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温顺的格丽赛达》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新冠肺炎疫情创作专栏写的短篇科幻小说。自2020年3月新冠病毒在美国的传播日益严重以来，为了记录和反思疫情，《纽约时报》向当代著名小说家们约稿，收集基于疫情的创作。2020年7月12日，29个短篇故事在《纽约时报》的专刊上发表；11月《纽约时报》将这些作品结集出版，书名为《“十日谈”项目：二十九个疫情短篇故事》（The Decameron Project：29New Stories from the Pandemic）。《纽约时报》收集疫情中的小说创作既是向700年前的经典——薄伽丘以黑死病为背景编撰的故事集《十日谈》（TheDecameron）致敬，更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际对时代的记录与反思。29位作者的29个故事风格各异，有的与疫情并无直接关系，但作者们的创作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宗旨，“当现实变得超现实，只有小说才能使它变得有意义”①。

阿特伍德的小说《不温顺的格丽赛达》在这些作品中引人注目：选取薄伽丘《十日谈》中一百个故事里的最后一个——《温顺的格丽赛达》（Patient Griselda），借一个外星“他者”之口重新讲述了这个来源复杂的欧洲民间故事[1]。以人类与外星他者“第一类接触”的科幻设定对经典文本进行解构，充满了对疫情与人类社会的后人类主义洞察与反思；以“他者”的视角重述经典，延续了阿特伍德惯用的对经典戏仿和解构的手法，与其以往作品中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视角一脉相承。本文主要从“科幻设定”与“经典重述”两个方面来分析《不温顺的格丽赛达》在风格上对阿特伍德以往作品中后人类主义伦理观与经典重述的传承与突破。

一、阿特伍德科幻作品中的外星他者与后人类主义

除了《不温顺的格丽赛达》以外，阿特伍德还发表过至少两篇关于人类与地外文明遭遇的短篇小说——《冷血》和《返回基站》（Homelanding）。与很多“第一类接触”主题的小说侧重于地外文明的高科技想象和星际之间的武力冲突不同，阿特伍德这三篇小说的聚焦点在于观察和反思人类社会——从外星他者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类的进化特征、社会结构、两性关系和文化心理等生理和社会性特征。作品中的后人类主义倾向继承了很多科幻作品中对“人之何以为人”的伦理困境的拷问，在疫情肆虐、社会停摆的情境下，这种反思更具现实意义。

《不温顺的格丽赛达》[2]53-58中外星生物是唯一的叙事主体。人类因为疫情被隔离了，某外星生物作为“星际危机援助”任务的执行者之一被派到地球上来安抚因为隔离而焦躁的人类。小说的主要情节即是外星他者为隔离中的人类讲了一个古老的地球故事——“格丽赛达”——以此来打发时间。在故事的一开始，这位外星说书人就以主人的姿态登场，“大家都有舒适的毯子了吗？我们已经尽力为大家提供大小合适的毯子了，非常抱歉有些毯子是抹布做的——材料不够了。你们的零食？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无法按照你们的习惯把食物‘煮熟’，但是这样其实营养更全，比你们做熟了的方式好得多……”[2]54紧接着这位外星说书人就观众提出的“纯素食”要求、上厕所、是否可以离开房间等问题，以及其对人类称呼的困惑逐一回应和解释。从这些交流以及在故事讲述时外星人流露的对人类社会的误解中，我们可以勾画出他们这个物种的特征：外形酷似章鱼；雌雄同体；自体繁殖；寿命超长；不需要排泄，食物无需烹饪，所以不“浪费”能源（自认为是比人类进化得更好的生理特征）；通过“翻译机”与人类沟通，但许多概念无法跨文化翻译；来自银河系外的某星球；疫情对他们毫无威胁。相对应的人类的生理特征在外星说书人眼里是怪异、落后的——异性繁殖、摄取食物和排泄方式都不能使资源物尽其用，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浪费等。故事通篇以外星人第一人称独白的形式展开，在涉及与人类的诸多不同时，其语气带有明显的优越感，比如因为无法分辨男人和女人所以对所有人一律称呼“女士—先生”，对此其解释是：“坦白说我这样称呼你们是因为我分不出你们男女的差别，我们的星球上可没有如此具有局限性的生理区别。”[2]54他们与人类的差异也是产生误解或外星人对故事有不同阐释的原因。比如说书人不理解也不知道怎么翻译“骑马”，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腿”；不需要坐骑，于是误把公爵的马说成是“零食”，引起观众的议论和哄笑。这让外星说书人很不高兴：“我强烈建议你们不要不停打断我，让我‘饿怒’（hangry）。饥饿让我暴躁，暴躁让我饥饿！搞不清楚是哪个，反正是其中一个！”[2]56这段话似乎是在暗示他生气时会对人类造成威胁，甚至可能吃掉人类。在外星人讲述的格丽赛达故事里，姐妹俩最后吃掉了公爵，人类听众觉得荒诞不经，但说书者认为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结尾。这同样暗示着人类在这个章鱼外形的外星生物眼中是可以作为食物的。

