幻创 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却生动地展现了理想与 现实之间巨大落差导致的精神困境。

二、多重危机中的现代性焦虑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科学研究叙事”生动地呈现出了这一时期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困 境,而其背后则是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浮现出的 多重隐忧。1989年初,刚刚更名的《奇谈》在 该年首期头条刊登了一篇名为《龙年之灾》的 报告文学。这篇作品以直击人心的笔触,列举 了1988年一年间全国各地发生的飞机失事、火 车出轨等重大交通事故,沙尘暴、水土流失等 一系列生态灾难,以及物价飞涨、假货遍地、 消费狂热等诸多社会乱象,全文充斥着焦虑、 躁动与不安的情绪,以近乎全景的视角展现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环境、经济等多 个领域不容忽视的危机。《奇谈》杂志将这篇文 章放在当期第一篇,并占据全刊近三分之一篇 幅,一方面固然如杨潇和谭楷所说,是为了吸 引人们的眼球④,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呼应了这一 时期科幻界对“现代化”进程多重危机的关注 与思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许多科幻作品中, 人类似乎可以依靠先进技术,按照自身的需求对 自然进行自由的掌控与改造,如迟叔昌在《割掉 鼻子的大象》(1956)中设想通过刺激猪的脑垂 体大幅增加猪的体重,以满足人们对于肉类的需 求。这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们高昂 的建设热情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的强大 信心密切相关。“新时期”以来,在“四化”语 境中,这种利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建设国家的 想象依然层出不穷,如《太阳城的春天》(1983) 中,空间太阳能电站向地面发射微波以传输电 能,人们得以改变局部气候,将戈壁变为绿洲。 然而,随着“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演进,土 壤退化、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显现,甚至严重威胁到国内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⑤。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此前粗放的发展模式进行反 思,一些科幻作家也逐渐将目光聚焦于环境生态 问题。

短篇科幻小说《脆弱的平衡》(1984)讲述 了一个人类活动打破自然平衡造成的惨剧。故事 开端于一次钻井活动,主人公所在的化工厂新建 了两个大型车间,厂长决定开凿两眼超深井,抽 取深层地下水,以满足供水需求。然而钻井活动 破坏了当地脆弱的地质结构,使得附近的一个湖 泊底部出现了坍塌,并在湖中心形成了一个巨 大的漩涡,主人公与厂长女儿此时正在湖中乘船 游玩,不幸葬身于滔天巨浪之中。在这部小说 中,作者借一位养鱼大伯之口说出了自己的警世 明言:“大自然是欺负不得的,谁欺负它,它就 会惩罚谁。”[7]正如这部小说的标题一样,在作 者看来,大自然并非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支配的对 象,而是一个维持着脆弱平衡的整体系统,一旦 这种系统被人为打破,就很可能发生不可预估的 灾难。相对于此前许多科幻作品中动辄改变地理 形态、控制大气流向、重塑区域环境的宏大叙事 与雄心壮志,《脆弱的平衡》对待自然的态度转 为谨慎与敬畏。此外,人口的快速膨胀也给环境 生态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样也引起了科幻作家们 的强烈忧虑。《晨星号湮没》(1990)[8]和《碧海 桃源》(1986)[9]的科幻小说中也有通过建设海 底空间缓解人口压力的设想,但新建成的“海底 城”很快又被快速增长的人口填满,问题并未得 到解决。

与上述作品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具 体问题的关切相比,韩松1988年发表的《天 道》所包含的思虑更为深沉,直指“现代性”的本质[10]。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 认为,所谓“现代性”(modernity)有两重含义, 一种是“作为西方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另一 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在卡林内斯库 看来,前者包含着“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 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 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 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11]。 “新时期”以来,“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被 广泛接受。然而在《天道》中,作者对这种占 据支配地位的“现代性”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态 度。500年前,一群人怀着“幻想和激情”踏上 飞船,奔向宇宙深处寻找外星人的踪迹。500年 后,人类技术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征 服了无数行星,而“科学”却逐渐“硬化”,人 们已无法理解“哲学”以及当初那群人踏上征程 的动机。在得知飞船上的乘员全部死于未知太空 病毒之后,这样一种冒险行为被全面禁止。过了 许久,一个飞船残骸成为崇拜对象,名为“拜星 教”的宗教逐渐兴起并统治太阳系,试图“使人 类重有自知之明,熄凌驾万物之意”。然而在一 次朝圣过程中,突发的太阳磁暴使人们迷失了路 线,造成大量教徒的死亡,一些幸存者开始对教 义产生了怀疑,并孕育了下一代文明的胚胎。精 神与物质、宗教与科学、保守与进取、文明的衰 败与新生,这一切似乎都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循 环,正如文中所说,“一个世纪的开端,标志着 过去的一切都死掉了。然而正是因为死掉的一 切,意味深长的事情才不断重复发生”[10]。

