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恶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越来越显著，世人对于身边环境的关注越来越密切。多年前作为我国环评史上重要事件的圆明园防渗事件，就是一个曾经备受关注的生态环境的公众参与案例。而其报道第一人、《人民日报》原记者赵永新的著作《圆明园防渗之争》于2021年末出版，也瞬间把我们带回到了2005年。

图1《圆明园防渗之争》（东方出版社，2021年11月）

此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在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作者赵永新在首发报道后就一直跟进此事，先后十次到圆明园实地采访，并请教各方专家数十位，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在对防渗事件长达半年多的深入采访过程中，他深感自己对圆明园这座虽已破败却意蕴丰厚的文化遗存知之太少，在慨叹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之大不易的同时，也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进步而深觉欣慰。防渗事件尘埃落定之后，作者就萌生了写本小书、“立此存照”的想法。基于此前丰富的采访资料，初稿很快完成，此后字斟句酌，进行了反复修改。他耗费数年之功，写成这部报告文学，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景式记录，真实、生动再现了圆明园防渗事件的一波三折、柳暗花明，以及台前幕后的历史细节。此书出版之时，正是举国上下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时期，应该说是非常及时的生态环境保护科普图书。

简单说来，《圆明园防渗之争》记述了关于如何科学对待圆明园这一中华民族乃至人类遗产的故事。作者以自己十进圆明园的实地调查为时间线索，用报告文学的方式翔实记录了先后多次采访圆明园防渗工程组织方圆明园公园管理处、圆明园防渗工程反对者、民间环境组织等相关人士的过程，将受访者对于防渗工程的不同观点、立场及自己的思考呈现出来，并以大量一手资料和数百张现场图片，真实再现了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工程这一环保里程碑事件的前因后果。从中我们知道，作为皇家园林，圆明园带有艺术性，同时它还是带有生态功能的生态园林，以及饱含历史价值的文化遗址。在此背景下，作者重点围绕圆明园防渗膜铺设事件展开历史叙述，还原了其中很多重要场景。

然而我们还想知道很多。那么多年过去了，圆明园的防渗工程最终如何收尾？书中多次提出，圆明园的防渗膜其实并没有完全消除，那么曾经轰动一时的关于圆明园防渗事件的公众听证会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作为当时《人民日报》的年轻记者，作者赵永新连续参与、曝光并追踪了整个事件的发展，足足有半年时间，但此半年之后呢，圆明园的防渗工程何去何从？防渗工程有没有对圆明园的生态产生切实影响，是什么样的影响，有多大程度的影响？作者虽然从历史的角度为我们全景式再现了这一事件，但为了今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发展，其中的几个问题依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事件中涉及的生态环境思想

这一事件与生态环境紧密相关。不管是从园林美化还是从节水方面施工的角度考虑，都不能摆脱对环境的评价，因此也就有了后面的环境评价公众听众会。

然而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立竿见影、一蹴而就，导致相关问题容易引起争议。而在圆明园防渗膜铺设的问题上，双方各执一词在所难免。不过，有几个问题毋庸置疑。

比如自然的自愈能力。书中提到，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在接受作者采访时说，自然的野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我维护。而更早时期的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认为，只要人类不进行强制干预，每种生物相互之间无论进行怎样的物质交换，生物链总体平衡是不会被打破的。他在观察中发现，橡树的掉落物当然是有害于树木的，但若没有疾病，就几乎没有橡树会折断，因而也就几乎没有松鸡会落到上面去藏身。有病的橡树还提供着另一种显然是美味的松鸡食品——橡树虫瘿[1]54。如果没有疾病和害虫，在这些树中可能就没有吃的，因而在冬天就没有黑头山雀来为我们的树林增添欢乐。许多其他种类的野生动物也靠树的疾病生活[1]49。自然界并不需要人类为其治疗。也许少了人为干预，自然界中的动植物能自己达到一种平衡并生存繁衍。这一点也有事实为证：2022年上海新冠疫情暴发期间曾经繁华如潮的外滩上长出野草，就说明了没有了人类的干涉，自然是可以慢慢恢复的；而一旦有了人为的干涉甚至破坏，这种自然恢复就会中断，甚至永久无法恢复。关于生态学中所持有的生物多样性、自循环、自净化概念，以及古语所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都在告诉我们生态环境是有其自愈能力的。如有必要，经过人工适当调整也并无大碍。世界著名哲学家，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创始人之一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就提出过“最优化的方法论”：在一定的条件下，二者妥协，二者都赢。森林的经济利用与生态利用二者是对立的，采用全域砍伐则输掉了生态效益，得到经济效益；但采用在一定生态限度内的采伐，森林的经济与生态二者兼顾，既赢得生态效益，也赢得经济效益[2]。利奥波德也认为，牧草地的岁月是沼泽地居民的田园牧歌式的时代。人和动物、植物以及土壤，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在相互的宽容和谅解中生活和相处着。沼泽可能会永远不断地产生牧草和草原松鸡、鹿和麝鼠。新领主们则不懂得这一点，未把土壤、植物或鸟包括在他们互惠关系的观念中，而这样一种平衡经济学的红利是太有限了[1]91。圆明园防渗工程为节水这一经济利益出发，将原有植被砍掉挖掉，换上现代化的防渗膜，并没有从互惠关系的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而导致自然面临丧失自我调节能力的危险。

