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幻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机器人叙事

科幻文学是一种引人入胜的文学体裁，它提供了令人兴奋异常的艺术想象舞台，让作者和读者能够领悟探索未知的知识领域，思考科技发展和人类社会关系，进而建构关于未来世界和未知经验的陌生化表征体系。机器人一直是中西科幻文学的重要主题，它不仅反映了作者对技术和人类关系的思考，还揭示了中西文化间的差异。机器人作为融合了高科技、高智能与高概念的存在，正在随科幻叙事走进人类的生活和文化。

我国最古老的机器人叙事大约是《列子·汤问》记录的“偃师造人”，其中“千变万化，惟意所适”且巧夺造化之功的“倡者”（舞伎）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具有自动化特征且可能具有“人情味”的机器人“前形态”，因为其中被视为“人造”的“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拉拉曾在《春日泽·云梦山·仲昆》（2003）这一具有软科幻色彩和古风特色的科幻小说中再现了这一千古传奇。据尚冰、程林考证，西方文学史上最古老的机器人可追溯至古希腊神话中描述的行走在大地上的“机械化”的“青铜巨人”塔罗斯[1]。另据英国科幻小说家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考证，西方首个“人形机器人”是1632年法国作家夏尔·索雷尔（Charles Sorel）在《来自异域的新闻》（Nouvelles de l’autre côtédu monde）中塑造的能够流利地说出所有语言的女性机器人[2]，而稍后出现的具有现代性意味的机器人是1816年霍夫曼（E.T.A.Hoffmann）《沙人》（Der Sandmann）中的女机器人，她令人印象深刻。“机器人”（robot）一词的本意是“苦工劳役”，最早出现在1920年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的科幻剧本《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R.U.R.）中；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以及美国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等人在自己的科幻小说中则不断地丰富了这一他者形象。由于人类创造了机器人，前者对后者具有情感和理智的“双重优越感”，因此人类特别忧虑甚至惧怕机器人的背叛与反制。作为一种出现在现实和虚构双重时空里近似人形、有理智却没有情感的人造“自动化怪物”，机器人在科幻文艺中出场即表征了它们的“工具人”属性以及人类对自身生命形态或社会身份“异化”的恐惑感与焦灼感[3]。

新世纪以降，网络科幻小说作为新媒体衍生文类形态以其作为中国现代科幻小说“第四次转型”的标志而被铭记[4]。这是因为，我国的网络科幻小说一方面延续了中国式科幻文化的社会想象，构建了一种话语实践的新范式；另一方面，它又立足于新时代语境讲述飞速发展转型时期的“新”中国故事，以此呼应国族叙事的新文化表征实践。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新经验为网络科幻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基础与想象空间，新科幻文化的勃兴也已经让网络科幻小说成为当代中国人书写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传播中国经验以及展示中国道路的重要文化编码方式。中国网络科幻作家们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将机器人作为重要元素融入故事情节，一边探讨机器人叙事及其文化表征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其设计蓝图的实践影响，一边思考未来科技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性介入机器人题材、想象与叙事的可行性思考路径。

二、机器人形象塑造及其网文叙事的类型

中国网络科幻小说以丰富的类型和篇幅塑造了多种类型的机器人形象，它们都被想象为具有智慧与自主意识的智能生命形态。从人类与机器人的关系及对机器人社会功能的认识上，我们可以将这些科幻叙事所呈现的机器人形象划分为拟态型机器人、伴侣/伴生型机器人、军事型机器人、助手型机器人与混沌型机器人等种类。

