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文科幻小说历来肩负启蒙/科普之任，在此之外，台湾作家伊格言的长篇科幻小说《噬梦人》还展现了华文科幻的抒情面向，抒发了后人类时代的身份忧悒和文化乡愁。小说在构建以技术为中心的后人类景观的同时，也试图响应后人类主义号召，颠覆人类中心观。但小说将作为价值规范的人性化约为情感，并以此为区分人与非人之关键，最终仍落位于对大写的“人”的追求。同时，小说以“情”为媒探索人类在以技术为中心的后人类时代的救赎之路，却也暴露了人文主义情感的限度。总的来说，《噬梦人》既展现了华文科幻之“有情”，也呈示出一种后人类迷思症候。

作为台湾文学新生代作家，伊格言最初以乡土文学受到文坛瞩目。《噬梦人》是伊格言由乡土文学转向科幻文学后的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也是新世纪以来台湾科幻小说的佳作代表。小说构建了一个人类、生化人乃至“第三种人”并存的23世纪，且随着虚拟现实、生物科学、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梦境植入”成为生产生化人的核心技术，也成了人类区别异己的重要手段。相比于其他华文科幻作家，如侧重表现后人类世界荒诞性的韩松、专注“赛博格”（cyborg）身体书写的陈楸帆，伊格言的《噬梦人》则是在后人类语境中探讨身体与意识分离后的人类主体性，反思人类的历史与命运。小说虽以“梦”为题，亦以“梦”为技术媒介，但其独特之处却在于对“情”的追索。伊格言尝试探索科幻小说的情感本位，以“情”作为考察后人类语境下人类主体性的核心视角，在打造华文科幻之“有情”的同时也折射出有关后人类的迷思。

一、华文科幻之“有情”：《噬梦人》里的文化乡愁与身份忧悒

华文科幻小说素以启蒙/科普为己任，科学性与文学性时常相互颉颃，科幻小说究竟姓“科”还是姓“文”？科幻小说应当从“硬”还是从“软”？在此背景下，科幻小说能否抒情、如何抒情（如何处理情感话题）成了一个亟待论析的问题。

相较于西方科幻小说的悠久传统，华文科幻小说在20世纪初方才起步。虽然《月球殖民地小说》《新法螺先生谭》等晚清科幻小说也曾一度肩负启蒙重任，但在现实主义传统的强大辐射下，科幻小说还是渐趋没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在苏联文学体制的影响下，通过承担“科普以及宣传正确乐观的科学观和人生观的任务”[1]而重获生机，但又因归属少儿读物，其面向不免失之狭窄。改革开放初期，受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号召，科幻文学一度挣脱“少儿”标签，但当“是否符合科学原理成为衡量科幻小说价值的首要因素”[2]，如魏雅华描写机器人与人类爱情生活的科幻小说《温柔之乡的梦》便难免被归为“精神污染”之属。《温柔之乡的梦》在内容上触及人类情感领域——主人公在遇到机器人妻子后大胆而直率地抒发心中的爱慕之情，这既是小说遭遇批判的原因，也可见华文科幻对情感议题的密切关注。

台湾地区第一部科幻小说应为张晓风196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潘渡娜》。小说拟想了千禧年初的科技与人伦景观，亦将“情感”引入华文科幻：科学家刘克用利用无性繁殖技术，制造出一位完美女性潘渡娜，但后者最终因灵魂的缺失、无法理解“爱”之内涵而黯然离世。就华文科幻而论，启蒙或科普是其与生俱来的使命，但启蒙/科普绝非华文科幻小说的唯一质素，无论是《温柔之乡的梦》里的人机之恋，还是《潘渡娜》借人造人思考“爱”的真谛，都将科幻小说的文学性落实至人性的、情感的层面，展示出华文科幻的“有情”一面。

与《潘渡娜》一样，伊格言的长篇科幻小说《噬梦人》也包含了生物科学、人造人等元素以及对生命秩序的质询。从区域及代际的角度来看，伊格言的《噬梦人》可以视作对张晓风台湾科幻初啼的回响，而从华文科幻的整体角度来看，《噬梦人》更深刻地呈示出华文科幻小说的抒情维度和对“情”的检视。小说的主体故事发生在公元2219年，此时的23世纪已将21世纪及之前的时代统称为“古典时代”，在想象“古典时代”的文明遗留或遗失时，作者时常流露出一种悼亡、伤逝的抒情姿态：