其实从听证会上防渗膜支持方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初衷也是保护环境，“绿化”“节水”等词语的频繁使用，说明他们真心希望能为圆明园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绿草茵茵、花红柳绿谁不喜欢？然而，他们心目中的“保护环境”，单纯意指让圆明园绿茵红墙。而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圆明园自有它的美。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创始人与代表人之一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提出“自然全美”的观点，认为在世界上所有的自然都是美的，“自然环境，只要它没有被人类触及，就具有主要的积极美学品质，比如，它是优雅的、精致的、热情的、统一的和有序的，而不是平淡的、枯燥的、乏味的、不连贯的和混乱的”[3]。换句话说，自然界在原始的本然状态下都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当然，随着人工痕迹越来越多，圆明园再也不是之前的“荒野”，但正因为还有部分荒野的存在，吸引了更多的鸟兽，才使得圆明园更有生机。何况圆明园的历史、生态不允许它成为一般的休闲公园。给圆明园留一些野性的自然存在，才能让它更加富有魅力。

二、事件中的公众参与

可以说，《圆明园防渗之争》全书内容丰富，介绍清晰，条分缕析，而情节描述更是跌宕起伏，可读性非常强。即便有专业问题，作者也已经借受访专家之口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给出了非常专业的解答。这是一部面向公众的生态环保普及方面的好书，相信很多读者阅读之后，对圆明园的了解会更加立体，能够更好地将圆明园的历史与现在连接起来。而本文中作为生态环保普及对象的“公众”，则被赋予了社会责任和担当，已经或者即将承担起生态环保的社会责任。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2005年春被媒体曝光的圆明园防渗事件前后历时大半年，毫无疑问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尤其是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举行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以来的首次公众听证会，堪称我国环保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新闻媒体对事件全过程的充分报道，既提升了公众的环保意识、普及了科学的环保理念，也为公众积极参与涉及民生的公共事务提供了机会和平台。时至今日，舆论监督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以公众参与为特色的听证会已成为重大民生决策的必要标配。

显而易见，圆明园防渗事件舆论监督的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公众”。而根据上述对“公众”的界定来看，防渗事件的当事者——圆明园管理处的发言中所多次强调的需要游船的“游客”，无法代表“公众”。因为对于一个具有生态价值、文物价值、园林价值的遗址公园来说，它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给游客带来更深层次的教育、感受和启迪，而不是牺牲圆明园的上述价值以满足游客花钱坐游船、赏荷花的需求。相比之下，当年的环评报告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官网公布之后，10个小时之内，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点击率达到17000次，致使网站瘫痪近3个小时，开创了环保总局官网开通以来的历史纪录，可见环保话题引起了网民的关注，并激发了其参与的热情。在圆明园防渗事件的进程中，这部分公众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并通过各种方式吐露心声、建言献策。应该说，这样的公众是更加负责任的公众。如果在这次听证会及舆论宣传之后，圆明园能改变管理和服务方式，有意识地保护好原有的人文、历史、生态环境，并适当引导公众，环保科普的目的就水到渠成了。