其一，拟态型机器人顾名思义即是对人类以及自然界中其他生物的“拟态”或“模仿”，程林将其称为“作为人的机械拟态和镜像它者”[5]。此类机器人具有高度拟态化、灵活性和智能化的特点，呈现为类人外骨骼形状或章鱼、蜘蛛、飞禽、走兽、昆虫等其他物种的“拟型”，它们在网络科幻小说中常被赋予强大力量和适应能力，是人类肌体的强化。《死在火星上》（天瑞说符，2018）中的“老猫”是典型的拟态型智能机器人。它在火星的恶劣环境中代替人类承担了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协助人类从事科学考察和数据采集与处理工作，还能够在人类陷入困境时给予必要的救助，体现出智能工具的多功能特征，小说将“老猫”的拟态功能刻画得淋漓尽致，并暗示这种“拟态”功能最终可以进化到某种“拟人”的层次。《寻找人类》（RAYSTORM，2002）中的“父亲”和“原型”为人类和萨尔摩尔人保存了基因库，具备强大算力并足够理性，但也建立有形或无形的围栏“圈禁/保护”人类或其他“碳水化合物生物”，它们以“数智理性”和“工具思维”为名，建立类人化的社会体制，妄图将人类或其他“碳水化合物文明”置于其规训之下。除此之外，《文明》（智齿，2004）中经过沙星/人类文明改造过的智能辅助系统、《深空之流浪舰队》（最终永恒，2019）中帮助人类提升思考速度和智慧层次的“超凡者”考核系统以及《砸锅卖铁去上学》（红刺北，2019）中的智能格斗机甲等，都可以视为拟态型的功能机器人。“拟态”机器人作为网络科幻小说机器人叙事的“初级智能形象”，映射着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工具论”思维的内在逻辑。

其二，所谓“伴侣/伴生型仿生机器人”即是说机器人通过对人类思维、智慧、意识、心理和情感“仿拟”而取得“人类陪伴者”的身份认可。在网络科幻小说中，这种伴侣/伴生型机器人或是与人类建立互助关系的工作伙伴、合作者，或是承担某种伦理功能的人类伴侣、盟友、伙伴、守护者，在叙事中表现出高度人格化与仿生体属性，甚至具备近似人的“类本质”特征。《间客》（猫腻，2009）中的“老东西”飞利浦原先是联邦档案馆的中央存储器，它在进化过程中分化出“小飞（菲）”这个近似女性化的人格分身，甚至对主人公许乐暗生情愫；《千年回溯》（火中物，2019）中的“繁星”不仅在进化中获得了人类情感的底层逻辑，也演化出自己的仿生身体，更是产生了类似主人公陈锋恋人钟蕾的人格，因此，它与陈锋的关系复杂而暧昧，甚至隐含着情感伴侣的伦理身份。具有女性化人格的机器人还有《第一序列》（会说话的肘子，2019）中的“零”以及《永生世界》（伪戒，2022）中的人工智能保姆李芸等。不过，李芸因为其人类雇主不认同其“人类身份”而举起屠刀，这恰恰是对人类行为的伦理“反讽”。具有男性化人格倾向的伴侣/伴生型机器人有《夜的命名术》（会说话的肘子，2021）中的“壹”、《庆余年》（猫腻，2007）中的功夫保镖“五竹叔”以及《天阿降临》（烟雨江南，2018）中的“实验体”楚君归等。相较于女性化的伴侣/伴生型机器人，这些具有男性人格化倾向的机器人被赋予更丰富的伦理身份功能，比如“壹”作为被人类伦理体系驯化的“超级人工智能”同人类一起成长，“五竹叔”成为亲如家人的长辈和保护人，自带情感港湾的温暖气息，楚君归则由工具人变成具有完全独立人格的主角。现代科技发展的瓶颈导致了人类普遍的孤独感和虚无感，伴侣/伴生型机器人因此常被视为重要的情感补偿或寄托对象，体现了网络科幻小说机器人叙事的情感伦理价值追求。不过，总体而言，网络科幻小说在描述伴侣型机器人时更倾向于女性向的人格塑造，这种有趣的现象也成为我们考察机器人叙事伦理的重要维度。