所有K曾于古典时代影像记录上得到的印象——（恒）河畔徘徊的贱民、畸零者、苦行僧侣、老弱伤残者；铁笼、河坛上的尸体；因尸身之焚烧而腾起的野烟、吞食骨骸的水流……一切于历史上曾实存的宗教意象，此刻，竟仿佛大戏散场，所有道具撤离，人物皆隐去一般。[3]253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23世纪的印度将一部分城市迁入海底，试图借此哺育新文明，然而新文明是否成功诞生尚不可知，人类却以决然的撤离使传统文明陷入失落危机之中。伊格言在想象的23世纪回望当下21世纪时所面对的今昔之别，何尝不是另一位台湾作家白先勇《游园惊梦》《国葬》等小说里念兹在兹的时间魅惑：文明、繁华为何会逝去，而文学又如何铭刻、凝固、重组抑或超越历史时间？虽然伊格言将传统文明沦陷的伤悼之情融于科学幻想，而白先勇的感怀则是基于对中国20世纪现代性的体认，但二者所秉承的抒情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都流露出对人类文明“古典时代”（尽管“古典”的时间参照系是不断游移的）的怀念，抒发出一种文化乡愁。《游园惊梦》里钱夫人吟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的历史悲歌，《噬梦人》里的生化人自“出生”起便是18岁的成年状态——被剥夺的不只人类文明的童年，还有个体的童年经验，这何尝不是一种更加残酷的文化乡愁？

在叙事方面，《噬梦人》采取悬疑叙事的策略，以生化人K对自己初生记忆的寻溯，以及有关人与非人的辨认为主线。倘若抛开科幻背景，其故事框架、叙事氛围俨然带有法国作家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暗店街》（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的影子，身份忧悒构成了文本的主要情绪之一。身为生化人却无法抵御成为人类的诱惑，成功混入人类后又同情生化人被宰制之境遇，K的身份哀愁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愈演愈烈：“初始，K原本以为，只有‘决定成为谁’的问题……只有‘意志身份’。没有‘本质身份’。”[3]54生化人K无父无母，亦不记得自己的生命源头，其苦苦求索个人身世，纠结于“我是谁”的问题，恰与台湾文学中的孤儿形象暗合。考察台湾文学，孤儿形象自有其传承谱系：从代表台湾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情境中的尴尬境遇的胡太明，到白先勇小说里逆反于父权秩序的“孽子”们，再到外省第二代作家笔下叩问父辈历史的寻根者。借由K的孤儿身份，伊格言赋予科幻文学一种“亚细亚的孤儿”式的悲情。

无论是《噬梦人》所蕴含的文化乡愁、身份忧悒，还是小说文字本身的感性质地，都显示出抒情与科幻小说的互渗关系。伊格言本人十分认同抒情的意义，他引用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之言“小说家是从自己抒情世界的废墟上生出来的”，并将之理解为“必须抒情，而后将之摧毁成为废墟”，“抒情同样也可能带有智性的深邃与尖锐，而某些深邃与尖锐却必须建立在抒情的被摧毁上”[4]。伊格言一方面感慨23世纪印度文化“物非人非”，另一方面又将抒情对象描画为“大戏散场”的废墟景象，表达了有关宗教与科学的智性思辨——在长达千年的反复角力后，宗教最终因科学的高度发达而销声匿迹，从而显示出作家重视抒情价值，但也不停留于抒情的创作态度。

相较于陈世骧所讨论的中国古典文学中以“情感上的自抒胸臆”为标志的“抒情诗”[5]，现代文学语境中的“抒情”的定位无疑要驳杂、繁复许多，王德威即尝试揭橥“情”的双重意义：“（情）既指内在自我的涌现，也指人世实际的境况，因此与‘情’呼应的‘抒情’也涉及主体对人‘情’与人‘事’的双重介入。”[6]透过王德威对“抒情”的阐释，不难发现“情”与“自我”的紧密关联。“情”对应着人性中的七情六欲，同时亦可理解为历史的情景状态。在《噬梦人》里，生化人K穷究自我身份，进一步丰富了“抒情”的内涵，于后人类时代检视“情”的成色。K反复探询的“我是谁”的问题不仅关乎他作为生化人的来历，更映射出他对生命个体内在自我的反省。在小说所建构的23世纪的情境中，“情”成为区分人类与生化人的关键标准，“抒情”不再只是一种艺术风格、生命态度或价值体系，还超越了文本表层的文化乡愁与身份忧郁，导向人与技术、人与他者等后人类命题，这也是下文重点讨论的内容。

