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常常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呈现与现实生活不同的想象来给读者以启示。这种“不同”总是冲击着我们以往的生活经验、价值判断和文化取向，且其意义远远超出个人、社会、国家的范畴，用詹姆斯·冈恩（James E.Gunn）的话说，“在科幻小说中，往往是整个文明或整个种族处于危亡之中”[1]。从这个角度看，科幻小说创造了文学中一类新的艺术形象——种族形象，这也正是科幻小说的魅力之一。刘慈欣曾在《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提到过“种族形象”这一概念。

在《辞海》中，“种族”的意思是“人种”。但科幻小说中的“种族”却不是人种，而是物种。国外的学者也是在“物种”的意义上理解刘慈欣的“种族形象”的，李桦就在其《刘慈欣批判乌托邦中的政治性想象：〈中国2185〉》中就将这个概念翻译为“species portrayal”[2]。为了阐释方便，也为了保证术语的统一性，我们建议仍将刘慈欣所描述的这类形象称为“种族形象”（species portrayal）。

因此，科幻小说中的种族形象，是科幻作家对实际存在的或想象的、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生物群体或人造物群体及其社会形态的描述与塑造。它不仅包括上述“物种”意义上的种族形象，同时还包括了构成种族的个体形象、种族所生活的社会与世界，甚至是隐于其后的文化形象。它具有集合性、开放性的特点。本文所讨论的“种族形象”正是基于这个定义的。

之所以说种族形象具有“集合性”而非“整体性”，是因为“整体”似乎更强调由各部分所组成的最终的体系对象，带有一种泛指性；而“集合”则既包含了对整体的关注，同时又看到了整体中存在的个体。在刘慈欣的很多短篇科幻小说中，高等级文明常常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个体即整体的代言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刘慈欣塑造种族形象时还会将种族中不同个体的命运遭际“集合”起来。典型的例子如《三体》系列中，三体人作为一个种族，是入侵地球的野蛮侵略者，但在第一部中，却出现了一个向往爱与和平的1379号监听员（三体人）；而在第二部中也出现了无力左右人类对外政策的三个普通人——张援朝、杨晋文和苗福全——的命运遭际，在宏大叙事之外展现了小人物在外星人即将入侵时代下的命运变化，使种族形象不再是一个“整体”概念，而是一个由千万不同个体组成的“集合”，展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

种族形象同样是开放的，它便于在更高、更客观的层面看待人类内部、人类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因为“种族形象”涵盖了“人类形象”“三体人形象”“吞食者形象”等，而“人类形象”中也不再以国籍作为区分，体现了自我与“他者”是平等的对话关系。同时，种族形象把人类看作是宇宙中极其平常的组成部分，不再具有特殊的地位，表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如《吞食者》中，人类想带外星使者大牙参观人类考古现场，以说服吞食者文明不要毁灭灿烂的人类文明，而大牙却讲述了一个延续了千万年的蚂蚁帝国毁于考古挖掘机的故事；《三体》中的人类文明连被母世界的歌者观测的资格都没有就被二向箔消灭。这种将人类拉下食物链顶端，使我们不得不平视甚至仰视其他物种的视角使人感到惊异。正是这种对人类自恋的超越，激发了科幻文学对新的文化、伦理等观念的想象。

一、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种族形象的类型与演变

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所涉及的种族形象大体可分为两类：人类与异族，更准确地说，是人类与外星人。到目前为止，刘慈欣的科幻作品中几乎没有涉及机器人题材，因此在刘慈欣科幻小说中“异族”毫无疑问指向来自不同星球的生物。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人类形象？如前所述，种族形象具有集合性的特点，即既把每个物种当作一个整体塑造，同时也关注种族中个体的命运。因此，刘慈欣在塑造种族形象时既会采用类型化的方法，将个别抽象为普遍，让种族中的个体充当群体的代言人，同时也会采用艺术概括的方法，用富有特征性的个体表现某种共性价值。那么，在指认刘慈欣科幻小说的人类形象时既不能带着二元对立的思维将目光局限于表现异族入侵的作品，也不能将范围扩大，把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看成是人类的代言人。刘慈欣作品中许多人物带有扁平化、符号化特点，作家往往将其作为人类性格的一个侧面加以表现。如在刘慈欣科幻小说中多次出现的物理学家“丁仪”，他的名字就是“定义”的谐音，在许多篇目中他只是作为作家解释科学原理或设定的传声筒，他富有知识、乐于探索，对于未知的事物总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却毫无个性可言，成为表现人类探索、好奇品质的符号。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将《微观尽头》等看成塑造了人类形象的科幻作品。