从故事的设定看，外星说书人是作为“星际危机援助”任务的执行者被派到地球跟人类聊天消磨时光的，他认为这是低等级的工作，所以接受这个工作时很不情愿。虽然情节设定只是一个讲故事的场景，人类听众的反应只能通过说书人的回应来判断，但从人类与外星说书人的互动及故事讲述中可以看出，人类是在被一个更强大的外星物种以他们的参照系观察、评价，甚至统治着。

阿特伍德在另外两部“第一类接触”短篇作品——《冷血》和《返回基站》中采用了类似的观察视角，人类作为被考察的主体，被一个更高级的外星文明审视、评判，很多人类习以为常的社会关系和我们引以为傲的生理进化特征在“完全他者”的评判体系里变得落后、畸形甚至怪诞。《冷血》的叙述主体是外表接近蛾类昆虫的外星生物，在考察了地球并与人类有了交流之后跟家人交流她的“地球见闻”。在她的评估里，人类是进化程度较低的物种，早晚会被其同类——地球上的蛾类昆虫取而代之。在试图理解彼此的过程中最让外星生物惊讶的是，地球掌权者和主宰者主要是雄性，而不是孕育生命的雌性。外星生物对人类也有很多误解，比如以为人类也需要结茧化蛹，把棺木和骨灰盒误认为是人类的“茧”。尽管有诸多不同，在认知他者的过程中避免不了自我投射的这个局限性上，人类与外星生物终于有了共同点。《返回基站》的故事设定是人类在另一个地球上以一种抽离式的、第三方的视角向地外生物描绘我们自己，从身体、食物、两性特征与矛盾到自然景观和死亡，这篇独白式的介绍是从非人类的角度打量我们自己。两性关系是阿特伍德这三部短篇里都着重讨论的内容，在《返回基站》这个故事里是这样描绘的：“我们有些人前面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尖状无骨的长在外面的附属器官。其他人没有。这个器官是生理优势还是劣势仍在辩论中。如果人没有这个器官，相应的部位就有一个口袋或内陷的凹槽，是用来孕育我们的新成员的。与陌生人随意讨论这个器官很不礼貌，大部分的访客都不懂这个禁忌，做出失礼之事，所以我得说明一下。”[3]这个直白简单的描绘暗示此时星际间的交流已经非常频繁，繁殖是重要话题，但地球的外星访客们常常因为不理解我们的性禁忌而在交流中造成尴尬局面。在《不温顺的格丽赛达》中，外星他者也提到，他不理解为何人类的“愉悦之器官”（生殖器）需要被特意遮挡，并解释说其同类的这个器官长在耳朵后面，不同个体间是否互相吸引可以一览无余。

《冷血》与《返回基站》是白描式的对人类社会的冷眼旁观，《不温顺的格丽赛达》的故事背景是地球疫情大流行，外星他者与人类之间的冲突和误解主要借助互动展现。在这三部作品里，人类都作为客体由一个“完全他者”审视、质疑，这些拷问和探索深置于一种非人性的情景中，人类处于绝对劣势，进而敦促我们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在与其他星际生物的误解和冲突中重新思考人与非人的界定，将自己视为一种更为开放性的生命存在，思考我们的社会结构和伦理观是否有其他的可能②。

阿特伍德的很多作品都具有科幻色彩，但她本人对“科幻”的定义比较传统、保守，认为延续《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这种具有人与外星文明相遇的“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才算得上科幻③。她这三个科幻短篇都不是着重于描绘未来科技发展细节或是靠科技来推动情节的“硬科幻”，作者更关注人性、社会关系和人的生存状态等人文问题，在不同文明的生物特征和两性关系的不同上制造陌生感和惊奇感，进而利用科幻文学关注未来的特点及其与真实生活的疏离感来讨论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重新定义人、认识人的问题。而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思考人类本身、挑战人文主义传统所强调的人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正是后人类主义关注的核心议题。

《不温顺的格丽赛达》是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创作，既直指当下，又放眼未来。作品延续了阿特伍德以往“第一类接触”科幻作品中后人类主义的思考，故事背景设定是地球疫情大流行，与之前的两部同类小说相比，《不温顺的格丽赛达》与现实的关联感更强烈。无论是小说中的疫情还是现实中的疫情都使得我们对技术飞速革新时代中人类主体性和人类边界思考的要求更显急迫。

