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新技术的发展是一种进步。它对于科普创作的影响主要从工具、内容和样式三方面表现出来。新技术为科普写作提供了新工具，不仅使科普作家能够更便利地组织材料、表达构思，而且让他们有条件占有海量信息资源、运用除文字之外的各种声光电化手段，甚至让他们可以通过与智能体的交互开拓新的思路。新技术为科普写作提供了新内容。这不仅是指新技术出于自身在社会上推广的需要向科普写作注入新动力，因此而产生新项目和新课题，而且是指新技术丰富了原有的知识体系，因而要求科普作家构思出新的故事场景，同时还是指新技术为自身创造了新用户，从而要求科普作家必须根据新读者的需求进行写作，如果他们不愿使自己落伍的话。新技术还为科普写作创造了新样式。科普写作的成果因此不仅以人们所熟悉的文学形态存在，而且通过IP转化拓展为影视、游戏，或者元宇宙中玩家所建设的虚拟家园。

新技术的发展对科普写作的影响好比“水涨船高”。这就是说，新技术通过其推广从总体上拉高了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准，进而要求科普作家必须具备更高的知识水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丧失从事科普的资格。与此同时，就目前我们所观察的现象而言，新技术迅速扩大了科普创作的队伍。当新技术不断证明自己是拉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的时候（或者说当新技术不断向社会各界证明自己有本事提供福祉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乐于为科学普及、技术推广做宣传。即使他们自己无暇或无力从事科普创作，也乐见其成，或者赞成、鼓励孩子们加入科普创作的行列。

不过，如果我们注意到新技术本身可以区分为渐进型和颠覆型的话，那么，它的发展对科普创作便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影响态势。如果说渐进型技术的特点是以人类所能接受的速度逐渐有所改进（如移动通信由5G升级为6G）的话，那么，颠覆型技术的特点则是突然带来不可思议的爆炸性冲击。后者在航空航天领域或许是指能够穿越虫洞飞行，在生物工程领域或许是指能够让人类以外的地球生物开口说话，在信息科技领域或许是指能够提取人的记忆并进行体外贮存、加工并回输，等等。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位科普作家登上飞船，那他在穿越虫洞时或许萌生了异乎寻常的灵感，在穿越虫洞的过程中或许连自身形态都发生了变化。如果一位科普作家同时是一位生物学专家，那么，他也许可以让其实验室中的大猩猩像自己一样从事科普创作，或者和它们（他们）一起联手进行科普创作，并通过它们（他们）向地球上的其他物种普及科学知识，进而全面提高芸芸众生的知识水平。如果一位科普作家因为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得以将自己的全部记忆外化于其他载体，那么，他将因此超越死生（甚至超越存在），实现科普写作的恒久化、泛在化。当然，如果颠覆性技术足够“颠覆”的话，那么，受其影响的科普作家必定不止一位。颠覆本身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了百了。因此，颠覆之后还可能有再颠覆，新技术的影响是无穷尽的，除非作为其发明者和应用者的智慧型生命消失。

颠覆型技术对科普创作的影响与其说是“水涨船高”，还不如说是“巨浪吞舟”。譬如，倘若真有虫洞能够穿越并回传信息的话，那么，人类的宇宙观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范式势必随之更新。届时，我们（如果仍然有知）也许会沮丧地发现：过去作为真理（更准确地说是作为探索真理的阶段性成果）来宣传的科学其实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它们在引领人类进步的过程中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又如，倘若实验室中的大猩猩经过新技术的改造已经可以从事写作（或者是实验室中诞生了经过基因改造、具有写作潜能的大猩猩），那么，不难想象它们完全可能进而加入科普行列。届时，我们（如果仍然有知）也许不得不尴尬地承认：过去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这只是一种无知（更准确地说是受制于所处环境或发展阶段的结果）的狂妄。再如，倘若一块晶体、一堆石头、一片沙漠都能成为人类记忆的载体，那么，科技的影响估计已经变得无处不在，科普的目标已经足够充分地实现。不过，届时我们（如果仍然有知）也许不得不痛苦地反思：今天之所谓“人”的地位又在哪里呢？

还好，我们今天只是生活在“水涨船高”的年代，“巨浪吞舟”仍然只是一种存在于想象的情境。若加比较的话，“水涨船高”更多地给人一种安全感，或者说新技术为我们创造日益舒适的环境（这是“人类世”的重要特征）；“巨浪吞舟”更多地给人一种危机感，或者说新技术带来“人将不人”的恐惧感。科幻和科普同样都以科技为参照系，同样着眼于新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不过，科普比较倾向于“水涨船高”的模式，相信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必然联系。这种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进化论影响所致，同时也有诸多来自现实生活的实证支持。科幻比较倾向于“巨浪吞舟”的模式，相信科技失控必定导致人类蒙难。这种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论影响所致，同样也有诸多来自现实生活的实证支持（或者只是预示）。二者有统一的可能性，因为新技术不只是“水”或“浪”，而且也可能是“船”或“舟”，偶然之中有必然，正如必然是通过偶然为自己开辟道路那样。

以上所言，重点在于新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科普创作。与之相关的另一论题是：科普创作如何在新技术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科普创作可能存在三重定位：一是通过向大众（尤其是儿童）普及科学原理为新技术普及铺平道路（或者说培养新生力量）；二是通过向科技工作者提供超前设想为新技术突破创造契机；三是通过向同行（指科普工作者）提供未来蓝图为新技术想象开拓空间。这三重定位与其说是彼此竞争，还不如说是相辅相成的。就此而言，科普作家不仅是“船”或“舟”，而且是“水珠”或“浪花”，甚至是为“水”或“浪”造势之人。在后一意义上，他们是为“水涨船高”喝彩，或是为“巨浪吞舟”示警，取决于其自身的见闻、价值观和社会理想。从纯粹创作的角度看，“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自是美景，“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也别有气象。从社会的角度看，没有喝彩之声，新技术缺乏坚定地沿着既有道路发展的油门；没有示警之呼，新技术便缺乏应有的为制止脱轨所需要的刹车。若想平安驾驶，油门和刹车都是少不了的。当然，任何时候人类都应当把好技术发展的方向盘。

通信作者：黄鸣奋，厦门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比较视野下中国科幻电影工业与美学研究”（批准号21ZD16）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新媒体艺术理论、科幻电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