生态环境科普的受众面应该更加广泛。生态环境牵涉到每个人，每个人也必定会多多少少对生态环境带来影响，因此人人都有一定的生态环境意识是很有必要的。因而，这里的公众不仅指普通市民、游客，更应该包括各个层级、各个行业的管理者、经营者以及直接从业者（如防渗事件中的园林工人）。书中提到，公众听证会中，北京市水务局的代表提出了很多数字：“每年渗水量400万方左右，蒸发量120万方左右……把现在的水面减少1/3，这1/3还是用来做湿地……应该采取适当的保水措施，把渗水量再削减50%左右，这样渗透量大概是140万方；蒸发量也相应减少了，我算大概80万方……”[4]然而笔者认为，稍微有一点生态环境意识的人，都不会像这样脱离自然中复杂的因素而仅谈简单的加减法。圆明园西区作为动植物的天堂，对北京西部的气候调节同样不是这种简单的计算能够算得出来的。这一串数字论证只能暴露出管理部门、企业界、科技界和普通市民中可能普遍存在着生态素质低下的现象。殊不知，自然生态一旦遭受破坏，想在短时间内恢复相当难。书中有专家就认为，圆明园内经过上百年自然演替形成的、包含丰富的乡土生物多样性的近自然林，20世纪80年代以来遭受了多次毁灭性的清除，以及被人工草坪与观赏性树木所代替，而重新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相关人员的水平提高了，意识增强了，在从事某一环境整治工程中，至少会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支持其作出更加合理的决定。

三、公众生态意识强化进行时

通过教育提高全民的自然生态意识，让人们充分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及当下所面临的严重危机相当重要。毫无疑问，由于媒体记者、环保部门、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这起事件本身形成了一场面向全国人民的卓有成效的环境保护和环保法律普及活动。它凝聚了最广泛的、最专业的社会共识，堪称现代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一个里程碑。2021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提出，“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5]。没有生物多样性，谈何自然生态？如果在教育早期阶段，就开始以非常通俗的方式普及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培养相关的生态环保思维，此后的很多生态问题、有害于生态环境的行为都有更多避免的可能。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每个阶段的教育，学科划分非常细，以至于有相互割裂之感，将多学科有效整合起来的通识学科、生态教育还有待突破并走到教育大纲的前沿，毕竟我们的研究对象“自然”，其本身并不会以诸如此类具体学科而存在并发展。

幸运的是，现如今，面向所有人特别是青少年的旨在了解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自然探索、生态环境教育与保护的活动早已广泛开展，比如全国各地都已经自发成立了数量可观的观鸟队伍。所以只要有心，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普及其实并不难。而圆明园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科普教育基地，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都可以到这里上野外实践观察课，相比于浅层次的愉悦，在赏心悦目的同时还能带来更深层次的收获和思考。在书中，北京鸟类调查志愿者付建平接受作者采访时就说，每次去圆明园观看鸟，看到的情形都不一样，总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书中还提到联想集团销售部的一位经理退休后参加了观鸟组，虽然他最开始认为观鸟玩物丧志，不过参加过几次活动后，态度彻底转变，成了观鸟积极分子，并认为保护好环境是最重要的。可以看出，在不侵害自然的方式下通过观鸟、看花等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方式，开展浸入式普及，可以同时实现对生态的保护，普及与保护相得益彰。因为观鸟人不仅仅是看鸟拍鸟，到了一定程度和境界，他们会去深度调查他们所感兴趣的鸟、花草树木等生态环境，其思路会越来越宽，逐步去关注自然，保护生态环境。逐渐地，他们就成了对生态环境负责任并直接相关的一批人。相反，如果没有相关的生态环境认知经历，公众也好、管理者也罢，将更有可能无心生态，做事情更不可能考虑到生态后果。

四、结语

身处舆论旋涡的圆明园管理处，在这件事上已经丧失了公众的信任。如果圆明园管理处从自己的立场，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进一步发声，让关注事件的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整个事件，可能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圆明园防渗事件显然无法一劳永逸、尘埃落定。而随着2022年5月9日，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开启时隔六年后的第二次公示，鄱阳湖水利枢纽再掀风波，质疑声依然不断，此书出版的价值也再次体现。时隔近18年，虽然今天的我们可以相对平和、客观地看待圆明园防渗事件，但其警示意义依然而且更加重要。以这次圆明园防渗风波为契机，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人自觉地关心、保护、改造和建设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风尚，在今后相关的生态问题中能够继续做深入的探讨与争论，尤其重要。虽然事件本身已经成为历史，但总有人记得。圆明园防渗事件给我们以警醒：圆明园历经那么多劫难，今后还会不会继续遭遇？我国其他地方的生态环境保护，将如何实施？都有待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生态环保之路，依然漫长；生态环保普及之路同样漫长。

参考文献

[1]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宜康凝，译.北京：线装书局，2018.

[2]叶平.关于环境伦理学的一些问题——访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教授[J].哲学动态，1999(9)：32-34+44.

[3]CARLSON A．Nature and Positive Aesthetics[J].Environmental Ethics，1984，6(5)：5-34.

[4]赵永新.圆明园防渗之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通信作者：李正伟，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文献信息服务处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