二、阿特伍德经典重述中的女性主义

《不温顺的格丽赛达》是对薄伽丘《十日谈》中最后一个故事《温顺的格丽赛达》的改写和重述。外星说书人与人类对社会等级、两性关系理解上的对立更多地体现在二者对这个地球故事的不同阐释上。外星他者对格丽赛达的重述充满了阿特伍德作品中一贯的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气质。

阿特伍德改编经典、加入现代创作视角的作品有很多，以《珀涅罗珀记》和《女巫的子孙》（Hag-Seed）影响最大④。这两部作品中鲜明而厚重的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角，为读者创造了不同时代历史观与文化观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评估、审视经典与其反映的价值观，为文学经典带来新的生命与意义。

《不温顺的格丽赛达》与《珀涅罗珀记》在解构的方式上有很多呼应之处。《珀涅罗珀记》以奥德赛的妻子珀涅罗珀的视角讲述历史，以第一人称讲述“她”的故事，对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进行补充和重述②。在荷马史诗《奥德赛》里，珀涅罗珀等待出征特洛伊的奥德赛二十余年，是一位对丈夫忠贞不渝的贤妻良母，是各个时代规训妇女的典范。在《珀涅罗珀记》中，这位妻子揭示了历史的另一面，她与被奥德赛残暴杀死的12名女仆“一唱三叹”，挑战“正史”，不甘于自己只是“一个训诫意味十足的传奇。一根用来敲打其他妇人的棍棒”[4]。作者让被埋没的女性讲出自己的故事，把历史与神话中面目模糊的女性推到当代读者面前，质疑与反抗父权，赋予经典新的释读和意义。

传统的“温顺的格丽赛达”与《奥德赛》中的珀涅罗珀有相似的女性形象：格丽赛达出身卑贱，她的公爵丈夫用尽各种办法试探她是否忠贞、顺从，从身体羞辱到谎称杀死他们的孩子，到宣布自己另有所爱，要将她逐出家门，格丽赛达都默默忍受，最终她的“妇德”为她赢得尊重与地位，受到丈夫与社会的认可。在《不温顺的格丽赛达》中，阿特伍德首先设定了两个女主角，格丽赛达姐妹——“温顺的格丽赛达”与“不温顺的格丽赛达”。故事的结局也由“不温顺的格丽赛达”改变，她看不惯公爵对姐姐的羞辱与暴行，伪装成姐姐接近公爵并杀死了公爵与为其来复仇的亲戚。从故事的名字到人物设定、情节、语言，作者对经典故事的戏仿挥洒自如，通过“他者”之口，嘲讽传统故事设定对女性的不公与压迫，挑战故事蕴含的陈旧的伦理观⑥。

在《珀涅罗珀记》中，阿特伍德把原来故事的“副线”（珀涅罗珀与女仆）变为“主线”，填补《奥德赛》所呈现的历史的空隙，解释矛盾之处，与“正史”荷马史诗形成互文。在《不温顺的格丽赛达》中，故事讲述的主体则是一个外星生物，在介绍故事的时候这位外星说书人就直称其为《不温顺的格丽赛达》，从一开始就表明要挑战这个“古老的地球故事”的立场。当外星生物介绍故事的主人公——孪生姐妹格丽赛达时，人类听众立刻提出反对，认为不应该有两个格丽赛达，外星生物对此不予任何解释和让步，“不，并非只有一个格丽赛达，有两个。现在是谁在讲这个故事？我！所以，我说两个就两个！”[2]55故事的最后，不温顺的格丽赛达与温顺的格丽赛达姐妹俩合力杀死并吃掉了公爵，人类听众一片哗然，外星说书人对故事的情节稍微做了些解释：“我承认这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时刻。我只是讲述如果我是格丽赛达我会如何做。但是讲故事不正是帮我们理解彼此、跨越那些社会、历史与文化鸿沟的好机会吗？”[2]58外星说书人把对人类的不理解与质疑都融入对故事的改编与重述中，讲述的过程即是呈现冲突、探索其他伦理可能性的过程。作者把叙述者设置为一个与人类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外星生物，借一个完全他者的视角来审视、质疑这个故事的不合理与不公平之处，挑战的不只是男权社会，还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伦理观。