在“现代性”叙事中,人类社会沿着“前 现代”到“现代”这一方向不断线性向前发展, 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社会将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 不同发展阶段,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同样是 阶梯式上行的“进化史观”。而在这部小说中, 文明似乎陷入永无止境的循环,在进步与衰退 之间周而复始,呈现为一种闭合的环形时间结 构。这样一种结构在韩松的其他作品中也时常 出现,王瑶曾以“环舞”一词来加以形容[12]。 现代人被囚禁于这一圆环之中无法逃离,与鲁 迅《呐喊·自序》中“铁屋里的人”颇有相似 之处,然而与静态封闭的“铁屋”不同,一切 似乎都在不停地躁动,而这运动的背后却是无尽 的轮回[12]。一些评论者认为韩松的写作风格与 当时的先锋文学颇为“气味投合,声息相通”, 使用了一些现代和后现代文学写作技巧[13]。与 此同时,这样的书写也可以认为是对时代往复变 迁的隐喻。

相应地,韩松对于科学技术的态度也显得暧 昧微妙。人类利用科学技术造出了飞船,开启了 太空探索,而随着科学的“硬化”,人们失去了 当初的激情、勇气以及献身精神,对于星空的探 索也就此止步,多年之后飞船的残骸漂流返回地 球,又被人们当作宗教信物崇拜的“神器”。正 如时任《科学文艺》杂志副主编的谭楷在评论这 部小说时所说:“未来科技高度发展,人们生活 当然高度的舒适,于是‘哲学’没有了,人们视 古代的献身精神为愚蠢的行为,进入另一种层次 的愚昧之中。”[14]科学技术本是人类文明与智慧 的结晶,在这里却成为束缚人类自身的囚笼,这 也正是对“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以及文明异化的 深刻反思。但谭楷同时也认为,“另一层次的愚 昧仍旧要打破的”[14],不管是“硬化”的科学还是神秘主义的“拜星教”都并非历史的尽头,历 经灾难之后,新一代文明再度萌发,也暗示着探 索的重新起航,在无尽的盛衰轮回中,人类文明 始终生生不息。

正如韩松本人所说,中国科幻“是这个国家 现代化的晴雨表,也是大国崛起雄心的表达,乃 至苦难风暴过后的彩虹映射”⑥,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一直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紧密相连。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现代化”轨道 的转换以及多重“现代性”危机的浮现,科幻小 说中对于科学技术乃至“现代性”本身局限与负 面后果的反思更是进一步深化,甚至直接指向人 类文明。因此,之前有研究提出的中国在20世 纪80年代末之前并不具备“最起码的工业化条 件”,导致“现代科学人文精神的启蒙在中国科 幻小说中无法萌芽”,这一时期中国科幻主题大 多来自西方文艺思潮,是“缺乏现实土壤的模 仿”[15]的判断,似乎并不十分准确。如果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科幻作品主要反映了中 国工业化起步阶段人们建设国家的炙热激情,以 及由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信心,那么20世 纪80年代中后期的许多科幻小说则体现了随着 “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逐渐显现,人们对于 “现代化”道路以及“现代化”这一概念更为冷 静的思考。

