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有一颗悬挂在天际，编号为3704的高士其星。与其他科学家不同的是，高士其并不因学术领域的重大贡献而家喻户晓，但其特殊的人生轨迹和创作出的大量优秀科普作品，对发展中国科学事业，普及科学文化，鼓舞中华儿女励志奋进等方面的贡献，后人难以企及。他在科普创作上的成就，与法国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苏联的伊林（Илья ЯковлевичМаршак）、美国的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等伟大科普作家们一道，站在世界杰出的科普作家行列里。

今年是高士其诞辰120周年。作为学生，我深得恩师教诲和培养，相识相处三十余载，时光虽然流逝，但其精神风骨仍然鲜活如昨。

一、捧着《菌儿自传》的江南小镇少年终于见到“偶像”

我与高士其老师（以下简称高老）相识于他的科普著作。那时，我在故乡浙江南浔中学读书，从图书馆借得《菌儿自传》（大致为开明书店1951年版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此生对我影响最大的两本书是高士其的《菌儿自传》和傅连暲的《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年版）。一个人在孩提、少年时期读到几本好书，能够对他终生起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他的人生目标。正是这两本书，引导我走上专业医生和科普创作之路。

那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还是个13岁的少年郎，家住在现已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张石铭故居的大宅内。从后门出来，走在洁净的青石板路上，再过一座小桥，就到了嘉业藏书楼。不到二百米的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我与管理人十分熟悉，于是我经常像书楼主人似的静静地坐在这个园林式的藏书楼前。

花园式的书楼，四周无人，没有围墙与外界相隔。它与浙江广袤的原野连成一片，偶尔传来几声乡间黄狗的吠叫。楼旁，玲珑多姿的太湖石错落有致地围着荷叶状的莲池，墨绿的荷叶端庄大气、迎风摇摆，凉风徐徐吹来，芳草萋萋、竹林轻摆……

在安静的亭子里，我被《菌儿自传》的内容吸引了。高老把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微生物描述得栩栩如生，活泼可爱，将它们的长相、个性、生存状态，将它们的家族、子孙，将它们与同类的相处，尤其是与人类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仔仔细细。本以为枯燥、看不见的，甚至印象中令人讨厌的细菌微生物都是人类的天敌，没想到有很多是我们的朋友，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掩卷沉思，高老把细菌比作人，这样的构思处理真是令我折服。他渊博的科学知识和深厚的文学造诣，将科学内容以文学方式进行表达，让我产生了浓厚的阅读兴趣，不仅得到了知识，也收获了快乐。

随着阅读与欣赏的深入，我对高老的生平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起初，他是一位从清华学堂走出国门赴美留学的青年，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求学时，他因一次脑炎病毒实验研究发生的意外染病，从而导致进行性瘫痪。高老的身体状况使我对其作品的喜爱提升到了对其人生的一种敬重。后来我到北京的医学院校求学。1956年2月，我专程去他的住所东城区干面胡同，拜访了心仪已久的高老。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因无法站立行走，他被安置在一把大椅子上。他与我交谈时，只能用喉音发出“哼哼嗯嗯”的声音，我一点儿也听不懂，他的秘书会为其“翻译”，然而翻译有时也翻不清楚，这种时候高老只能靠写字表述。他僵硬的手指无法提笔书写，要靠人掰开手，并将笔夹在手指间才能写出几个字。记得当时谈了一会儿，他的上眼睑不受控制地垂下，把眼睛盖住了，必须做些按摩，眼睛才能慢慢睁开，继续与我交谈。见此情景，我心中一阵发酸，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担心他太过劳累，我几次提出告别，可他却一再坚持，不愿中断谈话。秘书说，高老今天见到我特别高兴，说我既是学医的，又喜欢文学，和他特别有缘。高老一旁听着，咯咯地笑了起来。那一刻，房间里满是欢乐和温暖的气息。