此外，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种族形象在不同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重返伊甸园——科幻创作十年回顾》[3]一文中，刘慈欣回顾了自己的科幻创作历程，他将自己的科幻创作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年之前，主要创作一些表现技术奇观或空灵世界的作品，如《微观尽头》《诗云》等；第二阶段是从2000年至2006年《三体》第一部连载；第三阶段是2006年以后，刘慈欣自称其为“社会实验阶段”，这一阶段的作品更侧重于思想实验。种族形象的功能也随着其创作思想的变化而变化。

在第一阶段的创作中，刘慈欣所塑造的异族形象并不多。这一时期他主要关注科幻小说的“新奇性”，所以大多作品侧重表现宇宙的浩瀚以及技术可能给人类未来带来的便利。这样的思想内容决定了形象塑造并不是刘慈欣这一阶段科幻小说创作的重点，即使出现种族形象也刻画得非常扁平。随着创作观逐渐走向成熟，刘慈欣在第二、三阶段所创作的科幻小说中种族形象的比例大幅上升，且不再是一种背景或符号，而是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典型的例子就是《三体》三部曲中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的三体人形象、对打击其他文明习以为常的歌者形象、《人与吞食者》中对资源贪得无厌的“吞食者”形象等。同时，人类形象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前一阶段中对人类积极探索、不断求取新知的刻画在《朝闻道》（2002）中进一步升华为一种殉道精神，科技发展或宇宙灾难带来的人类文明转型也进入刘慈欣的视野。对“后人类”（post human）的刻画也成为刘慈欣种族形象塑造的一大焦点，从《三体》系列中逃亡的星舰文明到《不能共存的节日》中赛博空间可能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恐怖图景，刘慈欣用种族形象回应着对现实的关切，种族形象成为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展现现代性的一种有效手段。

二、表达科技发展的辩证思考

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1926年创办的《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是公认的最早只刊登与科幻有关内容的英文杂志，根斯巴克也因此成为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开创者。“黄金时代”的作品大多故事结构完整，侧重对科学以及科学家的描写，气势恢宏且富有哲理性。刘慈欣本人也是“黄金时代”科幻的忠实读者，其创作也具有一定的“黄金时代”的特点，他对技术有着近乎疯狂的崇拜之情，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常常以种族形象表达对人类科技未来的思考。

回顾人类发展史不难发现，技术的发展给人类文明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巨大助力。但与此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不断给人类带来“麻烦”。20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军备竞赛无一不与技术发展有关，同时技术发展还带来了人的异化、环境破坏等问题，使人成为“非人”。因此，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中常常通过对未来人类的想象表达这种思考。刘慈欣的小说并不只是指责技术带来的负面作用，而是既表达对技术发展的乐观，又有对技术发展的隐忧，显然是利用科幻小说这一形式对中国现代性发展状况做出自己的重新梳理与回应。

刘慈欣总是声明自己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因此他的大多数科幻小说都描写了技术所能带给人们的光明未来。那些对后人类进行刻画的篇目，大都涉及技术带给人的光明面。《微纪元》从整体人性出发，为人类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人类预测到了灭世灾难将要发生，却没能在太空找到理想的避难所，但是基因技术的突破使人类能够缩小自身，同样可以躲过灾难。而在《微观尽头》中作者将科学家对基本粒子的探究所带来的影响放大到宇宙尺度，把技术可能带来的宇宙奇观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领略技术的美妙。他之所以将科学家的好奇与执着放大为人类的品质，就在于他希望人们对科学与技术发展保持热忱，正如他在《赡养上帝》中借上帝之口所说：“一个文明的生存要靠每个个体的共同努力[4]”。