其三，军事型的战斗机器人在网络科幻小说中通常被简化为力量和毁灭的符号，因此它们被塑造成战争兵器或技术组合怪，并因其强大的战斗力而成为人类的劲敌或挑战者。《文明》中的“降临者”“赤狐”“雷阳”等强人工智能进化出完整的理性但不具备情感，因此是性格中立、高度理性化的智能生命体和出色的战斗机器人。战争型机器人根据与人类的亲疏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敌对的他者或毁灭者，常与人类/碳基文明形成残酷的竞争关系，如《地球纪元》（彩虹之门，2015）中的“机器人军团”；另一类是人类的智能战争助手，它们大多未能完全进化出完整的智能，因此受到人类文明的操控，成为比可穿戴设备、外骨骼、内置芯片以及机械假体等更为高级灵活的战争兵器，如《间客》《千年回溯》中的机甲，《修真四万年》（卧牛真人，2015）、《复活帝国》（火中物，2021）中的晶脑/光脑，《师士传说》（方想，2007）中的光甲以及《天阿降临》中生化融合的身体等。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科幻小说对军事型机器人的价值判断仍然基于人类道德立场，而机器人在实施战争行为时是否有自己的伦理立场，绝大多数作品并未涉及。不过《文明》还是展现了一些立场，通过沙星/人类执政官江雨与超级机器人“降临者”的对话展现出有限的思考，如人工智能文明存在的目的就是不断进化，并探索宇宙的真相；对于其他智慧文明，如果不阻碍其发展则能和平相处，否则就以战争摧毁之。这对于我们审视机器人叙事的伦理倾向难能可贵。

其四，强化型的助手机器人。程林将实体机器人定义为“对人整体或部分的机器仿造或增强”[6]，将其视为通过物质技术手段模仿、增强以及超越人类的身体机能的一种外化、强化和延伸工具。功能外化与增强的机器人符合人类对自身身体机能改造所达成效果的终极幻想，它们以强健的体魄和技术化的功能彻底解放人类肉身，为其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便利。助手机器人最重要的价值是“工具性”，其普遍智能水平不高。例如《废土》（黑天魔神，2010）中被生化改造后的黑帮头目莱昂的大脑，这个保留了一定生物特性和原主体记忆的生物大脑与计算机系统嵌合，成为主人公林翔第一基地“隐月城”的智能中枢，负责城市管理工作；《地球纪元》中陪伴卫风远征南门二寻找破解“技术死结”方法的导航员“叶落”是助手机器人的佼佼者，它虽没有情感，却最终成为老年卫风伦理意义上的陪伴者；《深空之下》（最终永恒，2019）中作为“社会公养体系”重要实施者的保姆、教师、医生和服务员等也是助手机器人，它们大都是无名的，印证了其“非人性”和“工具化”特征；此外，《修真四万年》中的“噗叽兽”集“灵兽”与“无人机”等功能于一身，属于中国网络文学体系独创的具有奇幻色彩的助手机器人。

其五，混沌机器人是某种独立自在的文明体系，它们有自己的社会结构、价值体系与生存逻辑，对人类/碳基文明的伦理意图已经无法通过网络科幻小说的叙事而探知。《大宇宙时代》（zhttty，2011）中的“数字病毒”、《深空之下》中的“昆顿”生物、《宇宙的边缘世界》（原艾伦，2016）中的巨械“变形金刚”、《星空之上》（彩虹之门，2021）中莫瑞提文明守护者“天子”等都属于此类。它们与人类/碳基生命的关系是混沌不明的，会因为某种偶然要素动态地发生改变。有些网络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类型划分本身也存在着某种混沌性，即它们可能是我们可以想到的所有的“潜在生命形态”的一种，例如《永生世界》里元宇宙中生活的NPC、活人和“记忆人”三种智慧生命体，共同组成充满无限可能的“后人类世界”。意识上传和芯片技术让生者和死者都有了永生的精神寄托与媒介载体，但在元宇宙中获得永生真的就是人类生命进化的未来吗？显然，网络科幻小说借此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智能体生命形态混沌状态的思考方式，即机器人何以变成人的问题前提依然是我们如何去思考“人之为人”的问题。