三、“开放”时代的他者想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主动重新融入世界市场的 过程。正如上文所述,“新时期”以来中国经济、 社会等多个领域乃至整个“现代化”路线发生了深刻变革,而这一切绝非中国内部的孤立事 件,与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以及和西方关 系的调整密切相关。在温铁军看来,正是这“第 二次对外开放”推动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中国为 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从西方大量引进资 本和技术,这也就必然要求对原有经济体制与管 理模式进行一定调整以与之进行对接[16]。一方 面,外国先进技术的引入的确促进了国内生产力 的提高,而外资的注入也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助 力。但另一方面,西方企业的管理、运作方式时 常与国内原有体制、观念发生冲突。而由于技术 和体量上的弱势地位,许多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 在外企挤压下大幅削减,甚至面临着被外资吞并 的风险,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规模和技术 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也让人们再次因“落后”产生 了沉重的压力和焦虑。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外国 尤其是西方的思想、学术著作的引介同样如火如 荼,并兴起了一股翻译、学习、研究“西学”的 热潮。人们对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 认知被重新塑造。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一系列 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既有文化、观念形成了一种 微妙的张力,人们在引进与接纳西方思想文化的 同时,也在担心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 义制度的侵蚀,而中国近代以来被侵略的历史和 冷战背景下“和平演变”的风险也使得许多人对 “西方”保持着一定的戒备心理[17]。

上文提到的对于“西潮”的警惕,在《金魔 王》中清晰可辨。小说主人公在抗日战争末期作 为八路军小战士,在一次站岗中意外遇到了前来 向八路军首长提供日军企图偷运黄金这一重要情 报的N国人威廉。改革开放后,威廉再次来到 中国,找到已成为县农业局局长的主人公,要向 当地免费提供一批高产玉米种子,并承诺在玉米 成熟后以高于市场的价格统一收购。主人公欣然答应,并打算与其签订长期合同。然而就当合同 即将签署之时,科研人员却发现,这一玉米品 种能够将土壤中的金离子吸收到植物体内,之 后可通过熔炼还原出黄金,而威廉提供这批种 子的真正目的是窃取当地的金矿资源。在文章 结尾,一名抗战时期驻扎在当地的日本军官重 返故地,对当年的侵略行径表示忏悔,并揭露 了历史真相:当年威廉举报日军偷运黄金的行 为并非出于“良心”,而仅仅是因为在与日军合 作过程中分赃不均[18]。

从“威廉”这一名字以及小说中的外貌描写 来看,“N国”应该代指某个西方国家或者整个 西方世界。虽然威廉主动向八路军报告日军偷运 黄金的情报,似乎是一位“国际友人”,但事实 上,这一行为却由利益驱动。小说由此成为宏大 历史的隐喻:即使西方和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处于同一阵营,在中国抗战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西方的援助从根本上源于利益考量,并未 反思其自身的殖民侵略恶行,更没有改弦更张。 同样,“新时期”以来西方对中国的资本、技术 输出亦绝非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无私援助, 而是为了从中国攫取更多利益。在对外开放的过 程中,一些外资企业也确实因触逆近代以来的历 史记忆与国内民众发生了冲突,如1983年发生 过一起深圳某外资采石场因悬挂“非外国人不准 入内”的标语引起工人强烈不满的事件[19]。虽 然在20世纪80年代官方宣传话语中,“斗争” 已经逐渐淡化,但“百年国耻”的历史记忆并未 完全隐褪。这部作品将故事缘起设置在抗日战争 时期,并在结尾提到“从十四岁起他就拿枪保卫 着这片土地,此刻他才深深感到仅仅有枪杆子是 不够的”[18],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样一种由历史 经验带来的警惕外部侵略的政治意识甚至无意 识。对投资、技术的渴望与对外来侵略的警惕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人们在面对“西方”这一外部 力量时的复杂心态。