第一次拜访，长长的谈话之后，我被高老瘫痪身体中深藏着的活力、两眼折射出来的热情、含糊的语音中爆发出的坚定征服了。这是一位精通医学、具有很高文学艺术修养的专家，这是一位既有哲理又感情丰富的学者，这是一位身体残疾却意志坚定的勇士。同时，我清醒地感受到，这是我敬重的师长，我科学文学之路的引领者，我终生的良师益友。

二、聆听高老弹奏生命进行曲，静待科学春天的到来

197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创办了《化石》杂志，他们的研究所同年也搬到了二里沟，成了高老的邻居。该刊负责人张锋、刘后一既是科学工作者，也是文学爱好者，且颇有文采，尤其喜爱科普创作。1973年，他们首次拜访高老，却没有想到高老不仅热情接待，且满口答应约稿，自定一周期限。杂志社很快拿到了一首充满理想与激情，几乎可以点燃冰冻的荒原、融化旷野积雪的《生命进行曲》，开篇四节如下：

生命啊！
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你歌唱欢乐的大地，
你歌唱喜悦的春天。

生命啊！
你是一出演不完的戏剧；
三十万万年前就已演出，
一直演到今天。
生命啊！
你是一幅画不完的图案；
从蛋白质的形成，
一直画到人的出现。

生命啊！
你是一首写不完的史诗；
从远古时代写起，
一直写到现在。

刘后一回忆自己收到诗稿时的情形：“我当时刚刚念到这首诗的前四节，就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这哪像是出自一位被病痛捆绑在椅子上的老人笔下，字里行间满是春天阳光般的朝 气，这分明是一首昂扬的高歌呀！”

当时我们一起朗诵了这首诗。无论是奔腾热情的诗句，朗朗上口的韵律，还是它涵盖的意境，字句间的滚烫之情，都让身处寒冬腊月的我们，仿佛真切地闻到了春天的气息，感受着春意涌来的暖意。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不久，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我被选为北京的代表参会，同时也协助高老在沪的工作。

上海对高老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第一部科普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便诞生于此。临近“六一”儿童节的几天，我们几位中青年科普工作者聚集在高老处，就新形势下科普如何百花齐放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其间，《文汇报》记者提议，希望高老及在座的科普作家们合作写一首鼓励青少年热爱科学并适于朗诵的诗在6月1日见报。这个提议得到一致响应，一片掌声过后，诗歌的起草工作落到了我身上，虽感“赶鸭子上架”，也还是接下了任务。最终，1978年6月1日，高士其、叶永烈、李宗浩、肖建亨、童恩正、甄朔南、王亚法、张锋等人联合署名，在《文汇报》发表了题为《献给未来科学的主人——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代表的心声》的诗作。这首诗见报的同时，还在上海市庆祝“六一”的会场上被朗诵，引发强烈反响。

会议期间，儿童文学作家、出版家陈伯吹先生，漫画家张乐平先生等前辈也到现场——他们既是高老的老友，也是我童年、少年时代崇敬的大师。我一边协助高老接待来宾，一边也与前辈交流座谈，并对为科普繁荣出谋划策的过程做些记录和整理工作。

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是讨论成立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即今日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这是高老的心头大事，他认为没有一支高素质的科技文化的作家队伍，就难以引领创作出优秀的科普作品。这支队伍应该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养新时代的科普主力军。

会后回京，北京市科协也紧锣密鼓地筹备起北京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我们决定请四位元老级人物担任顾问，其中就包括高士其这位代表中国科技界和科普创作的旗帜性人物；另外三位顾问，则是林巧稚、张文裕与冰心。聘请顾问的任务落到了我身上，也因我与他们熟悉。他们都很高兴地答应了邀约。同年，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便正式成立了。

三、高老为繁荣科普园地疾呼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高老提出当下最重要的是向领导反映科普界的现状，把失去的时间追赶回来。于是，他与我一同写信，呼吁国家重视发展科普事业，经过多次修改，这封信终于在1978 年10月底完成。