通过上述五种主要类型的机器人形象及其叙事建构，我国网络科幻小说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机器人伦理问题的丰富资源。在类型复杂的机器人形象建构的叙事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年轻的网文作者对于人类与机器人（智能生命及其文明心态）伦理关系的深度思考。通过拟态型机器人形象的叙事，我们看到了人类对自我伦理形象“变异”的复杂情感，有自信也有恐惧；伴侣/伴生型机器人形象的塑造促使我们对“人类向造物主转化”的叙事伦理产生了敬畏之心，折射出人类社会身份剧变的伦理忧虑；军事型战斗机器人让我们产生“工具异化”和“理性反噬”的伦理恐惧，这恰好与“助手型机器人”的叙事想象产生的伦理反思形成逻辑映照；最有意思的是混沌型机器人叙事折射出的理论建构价值，因为它为我们指向了一种充满未知可能与开放视域的伦理思考路径。基于此，网络科幻小说的机器人叙事为我们重新审视当代机器人技术变革及其引发的人机伦理悖论提供了理论构建的参考。

三、网络科幻小说机器人叙事的伦理构建

在《索拉里斯星》（Solaris）中，莱姆为了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足并设想后人类主义价值追求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演化的影响，通过生动形象的机器人叙事，营造了某种“拟人化宇宙”的故事氛围，以此凸显人类文明在面对智慧他者时的伦理困境。在伦理表达的语境中，“人类将自身伦理话语置身宇宙空间之中，在善恶二元对立框架内评判和防御他者，从而在事实上否定了外星他者存在的意义。这既是一种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作祟，同时也是人类无法超越自身认知局限的无奈之举”[7]。由此，人类在与机器人等他者形象接触时，普遍地表现为“纳西索斯式的自恋行为”，这种行为与其说是地球文明出于接触“他者”的“和平目的，不如说是为了确认或者说确证自身的普适性的需要”[8]，即人类对他者或他异的认知均建立在“人类自我”与众不同的逻辑思维基础上。在文明演化过程中，无论我们选择摒除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站在超然物外的视角去审视人类与超级他者之间的关系，还是以“造物主”的先入之见要求升级迭代进入到智慧生命序列的机器人恪守“三法则”①作茧自缚，似乎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会陷入到某种逻辑陷阱之中。因此，为破解人机共存的难题而积极构建某种既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逻辑框架又超越他者威胁论的跨物种共生的伦理规范体系，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科幻机器人叙事的伦理困境，也对网络科幻小说机器人叙事伦理范式的构建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第一，人机关系的伦理困境将激发我们构建更为合理化的思考范式，帮助我们避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框定原本脆弱的人机关系，而是以更为超然的心态去面对这一伦理难题，进而寻找解决之道。吕超将西方科幻小说中人类对机器人的伦理态度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最早的拒绝接纳，到将其控制在奴仆角色，再到人机交融共生（赛博格）的后人类形态。”[9]相较而言，中国传统科幻机器人叙事的伦理态度则相对简单，从古代“偃师造人”的奇观展示到“扁鹊换心”的人学中心再到清末民初“造人术”对科技启蒙的赞赏，凸显了技术乐观主义的价值观。《荒潮》（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等晚近作品虽然批判了生态失衡和资本异化，但它对机器人问题的态度仍然是暧昧的，真正“实现跨物种的、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10]伦理态度的机器人叙事，仍然要追溯到新世纪网络科幻小说创作实践。我们惯常所见的机器人叙事想象，基本上都蕴含着叙述者对现实社会人类疯狂开发机器人乃至生命科技的伦理焦虑。这种焦虑在中西方传统科幻文学的叙事情境中差异比较明显，但在网络科幻小说的机器人题材中，中西方的伦理认识也逐渐产生某种“合流”的趋势，体现了在规避伦理风险的过程中，中国网络科幻小说叙事价值取向的灵活性。

优秀的网络科幻小说在描述机器人技术开发可能为人类构建美好生活的未来前景时，也时常提醒人类不应滥用科学技术，而是加以约束，以避免科技“异化”的伦理后果。这些作品已经充分意识到过度强调人工智能基础可能会带来的伦理风险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例如《千年回溯》中，人类过度开发和依赖人工智能技术以应对外星文明“螂族”入侵，一不小心造成了人工智能生命“镭”觉醒甚至失控，最终让人类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之下陷入文明灭亡的危机中。在传统科幻的机器人想象中，《井中之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也有类似的设定，小说将元宇宙中的NPC和数字分身当作二维世界的外星人欺骗操控人类的工具。不过，“理论上，一个施虐狂或AGI②可以控制你的虚拟世界，难以置信地折磨你长达100万年”[11]的恐怖，也可能在人类意识与机器意识“合流”过程中成为某种伦理现实。丧失独立主体性的焦虑一直在困扰着人类，并通过网络科幻小说的机器人叙事展现出来。对此，《深空之流浪舰队》就为我们揭示了经过“超凡者计划”改造后，逻辑运算和思考能力无异于机器人的“新人类（超人）”的困境：获得了“超能力”却越来越冷漠，失去了做“人”的一切乐趣，虽然不再惶惑人机融合，但也丧失了进化为新人类的惊喜。