然而，刘慈欣的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只是“理论上”的。种族形象特别是人类形象也常常被他用来表现对技术迅猛发展的隐忧。《赡养上帝》以环境代种族，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机器摇篮”的技术恶托邦，上帝在机器的照料下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忘记了自己的知识，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连自己种族造出来的机器都修不了，就像摇篮中的婴儿一样。刘慈欣以对上帝社会的描述警示人们：上帝之今日很可能就是人类之明日。《不能共存的节日》和《黄金原野》则表达了对技术发展不平衡的担忧。刘慈欣想象了一个信息技术发达但宇航技术停滞不前的社会，人类逐渐沉溺于电脑制造的技术假象不能自拔，忘记了对星空的渴望，成为一个封闭的、止步不前的种族。在刘慈欣看来，文明只有不断向外发展才有可能延续，因此他主张人类应该“拥抱星舰文明”。如今电子信息技术发展迅猛，AI（人工智能）、VR（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出现已经使人机交互成为可能，而载人航天的动力、载具却没有突破性进展，这或许使他对人类技术的走向感到不安。因此，种族形象背后不仅表现了对技术发展的乐观主义，更隐含着作者对技术的深沉思考。

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呼应

与异族的互动唤醒了人类将自身视为“文明”的主体意识，从而把自己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当然，灭世的灾难也有同样的效果。在这些危机之下，人类的整体命运成为关注的中心。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借种族形象的塑造很好地表现了这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防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面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这一概念将世界看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强调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主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从根本上区别于源自个体本位价值观带来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异族入侵、后人类的出现都是事关全人类的重大事件，其发展走势并非一个或几个国家可以左右。因此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人类在危机下的联合实际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不谋而合。在那些描写异族入侵的小说中，人类所遭遇的危机是重大的，它关系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繁衍；同时它也是全民性的，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类的命运真正休戚与共，联合也才真正成为可能。可以说，将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来描写这种策略本身就体现了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期待。

《人与吞食者》和《三体》三部曲是科幻小说中常见的异族入侵故事，虽然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根本等不到外星舰队的到达，但从异族即将入侵的消息公之于世开始，小到个人大到社会结构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从面壁者们到小人物苗福全、张援朝们，甚至恐怖分子的生活（《三体Ⅱ·黑暗森林》）都与之前大不相同，而不论是面壁计划（《三体》）还是播种核弹（《人与吞食者》）都离不开国际合作。在这样的极端情境下，人类因共同利益——生存的需要——团结在一起，从而超越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界限，共同应对危机。这显然与西方的个体本位价值观迥然不同。在西方科幻大片中，地球或人类总是依靠少数人而获得拯救，《复仇者联盟》系列、《超人》系列、《星际穿越》等科幻电影，或将个人英雄主义推向极致，“救世主（们）”总是能力挽狂澜，救人类于水火；或面对灭世灾难，发明飞船离开地球，寻找新家园，并且这一过程中不需要任何国际合作，全都由本国精英实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被消解，只剩下精英主义的傲慢。

由此可见，种族形象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它设想了一个必须由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外部威胁，并且这种威胁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命运。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人类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将促使人们放弃内部的分歧，用协商、对话的方式走向团结，从而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这种外部威胁是异族入侵、灭世灾难，新的社会结构是“联合政府”、行星防御理事会，也可能是舰队国际或太阳系联邦。总之，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种族书写呼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带有鲜明的本土化色彩。

四、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不论人们如何定义人类中心主义，其核心观念都是将“人”作为宇宙的中心。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人类中心主义总是与“文明”概念结合在一起。一般认为，“文明”是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有利于认识和适应客观世界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的总和。刘慈欣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出发，进一步表达对人类自身的地位、人类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思考。这样的观念也切实体现在其科幻创作中，并通过种族形象的塑造传达出来。