不久后我们便得知，中央领导很重视这封信并作了批示。中国科协的几位领导还特地嘱咐我要多协助高老开展工作。

高老心中还惦记着一件大事是“儿童科普”。儿童科普不应是成人科普的“缩小版”，它有其自身特点，应该得到高度重视。我对此也深有体会。在我的童年时代，上海出版界为儿童的科普阅读出了很多书刊。像儿童书局“儿童半角丛书”的“讲讲故事”、“发明家的故事”系列以及《小朋友》等书报杂志给了我丰富的滋养，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古今中外的科学家与科学发现，还有奇妙的科学知识，真是为我带来了无比的快乐与终生的影响。于是，1980年我们再次致信，希望国家重视儿童科普，开展针对儿童科普的基本建设工作。这封信后来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

四、徐迟先生鼓励我写高士其

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首次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介绍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不畏艰苦、勇攀高峰的动人事迹，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高老看到文章后也是激动不已。《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各大报刊的转载，反映了党中央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决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

当高老得知该文作者徐迟先生是我故乡南浔中学的老师，而且关系很好时，他十分兴奋，希望我这位学生今后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其时，我心中也在谋划，想以高老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凭借“我就是一天爬几丈，也要爬到延安去”的决心，最终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革命圣地并见到毛主席的这段动人故事为开篇，来写一篇介绍高老的文章。

正巧，在《哥德巴赫猜想》刊登后不久，我去看望徐迟老师。晚餐时，徐迟的三姐徐和放下筷子，动情地给我们背诵了文中一段精彩的描述：“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考虑到徐迟成功地写了《哥德巴赫猜想》和《地质之光》等报告文学，我问道：“您是否写一篇对科学家、科普作家高士其的文章，他的身残志坚传奇式的经历，是十分感人很有教育意义的。”徐迟笑着说：“我接下来的创作任务很多，恐怕没有时间写高士其，你与他那么熟悉，你写比我更好。”徐和的丈夫伍修权伯伯也不时地点头表示赞同。高老到延安不久赶上1938年元旦边区政府庆祝新年的晚会，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伍修权将高老介绍给毛主席见面。伍老对我说：“高士其同志是很值得写的，应该由你来写，而且一定会写得很精彩，我们等待着。”

五、《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编著始末

再之后，随着全民科学普及的开展，向高老约稿的电话、信件以及访谈邀请络绎不绝。我认为应该让人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位身残志坚、在逆境中奋发前进从不却步的人，再在这样的基础上读他的科普作品，就能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得到激励。他的优秀诗文是我们民族一棵根深叶茂的生命之树，四季常青。

那些年，有了徐迟、伍修权的鼓励，尤其在跟随高老与文学界的著名作家冰心、诗人臧克家等人的接触中，我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应该将高老一生中数百万字的科普作品精选整理，然后请名家点评，形成传记、作品及点评“三合一”结构的书。高老很赞同我的想法并说：“由你来当主编，我支持，信任，放心！”

编著这本书，得到了众多名家的支持和科普作家的积极参与。著名书法家赵朴初题写了书名。因为这本书是科学、文学的有机结合，所以我还请了冰心作序，她用小楷毛笔写下“李宗浩同志让我为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作序，病后腕弱，只能写到这里，不敢说是作序，只是向高士其同志表示我的由衷的同情与钦佩”。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经济学家于光远也为本书作了序。根据精选的文章，我请了相应的文学家、科普作家评注。科学诗的评注是著名诗人臧克家，开始他感到为难，“我对于科学是外行”，但很快答应了，“给我两个星期，到时你来取”。之后，这位充满真诚炽烈情感的诗人便写出了“他那颤抖的但能艰难地抬起来的手，是一个令人又惊又喜的惊叹号”。严文井、钱信忠、黄树则、林巧稚也交稿了，科普作家郑公盾、叶永烈、金涛、张锋、刘后一、甄朔南等都写了相应的评注。在各方支持和高老本人参与的审校订正下，书稿终于如期完成，“三合一”结构，48万字，基本上达到了当时精编的设想。1982年冬天，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精装、平装两版问世。