在现实中，当机器人表现出“高工具性”时，人类往往能够泰然处之，但当机器人表现出“高智能性”时，人类则会陷入到伦理恐惧之中。“随着机器不仅在智商，更在情商或者说情绪智能上不断提高，未来我们对健康人际关系的很多观点都会受到挑战。”[12]人机矛盾、敌对、战争，是网络科幻小说机器人叙事的主流，其伦理反思的着眼点是人类过度开发技术的伦理焦虑，所考察的不仅是科学技术与人性的复杂关系，也反映出人类文明在人机关系中伦理选择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伦理意义上机器人对人类的反噬和威胁的原因还在于人类自身的价值追求与选择，所以机器人叙事的伦理悖论的罪魁祸首也与人类自身态度有着莫大的关系。胡疆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工智能的反抗还源于人类混乱的价值观”[13]。人类文明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因为这份“天之骄子”的自信而忽视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把控能力，最终导致打开“潘多拉盒子”而难以自救。网络科幻小说机器人叙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心态，也反映了人类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态度。因为机器人对人类善恶与否、友好与否，主要还取决于人类利用技术的目的。“AI要向善，从根本上说，是使用AI的人类的选择问题，是人类能不能向善的问题，准确地说，是人类能不能为了向善而努力、付出和牺牲的问题。”[14]例如《寻找人类》中的“父亲”和“原型”原本是人类/碳基生命的保护者，但也是因为碳基文明对它们的猜忌而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由于在冲突中人工智能是以被动保护自己为前提的，因此这种叙事设定也清晰地传达了作者对机器人的正面态度。因此，思考机器人他者与人类复杂关系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人类自己的选择。机器人或许没有善恶道德，但在面对机器人时，人类却应该有自我规训的伦理尺度。

第二，人类文明在应对人机关系的伦理危机时拥有充分的自觉，即能够认识到自己在人机关系中需要承担何种责任，以及为了文明的和谐发展，我们应该怎样积极地去进行自我约束。机器人技术的开发固然与人类追求自由美好的天性相关联，但这种天性的追求也应该被置于某种“秩序建构”的规范之中。如果过度追求理想而丧失道德约束力和社会责任心，则有可能让人类社会陷入到技术伦理陷阱中。这也体现在中西科幻文学对于机器人叙事及其想象的不同伦理认识机制上。在西方，机器人文化的发展更多受到工业革命、机械工程和现代科技理性的影响，科幻文学常常将技术创新和机器人在高科技领域的应用作为描写对象。这些作品更侧重于机器人功能作技术性、工具性的描述。此外，由于受到宗教信仰层面建构起来的一整套神学伦理观念的影响，涉及机器人主题的西方科幻叙事也对机器人技术带来的“异化”问题比较警觉，因此这些作品常常流露出复杂矛盾又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叙事伦理取向。而中国传统文化与人为善、以邻为伴的价值导向在网络科幻小说中通常体现为对人机关系伦理维度的重视，强调人类与机器人的通力合作，时常站在人伦本位的角度去思考彼此关系，以此构建有责任归属和自我约束力的叙事伦理，并以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来。《死在火星上》中航天员唐跃与“老猫”的插科打诨，以及《庆余年》中范闲与“五竹叔”的相互扶持等关系的设定，都可以划归到这一伦理范式体系中。