事实上,挫败外国势力阴谋、保卫国家利益 的主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科幻作 品中经常出现,《珊瑚岛上的死光》(1978)中就 有科学家为保护发明成果与“某大国”势力殊死 搏斗的情节。然而,比较一下不难发现,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科幻作品中的“斗争”叙述不再 敌我分明、剑拔弩张,甚至有时文中出现的“外 国”并无明确所指,作者在行文中的态度亦较为 复杂⑦。在《金魔王》中,当年举报日军偷运黄 金的“国际友人”威廉竟然是企图窃取我国黄金 资源的不法商人,而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军官坂本 反而回来悔过,并揭露了威廉的罪行。童恩正的 名作《在时间的铅幕后面》(1989)中也有类似情 节。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在美 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时,一位名为舍逊的美国女 士送给他一块古蜀国铜片,并希望他带回中国。 这块铜片由舍逊女士的传教士父亲于1937年在中 国考察时获得并带回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是对中国文物的盗取(虽然当事人主观上可能并 无恶意)。如今,流失海外的文物由西方友好人 士主动送还给中国,而主人公也表示:“我愿意将 这件礼物作为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友谊的象征来接 受。”[20]这一“失而复得”的结构可以视为弥合 历史裂痕、实现中西和解的期望。由于这块铜片 上的花纹蕴藏着古蜀国宝藏埋藏地点的秘密,美 国古董商人亨利·杰克逊试图抢夺,以便之后在 中国境内盗取珍宝,而主人公依靠过人的胆识以 及此前从一位高僧那里学到的武艺最终挫败了其 阴谋。舍逊女士与杰克逊同为美国人,然而前者为了两国友好主动归还文物,后者则出于一己私 欲对文物进行抢夺,这一对照颇为耐人寻味。如 果说,前日本军官的忏悔和传教士后人主动归还 文物反映了这一时期化干戈为玉帛的愿望以及国 家层面直接对抗的缓和,那么两部小说都将试图 窃取国家财产的反面角色设置为不法商人,则表 现了对西方资本势力的警惕。童恩正曾于20世 纪80年代初在美国担任访问学者,因此相较于 当时国内许多科幻作家,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 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更为真切的体验,并对这一社 会体系的问题知之甚详,对于资本的批判意识在 其此前创作的《西游新记》(1983—1984)等作 品中已经有所体现。虽然“新时期”以来,人们 希望从西方引进更多先进技术,并在政治上与之 和解,但意识形态层面的戒心依然存在,也不可 能无视资本主义世界真实存在的恶行与弊病。此 外,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同美国资本势力发生了 激烈的冲突,但故事并未以任何一方的毁灭为结 局——主人公的人格魅力令对手钦佩,作为反面 角色的资本家杰克逊在阴谋失败后主动致信主人 公,表达了和解的愿望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 意。童恩正在谈到旅美经历时曾表示,中国人只 要发愤图强、自尊、自信、不卑不亢,展现出泱 泱大国国民的风度,自然会得到美国人民的好感 与尊重[21]。这一系列表述都体现了童恩正试图通 过中华文化魅力和中国人的自尊、自强打破中西 之间的隔阂,赢得世界认可的愿望。

如果说童恩正的《在时间的铅幕后面》表现 了一位曾游历美国、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学者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中西文明历经冲突后逐 渐走向和解并互相尊重的期望,那么韩松的《超越现实》则通过书写地球文明与外星文明的交 往,以隐喻的方式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 面对外来强势文化时的不同态度以及由之引发的 思想激荡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表达了青年知识 分子的困惑[22]。在这部小说中,地球同一个名 为“弥星”的更为先进的外星文明建立了联系, 在100年的交流中受到弥星文明的深刻影响,从 而在多个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正如文中主人 公所说:

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有限的接触中,地球 人得到的是他们几千年来得到的成千上万倍。建 筑、衣着、食品……甚至语言、思想,一切的一 切,都变了!地球人的生活从未达到过如此完美 的地步。[22]

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近代以来尤其是20 世纪80年代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在双方的 往来交流中,西方由于在科技与经济方面的领 先,占据着资本、技术与文化的输出地位,其先 进科技以及思想文化涌入中国,深刻地改变了中 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小说中,地球与弥星的交流主要是以 友好、和平而非冲突的方式进行,这也符合20 世纪80年代中外交流的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 主人公认为:“地球人需要的是与弥星人更为密 切的合作,需要进步而不是倒退,需要过好日子 而不是穷日子!”[22]在同技术上远超自身的“先 进”文明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对其产生崇拜心理, 并将其视为模仿与追赶的对象,这样一种观点很 大程度上隐喻着20世纪80年代逐渐兴起的向西 方学习的思潮。“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外交流 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 家在“现代化”程度上的差距有了直观认识。在 以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现代化”语境中,中国与西方在近代世界格局中所处位置的不同以及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独特经验被遮蔽,经 济状况和技术水平的差距被简单地定义为“先 进”与“落后”的差异,并形成了一整套“西 方”/“中国”、“先进”/“落后”、“现代”/“传统” 互相对应的二元对立式叙事结构,这与小说中的 “弥星”/“地球”、“进步”/“退步”、“好日子”/“穷 日子”等二元结构如出一辙。这种二元式的认知 结构在全面认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同时,对 自身文化传统以及独特“现代化”经验大加挞 伐。当然,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类观点显然 失之偏颇。