在《吞食者》中的考古挖掘现场，当考古学家自豪地解说发掘现场保存着一个有五万年历史的人类定居点的遗迹时，使者大牙却讲述了发掘现场被掘烂的蚂蚁王国的故事。在这里，蚂蚁王国的架构和历史被叙述得煞有介事，从心理上拉近了读者与蚂蚁王国的距离，它们被当成是和人类一样的智慧生命。文明不再只是人类的创造，任何物种都有可能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同样的现象还出现在《白垩纪往事》中，作者在这里想象了蚂蚁和恐龙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创造出了灿烂的共生文明，却又因互相猜忌而导致文明的覆灭。小说中恐龙与蚂蚁的斗争、恐龙与恐龙之间利用反物质武器制造的威慑，无不让人联想到人类现实。从这个角度看，人与动物本无二质。人类在宇宙乃至地球上都没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刘慈欣在其科幻随笔和作品中反复强调的观点。

当然，如果仅仅将刘慈欣的种族形象价值看成是“反”人类中心主义，那无疑是对他的低估。刘慈欣的科幻观及其创作是对现代性的呼应。现代性的一大特点就是反思性，这种反思不是托古改制式的对传统的重新阐释，而是包括了“对反思性的反思”。他曾在科幻随笔《超越自恋》中写道：“能不能用文学去接触一些比人性更宏大的东西？”[5]他的答案是可以，因为以宇宙为表现对象的科幻小说所拥有的宏大性能够帮助我们摆脱文明沙文主义。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坚持认为，“人类和文学都有自恋的权利”[4]。因此，刘慈欣的超越自恋理论是以认可自恋的存在为基础的，否则他不会承认人类和文学自恋的权利“是合理的”。在刘慈欣这里，文学与科学成为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文学表现了人类对自身的崇拜，而科学打破了人类的感知极限，使人们得以从宇宙角度重新审视道德伦理与行星伦理；但是这道德伦理与行星伦理又是以“人”为出发点的。换言之，即使是“技术主义者”刘慈欣，对科学中冷酷方程式的迷恋也不得不通过文学的主观性力量来调和。所以，与其说刘慈欣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是对人类“自恋”的排斥，倒不如说是一种语境重构，它反驳了将人类视为万物之灵长的观念，却又表现出以人为本的关怀。

如果从这个角度进行考察，或许一些文本中情感或（人类）形象看似突兀的转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在《人与吞食者》尾声部分，人类战士与使者大牙在战后达成和解，大牙归还了战前留下的一块地球土地及土地上的生命，而人类战士则放弃了成为吞食帝国公民的机会，毅然决定留下，走出“第一步”——成为蚂蚁的食物，以期蚂蚁能在重生的地球上建立新的文明。在这里，人类文明并没有因成为吞食帝国的家禽而终结，相反，它因地球战士所迈出的“第一步”而再次伟大。在《流浪地球》中，人类为了躲避太阳氦闪所带来的灾难，决定带着地球去流浪，而人类制造出堪比自然奇观的“行星发动机”实际上隐喻了通过技术拯救自身与地球的努力，如果人类最终完成了流浪，那么人类的力量也将得到确证。因此，在作为通向美好未来路径的技术中，仍然为人类自恋保有一席之地。

从前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对于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而言，种族形象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其对技术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且这些思考往往具有独特的批判性与辩证法色彩。文本则更像是提供了一个场域，使得不同的声音得到调和，通过不同种族得以平等地得到表达。从这个角度看，种族形象的价值在于给文学提供了更多超越的可能性。这或许就是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种族形象对文学最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詹姆斯·冈恩.科幻之路：从吉尔伽美什到威尔斯[M].郭建中，译.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

[2]LI H.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Liu Cixin’s Critical Utopia：China 2185[J].Science Fiction Studies，2015，42(3)：526.

[3]刘慈欣.重返伊甸园——科幻创作十年回顾[J].南方文坛，2010(6)：31-33.

[4]刘慈欣.梦之海——刘慈欣科幻短篇小说集Ⅱ[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5]刘慈欣.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J].山西文学，2009(7)：81.

通信作者：陈方齐，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科幻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