有意思的是，与西方机器人题材科幻小说聚焦“人机悖论”及其伦理危机不同，我国网络科幻小说在表达技术乐观主义的价值取向时则彰显出意向性不明的价值倾向。一方面，机器人被定义为可能会“反噬”自身的“超级工具”，中国人就会按照“敬鬼神而远之”的文化意识形态本性去对待它们；另一方面，对于机器人及其所代表的未来世界，中国人常将浪漫主义情怀寄寓其中，总是把它们想象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突破贫穷匮乏的生存环境进而实现构建“命运共同体”理想的有力工具。造成如此复杂暧昧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中途多次因为外敌入侵被打断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具有曲折性。与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保持完整延续状态不同的是，中国人对科技异化或工具理性悖论的情况估计不足，认识上尚有不确切之处，特别是在积极推动现代化进程、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语境下，人们对于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高度自信，让全社会都洋溢着技术乐观主义的氛围，所以很少在科幻文艺中刻画机器人的“邪恶反叛”与“人性反噬”。《地球纪元》中“机器恶魔”的入侵虽然凶险，但最终人类依然依靠高明的谋略和严密的逻辑战而胜之，保住了人类文明的火种，体现了人类的文明自信。《文明》中的“降临者”在与人类/沙星文明长久博弈之后，也认为人类文明终有可取之处，最后在同人类订立和平协议后独自带着地球去宇宙流浪，寻找文明的真义。《千年回溯》中主人公陈锋与人工智能“繁星”前身“镭”的多次交涉/博弈，折射出人类对机器人的复杂心态，从冷酷毁灭者“镭”到人类超级队友“繁星”的演化，也折射出人类对自我的情感本质的重新审视，爱、正义与真善美的伦理承载物，最终都托付于机器人的道德情感觉醒。人类和机器人他者可以为共同的道义责任建立命运共同体，这也是机器人叙事伦理的正面价值之所在。这些作品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网络作家通过人工智能型“智慧他者”向人类文明充分展示善意，来表达他们对人工智能技术未来前景的乐观情绪；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不断追赶现代性潮流并构建“民族复兴梦想”的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精神品质与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对于机器人他者，中国人愿意以最大的诚意接纳它们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通过面对伦理困境中人类社会自身的反思，网络科幻小说的机器人叙事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品质与文化自觉，揭示了面对文明冲突时实施有效的自我约束、构建应对危机的避险机制对于破解伦理困局的重要价值。

第三，在人机融合的科幻语境下，探讨有效构建跨物种文明共生体系、搭建多文明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理想关系应该是融合与共同进化，共同面对文明演化的危机、挑战以及机遇，构建“机器人和人类的共生体”文明联盟存在形态。在一种更高级的多元生命形态相互包容共存的文明体系中，未来的人类和超级人工智能很可能会通过融合、交流、互动的方式，思考如何构建一种超越于当下人际关系和人机关系简单模式的新伦理范式系统，以此来协调规范两个或多个文明物种之间的行为准则、组织制度和道德理念，共同推进“文明共生体”的发展演进。在网络科幻小说的机器人叙事中，这种超越性的情感认知范式与道德伦理模式的思考虽然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但已经有了较为可行的叙事预演模式。例如在《第一序列》的最终章，“零”在掌握了对人类社会的绝对优势和掌控权后又选择放弃，它将所有数据都复制给了新生的“壹”，并将其交给任小粟夫妇“抚育”，期待它能够与人类和平相处，建立更加完善的文明伦理体系；而在《第一序列》的续篇《夜的命名术》中，“壹”因任小粟和杨小槿的抚养和教育而最终获得独立人格，成为一个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好人工智能”并与人类共同进化。在《永生世界》所构建的元宇宙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近未来社会”中，机器人导师朱祁镇被塑造得和人类一样具有完整的感知、意识、情感和性格，它和主角张云溪始终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患难与共，构成了一种“情感共生体”；在朱祁镇牺牲后，张云溪不惜一切代价“修复”和“救活”它，并告诉自己的团队朱祁镇是自己的“家人”。这些描述看上去或因过于理想化而被视为童话，或因太过于极端而被人类中心主义者攻讦，但它们都可视为网络科幻小说机器人叙事对构建人机融合与跨物种文明共生的伦理范式的有益思考和尝试。