与主人公“我”的观点相对,小说中还有以 报社社长为代表的另一种声音:

是的,然而我要警告你,地球人在短短的时 间中失去的,比他们几千年来得到的要多得多! 哪样不是弥星的形式、弥星的内容?……是的, 我们更进步,更文明了,但哪样是地球人通过自 己努力获得的呢?地球需要的是文化的独立而不 是同化。[22]

社长的这番言论体现了对于自身文化在外来 文化冲击下失去独立性与主体性的担忧,这也正 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兴起的思潮。韩少 功曾在《文学的“根”》中表示:“五四以后,中 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 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 ‘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 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在韩少功看来,近代 以来外部文化的冲击以及由之引起的非理性应激 反应(不管是全盘接受还是盲目排外)共同造成 了民族文化信心的破灭,以至于如今“从外汇券 到外国的香水,都在某些人那里成了时髦”。我 们必须从“现代”的视野出发,以更为理性的态 度重新发掘自身文化的根脉,“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23]80。面对“民族虚无”的困境,小说 中的社长试图通过创办纸质报纸、使用公元纪年 等方式“唤醒大众的地球人意识”,而1985年 前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也试图重新挖掘和认识中 国传统文化。然而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这种行为 认定为“文化保守主义”,其背后事实上是一种 更为外向性的诉求。在社长看来,“我们是要以 地球人的身份进入宇宙的,而不是弥星人的摹拟 品”,1985年前后的“文化寻根”也在很大程度 上表现了一些知识分子在与外国文化界交流过程 中逐渐形成的通过发掘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 愿望[24]。在韩少功看来:“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 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 己。”[23]80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认识必须以他者为 参照,对他者文化进行消化、吸收,在这一过程 中,自身文化的主体意识逐渐强化,“世界文明” 这一整体视野也随之生成,而自身文化在“整 体”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又使人们“走向世界” 的愿望更为强烈。从这一角度来看,“‘全球化’ 和‘民族化’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民族化’ 是‘全球化’的必然副产品”。所谓“文化寻 根”体现的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再次被卷 入(或者说主动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 试图抵抗西方“现代性”的吞噬,寻求“文化独 立”的“反向运动”。然而问题在于,这样一种 抵抗真的有效吗?事实上,“文化寻根”很多时 候所依凭的正是西方“现代”理论视野,将自身 目光与作为不在场“他者”的“西方”目光进行 想象性重叠来审视“传统文化”,进行“自我东 方化”的表述。正如小说中社长在“弥星人”全 部离开地球后表示“我们又要开始寻找外星人” 一样,这样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虽然摆出了抵 抗“他者”的姿态,却又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与其说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叛,倒不如 说是对这一话语体系的追随与强化[25]。

“我”和社长的观点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 中国社会当中的两股重要思潮,同时也构成了小 说中的两个声部。而两种声音在小说中形成的张 力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作者面对这一问题的思想困 惑。“我”在与社长的辩论中逐渐意识到“我和 社长代表的正是当今地球上的两股激流……它们 相碰产生的漩涡、冲力,最终会影响这个行星的 自转和公转……社长说的是事实,我说的也是事 实,然而事实却是最圆滑的一头动物”。一方面 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吞噬一切的强大引力,另一 方面是试图抵抗这种引力,寻求自身文化主体性 的“反向运动”。正是在“两股激流”的不断博 弈中,许多人的思想陷入深刻的内在矛盾。主张 全面倒向“先进文明”的“我”并未在辩论中取 得胜利,甚至不得不承认,社长的观点也是“事 实”。最终“我”动用行政手段,对社长创办的 《环球消息报》发起了弹劾。然而当报社即将被 查封时,“我”又对其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心,并 主动打电话给社长。得知社长已经离开后,“我” 沉默良久。小说中以这样一段话概括了“我”此 时的心情——“此时我内心能产生的,却只不过 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对同行和新闻本身的一线怜 悯”。这一自述是否可信?所谓“对同行和新闻 本身的一线怜悯”,是否隐含着自身观点的动摇 与文化认同的焦虑?当“我”挂掉电话正在沉 默时,一个“弥星人”模仿地球人的礼仪问我, “您是不是生病了”。面对“弥星人”的亲切问 候,“我”感到“一阵暖意”,但紧接着便是“无 比的卑微感”。“我”全面认同外来“先进文化”, 然而在强势“他者”面前,却又始终难以摆脱自 身作为“落后”文明子民的强烈屈辱感,这种憧憬、自卑与焦虑杂糅的情感也正是这一时期许多 如韩松一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时的复杂 内心体验⑧。