二、“情”的辩证：《噬梦人》里的后人类迷思

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Our Posthuman Future：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中，福山（Francis Fukuyama）结合生命科学迅猛的发展态势反思人类与科技的关系：“生物技术带来的最显著的威胁在于，它有可能改变人性并因此将我们领进历史的‘后人类’阶段。”[7]而在伊格言笔下，“后人类时代”已具化为《噬梦人》中的“生化人时代”：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23世纪的生化人不仅在外貌、形体乃至基因上都与人类无异，还在出厂之时便拥有一般生活技能、知识能力以及社会化人格，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也使区分人类与生化人成为当务之急。

《噬梦人》里的生化人从制成伊始便具有主体意识，甚至拥有自由意志——小说里与未来人类联邦政府对立的“生化人解放组织”（简称“生解”）便是生化人为反抗人类暴政而自主建立的革命组织。由于生化人与人类外貌、基因都毫无差异，意识因素在梦境技术①的支持下，取代身体因素，成为界定人类与生化人的关键。梦境技术不仅将生化人的出厂日期、编号等信息在产制过程里导入生化人大脑以塑造其身份认知，还将“梦境净化”纳入制式内容：“将一具有‘削减生化人情欲’功能之梦境植入生化人……当他们暴露于与‘爱’或‘性’有关之情境中时，即可能引发身体与情绪上之恶心不适。”[3]65加上缺少童年，情感淡薄成了生化人异于人类的本质所在。在伊格言笔下，情感是自我意识的化约物，并可理解为与主观心灵相关的知觉。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浪漫主义运动深刻地参与了自我概念的形塑，并“在道德生活中给予情感以核心和绝对的地位。正是通过情感，我们获得了最深刻的道德，以及实际上的宇宙真理”[8]。《噬梦人》对情感的态度基本沿用了泰勒的论点，情感不仅成为后人类时代判别人类主体性的依据，更是小说主人公K“一生际遇之幽暗核心”[3]56，延续了《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里的价值判断：“情感，明显地，只存在于人类共同体中。”[9]

K是周旋于人类联邦政府情报部门“第七封印”与“生解”组织间的双面间谍，作为一个生化人，他不记得自己的出厂信息，因而能够从容伪造身世，以人类的身份供职于政府情报部门。就像卡夫卡（FranzKafka）笔下从未成功进入城堡的同名（代号）测量员，又如科幻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服务于人类警署的仿生人警探K，生化人K亦始终未曾真正理解自己的身份：

他必然亦无从呈报自己的恐慌……自己对初生记忆无人知晓的乡愁。他也必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作为一个情感淡薄的生化人，他极可能并不明白，爱是什么……然而他想了解……就一个人类而言，爱的暴烈，或恨的暴烈是什么……那是否直接关联于他意识中最初浮现的那个想法——弃去、隐匿生化人之身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3]72-73

在伊格言笔下，恐慌、乡愁、爱、恨都成为确认人之存在与本质的情感活动的具体表征。这些情感参与维护一种过滤掉现实社会关系的人类共同体想象，并拒斥另一种以生化人为主体的共同体想象[10]。K对情感的好奇既是对人类共同体想象合理性的质询，又吊诡地表露出对“人”的憧憬与崇敬，从而展现了小说的后人类迷思症候——这不仅是作为技术话语的“后人类”与哲学意义上的后人类主义的矛盾所在，也是后人类主义与传统人文主义的辩证。