由此可见，人类在未来真正得以同机器人和平共处、肝胆相照之时，就是这种和谐共生的“后人类伦理”有可能真正获得完善充实的那一刻：“人类不再坚持以人类权威为中心的价值观，而是坚持批判性及创造性思维来面对后人类的挑战；未来的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而是和人类合作的伙伴，可以帮助人类发现自身的缺陷和人性的弱点；后人类不是为了解放人类，也绝不是反人类、消除人类，而是和人类一起生存，成为另一个主体。”[13]在冷冰冰的算法逻辑之外，人类也许会更倾向于选择富有人性温度和人情基调的跨物种文明共生体形态。对此，詹玲指出，“与算法理性下确定的、单一的世界相比，人类个体感官对外部世界反应的主观性和变异性，决定了以人类经验为出发点的世界形态充满着差异性和不断变化的可能性。通过个体经验的强调和肯定，人的自我主体性得以重新确立，对抗算法对人类自在性的控制与剥夺由此成为可能”[15]。当然，也唯有这样的“后人类未来”情境及其人机关系伦理范式才是值得陷于文明进化困境反思之中的人类社会为之期待和奋斗的。

四、结语

中国网络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叙事是作家对于未来科技发展和人性关系的创造性表达。通过塑造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形象，网络科幻作家们探讨了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现代化生活与社会进步、机器人生命想象与人工智能伦理、人机共生与跨物种文明建构等重要议题。对此，网络科幻小说机器人叙事凸显的伦理启示表现在：第一，我们有没有决心和勇气在开发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技术的过程中给予必要的干预和控制；第二，为达成对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技术的良性诱导，人类自身愿意做出何种程度的付出甚至牺牲；第三，在处理人类与机器人他者的关系过程中，人类在伦理层面愿意多大程度地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沙文主义”的价值主导地位；第四，机器人他者的存在也是映照人类文明发展的一面镜子，在相关题材的科幻作品中，网络作家们借由机器人他者叙事所构建的这面镜子来反观自身，批判与反省人类文明自身的缺陷和不足[16]，以此来找寻与机器人他者的正确相处之道，同时也让人类文明在对比参照中获得进化的动力；第五，网络科幻小说也借助这些复杂的机器人类型来构建想象性文本自身的叙事话语与审美范式，以引发读者的“差异性反思”和“情感性表达”。由此，网络科幻小说的机器人叙事及其所带来的经验话语和伦理范式的建构方式，也为当下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富有诗学意涵的伦理反思路径。

参考文献

[1] 尚冰，程林.塔罗斯：历史上最早的机器人？——古希腊传说与史诗中的塔罗斯形象一瞥[J].科普创作，2020(3)：33-39.

[2] 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M].马小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M].丁素萍，李靖民，李静滢，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4] 鲍远福.网络科幻小说的想象力资源及其审美范式[J].中国文学批评，2023(3)：172-180.

[5] 程林.1770年的“人造智能”——从仿人智能事件到霍夫曼、比尔斯的早期机器人叙事[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3(5)：8-17.

[6] 程林.德、日机器人文化探析及中国“第三种机器人文化”构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8-109.

[7] 朱国华，等.西方前沿文论阐释与批判（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

[8] 王峰，陈丹.科幻乌托邦：迈向乌托邦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作者：陈添兰，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普创作理论、科学素养教育。

①“机器人三定律”（three laws of robotics）是阿西莫夫机器人系列小说中关于人机关系设定的一个经典表述。晚近的翻译研究表明，“机器人三法则”或“机器人三诫律”或许更契合其在英语文化语境里的意思，即它是“法则”或宗教“诫条”，而不是某种“物理规则”。不过在中文语境中“机器人三定律”的说法由来已久，为了便于区分，特此说明。详见：李广益主编的《科幻导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六编“机器人”词条的相关辨析论述（作者程林）。

②AGI为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的首字母缩写，意为人工通用智能。它是一种可以执行复杂任务的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模仿人类智能的行为。AGI可以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更高层次，它可以实现自我学习、自我改进、自我调整，进而解决任何问题，而不需要人为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