四、结语

1986年,《科学文艺》杂志主编杨潇在首 届银河奖颁奖典礼上说过这样一段话:“科学文 艺不仅要描写技术本身,而应该更广泛地表现 时代、社会和人生在科技革命浪潮冲击下的演 变。”[26]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等面向 “文学自身”的探索试图在主题上实现“对于具 体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超越”,以追求“‘本体意 味’的形式和‘永恒意味’的生存命题”[27],同 一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则有意识地以自己的方式 把握时代与现实的脉搏,从内心深处价值困惑的 真挚表达到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 深度反思,再到面对西方技术、资本、文化时的 矛盾犹疑,在多个层面诉说着人们对于转轨时代 的体验与理解。与一般的现实主义文学不同,科 幻小说通过一系列迥异于现实的环境、情节与技 术装置,使读者产生一种惊异感,达成“认知性 陌生化”效果,助其摆脱习焉不察的境况,对习以为常的现实进行反思[28]。“新时期”之初,“黄 金时代”中国科幻就已经包含对于“‘现代化’ 的憧憬与焦虑”,在以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 为追求目标,并对“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展开想 象的同时,也呈现了对西方世界“现代化”后 果的超前思考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 世界时的困惑和焦虑”[29],而20世纪80年代中 期之后,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与90年代之交, 这种“憧憬”逐渐成为现实,甚至“现实已经远 比理论更激进”[30],物欲膨胀、贫富分化、环境 污染等“现代性”问题愈演愈烈。与之相应,科 幻文学对于“现代化”的美好想象日益消退,而 对于“现代性”后果以及中国自身“现代化”道 路的反思则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了拓展。同时, 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多重现实危机与中 西文化张力所产生的日趋强烈的焦虑感乃至价值 困惑,也跃然纸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科幻 小说中生动可感的时代症候以及对“现代性”的 深入反思,延续和发展了“科幻现实主义”的理 念,并深刻影响着20世纪90年代乃至新世纪中 国科幻,同时也为我们反思“新时期”以来独特 而曲折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通信作者:尉龙飞,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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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科学文艺》于1989年更名为《奇谈》,并于1991年再次更名为《科幻世界》。

②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科研工作者继续怀揣理想坚守岗位,完成了一系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为我国的科技进步作出了 巨大贡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制度的完善,科研工作者的待遇也得到了逐步改善。

③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科学研究市场化确实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科学研究与市场相结合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面向 消费者的民用科技的发展,补足了此前科技发展与产业结构中的一些短板,与国家主导的科研项目相结合共同促进了我 国科学技术的均衡发展。

④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杨潇表示这一时期《奇谈》上刊载了大量报告文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提高发行量, 谭楷也提到,《龙年之灾》发表后,杂志的发行量“哗就上去了”。

⑤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退化草原面积已占草原总面积的30%,水土流失面积高达150万平方公里。

⑥2019年5月13日,韩松在知乎上就问题“如何评价韩松的科幻小说”的回答,详见https://www.zhihu.com/ answer/674009557。

⑦“新时期”之初的科幻小说通常会以字母或象征的方式暗示现实中的具体国家,比如用“A国”代指美国,用“北极熊” 代指苏联,而《金魔王》中的“N国”却并没有明确所指。科幻作家王晓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郑文光曾建议他不要在 作品中指明具体国家,因为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时常发生变化,“好的变坏了,坏的变朋友了”,在作品中留下“白纸 黑字”可能会造成政治上的隐患。

⑧韩松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正就读于武汉大学英文系,并即将进入新闻系攻读硕士,这一专业背景应当有助于他把握中西 文化之间的张力以及知识分子面对此类问题时的内心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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