外星生物讲述故事的语言直白，全无人类的语言禁忌与伪饰，比如公爵阐明自己找社会地位低下的格丽赛达做妻子的原因是“高等级的女性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没有。我可以任意驱使你，想怎么欺辱你就怎么欺辱你。因为你知道自己身份卑微所以就不会反对我”[2]55。在“不温顺的格丽赛达”假扮姐姐，提出在被赶出家门之前要跟公爵最后亲热一次时，公爵兴致盎然，但是语言上仍竭尽侮辱之能事，“我一直以为你是块烂布、擦鞋垫，但现在看起来你本质上是个贱人……”[2]58一口气用了八个辱骂女性的词语后，听众们对其语言提出抗议，外星说书人立刻反击，“是的，你们的语言里确确实实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词语。”[2]58外来者无视人类语言和文化中的“禁忌”与虚饰，其直白的表述揭示了对女性具有侮辱性的词语普遍存在于语言中的事实。面对外星说书人的“挑衅”，人类听众的辩解反驳显得苍白无力。侮辱性语言是歧视仍然普遍存在的反映，也是系统性的歧视与规训的结果。

《不温顺的格丽赛达》通过对情节与人物的改写挑战了经典故事中隐忍、顺从的女性规训符号，借科幻设定，从一个外星他者的角度来质疑、挑战经典传说中的父权中心本质，通过展示权力拥有者的语言暴力来反对暴力，揭露其荒唐、愚昧。在经典重述中，任人宰割的女性变身成为奋起反抗、杀伐决断的复仇者，反对命运的不公，主宰自己的命运，让处于失声、边缘化环境的女性群体有发声的机会。外星说书人跳出人类的“传统”来解构古老的故事，作者借科幻设定，把对妇女的规训转化成一个女性抗争的故事，让经典吸收新的元素，容纳多元、异质的文化，同时也接受新的审视和评价。

阿特伍德对经典的解构基于她对经典的理解，“我们知道有‘经典’这回事，以为它是那种不可改变的、攻不破的类似于城堡的玩意儿。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多端的时代，今年的经典到明年就成了无用之物。经典每分钟都在变化，不属于经典比经典本身更加经典。”[5]一部经典的产生反映的往往是当时主流社会的评判标准，经典的背后是权力关系、是话语权。阿特伍德对经典作品的改编消解了经典背后所反映的话语霸权，赋予经典新的时代意义，而《不温顺的格丽赛达》中的科幻构建使得这个故事更具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意义。

三、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一度停摆，曾经科幻作品给读者带来的陌生感和惊奇感被现实消解掉不少，“当现实变得超现实，只有小说才能使它变得有意义”。阿特伍德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之下创作的《不温顺的格丽赛达》正是人类构建新的“意义”的努力，通过“第一类接触”的科幻设定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用重述经典的手法喻讽、批判现实，连接过去与未来，是《“十日谈”项目：二十九个疫情短篇故事》中反思疫情的佳作。

基金项目：南方科技大学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理工科见长大学写作与信息素养教育整合研究”（XJJG202031）；获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方科技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人文与创新文化研究中心”支持。

通信作者：杨莉，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人文通识教育。

参考文献

[1] BETTRIDGE W E，Utley F L.New Light on the Origin of the Griselda Story[J].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1971，13(2)：153-208.

[2] The New York Times.The Decameron Project：29 New Stories from the Pandemic[M].New York：Scribner，2020.

[3] ATWOOD M.In Other Worlds:SF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M].New York：Nan A.Talese/Doubleday，2011.

[4] 杨莉馨.女性主义烛照下的经典重述——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珀涅罗珀记》[J].当代外国文学，2006(4)：134-139.

[5] 袁霞.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①小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时编辑的按语。

②王瑞瑞在《科幻文学，外星他者与后人类伦理——评莱姆〈索拉里斯星〉》（载《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174-180页）这篇文章中以《索拉里斯星》（Solaris）为例，详细深入地讨论了科幻文学对后人类伦理发展的重要性。

③阿特伍德将自己的很多反乌托邦作品如《末日世界》（Oryx and Crake）、《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等归入“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这种狭义的对科幻的定义受到很多科幻作家的质疑，比如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Le Guin）就与她针锋相对，认为阿特伍德的反乌托邦作品归入“科幻小说”才更合适。

④阿特伍德对许多经典文学作品进行过解构与重述，参见袁霞的《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对《女巫的子孙》中的经典解构研究可参见彭赫的《〈暴风雨〉与〈女巫的子孙〉主题对比研究》（载《文化学刊》，2020年第10期，第80-83页）。

⑤《珀涅罗珀记》是2005年“重述经典与神话”出版项目成果之一。全球共有三十余家出版社、数十位作家参与“重述经典与神话”项目，中国作家苏童、阿来等也参与了对孟姜女和藏族格萨尔王故事的重构书写。

⑥对于格丽赛达故事的创作初衷是“说教的”“讽刺的”还是“娱乐性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故事中对女性的压迫和欺辱的描绘是当时女性社会地位和对女性规训的一个反映。Amy W.Goodwin 的“The Griselda Game”，载The Chaucer Review，2014年第1期，第4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