1983年的春节，在严寒的隆冬即将告别，春天的脚步刚刚迈进的日子里，我在高老那宽敞明亮的客厅里，双手捧着《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精装、平装两个版本呈给高老。他伸出僵硬的手握着我的手时，那颤抖的手传出内心的电流，使我全身温暖，真像一个令人又惊又喜的惊叹号！13岁时在《菌儿自传》里认识了高士其，30年后，当我43岁时，终于将一部集高老的文学传记、精选作品和名家点评的“三合一”图书完成并交到他的手上，我心潮澎湃！

这是科学与文学两个不同领域有机联合的作品代表，是中国的一种新文化！高士其其人其作是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史上极少见到的。1981年，美国驻华大使馆称高士其是芝加哥大学的骄傲；他的科普作品也在东欧和东南亚各国广为流传。

六、追随高老，投入到科普创作中去

高老影响我终生，我既在急救领域里深耕专业，也通过科普播撒科学种子。

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还不到30岁的高士其在上海开启了他的科普创作生涯，彼时的他拖着半瘫痪的身体、摆动颤抖的双手，吃力地在这块荆棘丛生、冰冻贫瘠的土地上，像个拓荒者那样在中国这块曾经的科普荒田上开荒耕耘，那么相比之下，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这个四十来岁在北京做急救医生的学生，就比老师要幸运多了。1982年，我代表中方与意大利政府成功商谈了中意共建现代化的北京急救中心的重大项目，业余时间还能进行科普创作。

我与高老讲了急救中心的项目，他十分高兴地说，这是对首都发展和每个市民关系密切的大事。一年后，我赴欧洲考察、去罗马研讨，为首都北京建立第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中心尽了心、出了力，报效祖国，有志可酬。此后，我工作极忙，他经常写纸条，托人带口信，要我注意身体，劳逸安排好，还说待急救中心建成一定要去参观。工作中的实践及与国内外急救专家的交流，使我懂得“普及”两字在救死扶伤领域中的举足轻重。时间就是生命，绝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将科学知识与技能从医生的手中解放出来，交到公众的手中，我们要大力培训“第一目击者”的急救知识与技能。

我在工作中也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定，每出版一本专业书籍或主持参加一个重要的急救学术活动，一定要写一点相应的科普文章或图书，这些年来我做到了。为向“第一目击者”科普急救，我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了自己的首部科普图书《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年版），此后还写了更多作品。21世纪以来发生过数次地震等重大灾害，我应邀在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做现场直播，积极普及急救、灾害相关的医学知识与技能。

七、带着对高老的追思，让科普创作更加繁荣

1988年12月19日，高老去世那天，我恰从新加坡参加一个国际急救学术会议归来。高老的儿子高志其在电话中告知了这个噩耗，我突然不知所措。这是一位与我相识、相处时间很长的导师，是对我人生、事业、理想、实践影响很大的长者。高老远行了，他再也不回来了……

追悼仪式于1988年12月2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悼词这样评价高士其：“一生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热爱人民，对党忠贞。谱写了一曲身残志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光辉篇章，堪称中华民族英雄。”我们也代表科普界送了花圈：“士其老师，永垂不朽，继承您的遗志，把科学交给人民，你的学生李宗浩、叶永烈、毛福平敬挽。”

今天，在高老诞辰120周年前夕写这篇文章，心情很不平静。我与他相识时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如今也已成了八旬老者。现在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使科学普及显得比任何时期和对任何一个人都更为重要，我们既要深耕自己的专业，又要向公众普及科学，同时还要学习掌握不断涌现的现代的科技知识。我们需要有更多更好的科普作品，需要有更多优秀的科普创作者写出公众喜闻乐见、容易消化吸收的科学精神食粮。

我们满怀希望地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科学普及文化形态出现，文学界中能够不断涌现出如徐迟《哥德巴赫猜想》这样书写科学与科学家的名家名作，科技界里能够有更多大咖和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书写出精美的、为公众所喜闻乐见的科普作品。期待春意盎然的中国的科学文化普及园地，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通信作者：李宗浩，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名誉会长，研究方向为急救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