传统人文主义认为“人类具有无穷无尽的能力来追求他们自身个体与集体的完美性”[11]18，而后人类主义则“把过去视为万物尺度的‘人’去中心化”[11]2，因此后人类主义也意味着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它解构了传统人文主义，否认人是万物的灵长，肯定非人类主体的意义。在露易丝·韦斯特林（Louise Westling）看来，后人类主义有两大关切：一是技术或赛博格人类主义（techno or cyborg posthumanism），研究科学技术如何绘制超克身体与环境限制的未来人类图景；二是受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启发的动物后人类主义（animot posthumanism），思考人与非人的边界消除后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12]。简言之，后人类主义既从科学论的角度出发，审思人类之本质、人类与非人类间的界限，也反省哲学层面人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13]。

尽管伊格言通过注释的形式为小说搭建起一个严密的“伪知识系统”，诸如“生化人”“梦境播放器”“芯片虫”等科幻意象均有力地支撑了一个“真实”的后人类世界，但这里的“后人类”仅仅是科技范畴的。在小说中，人类联邦政府颁布“种性净化基本法”，赋予人类唯一优先物种的超然地位与权利，恰是在一个以技术为中心的后人类时代恢复到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古典时代”的种族歧视演变为23世纪的物种歧视，人类因为掌握梦境技术的核心秘密而享有霸权地位。相比于《我，机器人》（I，Robot）、《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等科幻影视作品里被智能生命体边缘化的人类，《噬梦人》里的人类无疑处于中心位置，既位于权力的中心，也身在文明/文化的中心——小说不断提及“古典时代”的文化产物，如电影《对她说》（Hable Con Ella）、卡朋特乐队（Carpenters）等，暗示斗转星移后人类及其文明依旧不乏优越性。小说中的生化人并未发展出新的文明，而是共享了人类文明的成果，他们似乎也无意取代人类，仅仅是想从权力中心那里获得一视同仁的公平待遇。

另一方面，K虽然认同情感的崇高价值，承认情感强度可以作为区分人类与生化人的依据，但他却又发现了“情感”命题的悖反性——道是“有情”的人类却制定了残酷无情的“种性净化基本法”，这也导致K最终选择背叛人类。表面看，K的叛变似乎触及后人类思想，但小说实际上仍秉持着传统的人文主义立场。作家展演未来人类的“德不配位”，所欲反思的仍是人类的“德”“位”如何相配。K的间谍生涯开启于对人类叛徒Gödel的审讯。在审讯中，K共情于生化人Eros与Gödel之间死生契阔的爱情，而Eros（爱欲）之名也暗示了生化人同样可以拥有丰沛的情感。当人类联邦政府以人性的情感作为人类与生化人之间的边界时，K质疑的是划设边界之举的合理性，而未否定边界（情感）本身的合理性，小说对情感价值的肯定，俨然是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拥护。

汤拥华指出：“人类的自我认同显然需要一个可资对照的直观的他者，或者其他动植物（所谓鸟兽、草木），或者野蛮人，或者神……如果人与兽、人与神、文明人与野蛮人等对立没有遇到真正的挑战，人类叙事就能保持稳固。”[10]在书写人类与生化人的博弈过程里，伊格言不自觉地陷入到一种后人类迷思症候中：作家试图将人性命题化约为情感议题，生化人K的出场虽一度带来审视“人”之定义的异质视角，但小说透过K的视角仅仅求证了情感体验的必要性，并未真正脱离人类中心观的窠臼，或者说，K的存在只是为人类提供了一次改善自我认同的“情感教育”契机，人类叙事并没有被撼动。

三、救赎想象的失败与情感本位的限度

当23世纪的人类以“情感淡薄”的理由标异生化人时，人类自身也面临一种“情感淡薄”的人性危机。小说构想出一种施加于生化人政治犯身上的“退化刑”，即一种使成熟生化人心智退化的生物刑罚，重者将使犯人退化至野兽状态，或肆意交媾，或互相撕咬。而人类面对酷刑所带来的种种淫猥、血腥之景时，“或恶心不适，或恍惚迷醉，或二者兼而有之”[3]132，却未如K一般，产生对“退化刑”本身的嫌恶——K“嫌恶、排斥所有关乎此刑罚之一切——无论设计者、执行者、受刑者或观看者，甚或刑罚本身”[3]132。当“退化刑”已然成为人性之“恶”的象征——仇恨异己、迷恋暴力、麻木不仁——唯独K意识到其中“恶”的存在，并产生情感上的嫌恶感。

伊格言既反讽人之无情，也以生化人之“有情”反证K或有接续理想人性的希望，这正是人类Cassandra投身“生解”组织，先后启动“弗洛伊德之梦”和“背叛者拉康”两项实验计划的诉求：窃取人类核心的梦境植入技术，创造出不同于人类与生化人的“第三种人”（K便是实验的产物），使“人性”拥有与现存状态全然相异的面貌。Cassandra不仅试图通过创造K来颠覆23世纪的人类中心主义，更欲借此化解人类与生化人两族间的百年恩怨，实现人类与生化人的共同救赎。面对“退化刑”的暴虐与受刑者的不幸，人类既缺乏必要的同情心，更缺乏嫌恶刑罚本身等内省性情感，相反，K的情感反应则暗含人类的救赎机遇。毕竟当生化人K都能变得“有情”，人类或许也可以不再冷漠、麻木，继而复归灵性维度，成为“真正”的人。

可以说，Cassandra的理想既延续了人文主义对大写的“人”的追求，也不失为一种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展演，即对文艺复兴以降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的无限完善性等观念的继承与发扬，认为技术可以帮助人类在身体和心灵上都趋于完美、自由[13]。尽管K并没有经历好莱坞电影对个人身体的“超人”式改造（如钢铁侠、美国队长），但Cassandra赋予K心灵层面的超越与完备，其设计依旧陷入一种超人类思维——当“第三种人”成为超越人类与生化人的存在，是否意味着新的话语中心的诞生？K会不会另外调动起人类、生化人与“第三种人”的三方争斗？

此外，超人类主义对技术和应用理性的强调还存在着压制人类主体的倾向。表面上看，超人类主义继承了启蒙运动的叙事模式，二者都预设了人类的完美性，都表达了改善人类的承诺，但超人类主义实际上专注的并非人类自身与境况的提升，而是利用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发明一种比现知人类境况更高级的后人类境况（如Cassandra设想的“第三种人”）。启蒙运动假定了人类和人类能力的可塑性，超人类主义则预设“无论人类拥有怎样的能力，都会被技术超越”[14]。因此问题便在于，作为梦境技术与生物技术的产物，K倘若真的“结构性地自内部拆解人类与生化人族类之间的敌对状态……就此终结杀戮、血腥、仇恨与猜忌”[4]235，那么这究竟是人性的自我救赎还是技术的胜利？当技术主义的幽灵徘徊于K所拥有的情感背后时，小说救赎想象的吊诡由此毕现：经过一次又一次实验，技术或许会完全超越情感，使超验的情感沦为经验的技术复制品。事实上，Cassandra的计划也面临着伦理的考验和不可控的风险，“你不会知道那皮囊内里正孵育着何种恐怖异变”[3]339。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第三种人”计划的初衷如何，K本身从未放弃对成为一个“人”的追求。即使被植入过13份梦境，又历经12次“模拟死亡法”（即经历12次肉体死亡）以分隔、消解上一份梦境所建构的自我认知——换言之，K已然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可能性，或同时经历了屠杀者与被剥夺者的痛苦，或既是殖民者又是反抗者——“模拟死亡”后残存的感官碎片却并没有打消“成为人类”对K的永恒诱惑，“那些残留破片之存在所代表的情感意义可能是：你（K）生而为‘人’的乡愁”[3]445。在这条“意识—梦境—情感—人性”链条上，作家以情感为媒介省思人之属性，其对情感的理解显然重复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所说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人文主义幻觉，将情感视为人灵性维度的表现，而非德勒兹（Gilles Deleuze）、马苏米（Brian Massumi）意义上具有非人维度的“情动（affect）”[14]。在人文主义传统里，情感不仅指向人类丰富且灿烂的心灵/精神世界，而且关联着人类的本质性特征，恰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论：“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自私，在他的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属于这一类的原理，是怜悯或同情，是当我们看到他人的不幸，或当我们深刻怀想他人的不幸时，我们所感觉到的那种情绪。”[15]情感的存在不是对人之存在的否定，而是肯定了（理想的）人的崇高价值。

由此观之，和《国王与抒情诗》里“抒情诗人”所象征的革命精神不同，K并非一个后人类革命者，而更近乎一个人类本质的守护者和改良者。小说里，K与人类Eurydice相恋，“他以脸颊细细爱抚着Eurydice的手，感觉泪水在脸颊与指缝间慢慢晕开”，继而他感受到“某种‘充盈’，某种‘填满’，某种心跳，生命之挣扎沸腾，且不可思议地悬宕于体外”[3]246，而在此之前，K已得知Eurydice的“生解”间谍身份，从被恋人监视的愤怒到了解“生解”计划后的震颤，再到对Eurydice的谅解、怜爱，K以自身的情感变化印证了“情”的复杂与魅力。更重要的是，“情”并非是单向的，K自问：“是不是，终究是，Eurydice对他的爱，教育了他？”[3]247其实K的反思已经证明他具备了“爱”的能力，可以肩负救赎人类与生化人两族的使命。然而，K的救赎最终却以失败告终——“情”的力量并不足以解决23世纪的人性危机。

《噬梦人》对后人类时代情感本位的探溯使小说文本可与《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西部世界》（Westworld）、《国王与抒情诗》等科幻作品置于同一谱系。《国王与抒情诗》里“意识晶体”“移动灵魂”“意识共同体”等未来智能技术构建了一个无孔不入的信息帝国，帝国的终极目的是借助“意识共同体”，消除语言文字的个体抒情性，从而实现使人类意识的同一与永生，而抒情诗人如宇文往户则以帝国的异见者形象出现，强调抒情乃是维系个人主体性的重要力量。某种程度上，《噬梦人》以情感作为人类本质的设定和《国王与抒情诗》对“抒情”之强调如出一辙，在后者的附录里，“帝国”似乎仍沿着老国王所预言的轨道发展，主人公黎普雷最终走向了国王孜孜以求的人类精神大同中，对抒情诗人来说，这不啻一种幻灭。而在《噬梦人》里，理想（K所承载的救赎努力）的幻灭较之《国王与抒情诗》有过之而无不及——K不仅因为舍弃不了对人类的身份认同而无法真正成为“第三种人”，“只能是某种现存物暂时的畸变”[3]446，还因吞噬了太多梦境，承载了过多的情感与记忆而面临自我的崩坏，难逃必死的结局。在濒死之际，K由一个“有情”的生化人“逆演化”为“一个没有颜色的人”[3]457，从而隐示了人文主义情感在以技术为中心的后人类时代的沦陷以及以情感为媒的救赎想象的“失利”。

四、结语

伊格言在小说《噬梦人》的后人类世界中延续了笛卡尔（Rene Descartes）传统，将人定义为我思的主体，并有意消除人类与生化人的物理/身体边界，这似乎是对《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的回应，但在关于价值规范（人性）的取向上，作家却仍出于传统人文主义的思维惯性试图重新整合、描摹人类情感，以生化人K之“有情”对比人类之“无情”，看似是质疑、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先验合理性，实际上依然是对人文主义大写的“人”的询唤。小说《噬梦人》一方面力求颠覆人类中心，一方面却不知不觉地强化了人的中心与超然地位，体现出当代科幻小说典型的后人类迷思症候。

尽管小说未能跳脱迷思局限，但伊格言对情感的溯探，以及文本中流露出的历史/时间/生命乡愁，不仅展现了华文科幻的“抒情”面向，更深入检讨“情”的限度，超越了科幻小说常见的“软”“硬”之分，在“科”与“文”间取得一种动态平衡。相较于一般科幻小说对外部世界（如外太空）的执着想望，伊格言的《噬梦人》则“向内转”，既重视情感本位，又展现情感的局限，继而书写生而为“人”的永恒乡愁——从“我是谁”的迷茫到如何成为更好的“人”的怅惘。对伊格言来说，重要的或许不是给出一个公式般确定的答案或定义，而是问题的提出以及问题本身，在眺望未来的同时回望历史、正视当下，而这也是科幻小说的幽微内核与终极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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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奚炜轩，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幻文学、台湾文学。

①由于梦境常被视作人类潜意识的表征，可以展现被压抑的主体状态，因此借由梦境技术，梦境可以被植入或撷取，从而使意识脱离身体而被建构或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