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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中的瘟疫:人性舞台、现实恐慌或是思想实验

《科普创作》

萧星寒

2020-06-22 20:50

科幻与瘟疫的渊源在很久以前就结下了。1826年,即在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八年后,玛丽·雪莱出版了她的第二部长篇科幻小说《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21世纪,描写了灭世大瘟疫后唯一的幸存者在伦敦的挣扎求存。科幻诞生之始就出现了描写瘟疫的题材,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瘟疫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的历史,既是瘟疫不断侵袭人类的历史,也是人类与瘟疫不断抗争的历史。倘若把人类文明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瘟疫就是寄生在这棵大树上的藤蔓。它如毒蛇一般缠绕其上,或隐或显,拼命汲取营养,繁殖自身的同时,也在大树的每个地方(树根、树干、树枝、树皮、树叶)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刻痕。

人类对瘟疫的认知有一个发生、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从远古时代认为是鬼神作祟,到近现代发现是病原体在发挥作用,这种认知上的变化是科学体系建立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是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科学家对瘟疫的研究仍然不够透彻,总有新的瘟疫从未知之处跳出来,挑战旧有的研究成果。在民间,瘟疫依然保持着普遍的神秘与鬼祟,正确与谬误,甚至一些远古的孑遗,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瘟疫自带神秘性。科学性与神秘性的叠加使得瘟疫成为科幻极其理想的描写对象。

科幻是一种“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1]的艺术门类。因为科幻独有的种种特征,使得科幻里的瘟疫在呈现瘟疫的狂暴、可怕、叵测与神秘等特征的同时,也表现出瘟疫另一面的价值与意义。在科幻里,虚构的瘟疫既可以为主人公提供舞台,展现人性的阴暗与光明,也可以是对现实的隐喻,反映普遍存在的焦虑与不安,还可以是超脱现实的思想实验,对人类的未来进行虚拟的推演。

一、人性舞台:起因或是谜底

世界名著《十日谈》以黑死病肆虐欧洲为背景,讲述10名青年男女到乡间避难,为排遣寂寞,相约讲故事度日。他们讲的100个故事中,只有极少数与黑死病有关。显而易见,黑死病只是作者薄伽丘描写当时欧洲世俗生活的由头,并且经由故事表达作者的观点。这种写法,也为后世科幻创作所借鉴。

一些科幻作品中,瘟疫不是故事的主体,而是故事的推手、谜底或是起因,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没有瘟疫,故事便无法发生。其中一些瘟疫甚至隐蔽得很好,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科幻电影《猩球崛起》(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中,帮助猿族取代人类,成为地球新一代主人的,是一种经由现代交通工具在人群中大规模传播且无法治愈的“猿流感”;著名导演特瑞·吉列姆(Terry Gilliam)执导的《十二猴子》(Twelve Monkeys)中,2035年的地面世界已经被某种病毒制造的大瘟疫彻底摧毁,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在阴暗的地下城苟且偷生,主角回到过去,调查病毒的起源,却最终促成了病毒的释放,宿命论的观点弥漫其间;由詹姆斯·麦克特格(James McTeigue)导演的《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主要讨论的是暴力与集权的问题,玛利亚病毒被人恶意释放,引发了数万人死亡的瘟疫,既是电影中集权统治得以建立的原因,也是集权统治最终覆灭的原因;《星际穿越》(Interstellar)是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科幻电影代表作,主要内容是主角穿过虫洞,去往宇宙深处寻找新的家园,但故事的直接起因却是一种袭击了全世界农作物的枯萎病;H.G.威尔斯(H.G.Wells)的科幻开山之作《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中,火星人入侵地球,在人类的一切反抗都失败的时候,火星人被地球细菌引发的瘟疫击败,瘟疫成了人类可靠的同盟军,并导引故事走向结局。

类似一场瘟疫改变故事的事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中国古代,每次朝代更迭,都伴随着人口总数的暴跌,原因除了战乱和饥荒,还有数之不尽的“是岁,大疫。民皆死”。在国外,16世纪,欧洲征服者以少胜多,最终占领了整个美洲,其速度之快超乎想象。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在整个美洲,随欧洲人传进来的疾病从一个部落传播到另一个部落,远远走在欧洲人之前,据估计把哥伦布来到前的美洲土著人杀死了95%。”[2]美洲原住民对包括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伤寒、腺鼠疫等在内的瘟疫,没有丝毫抵抗力。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胜负在开战前就由瘟疫决定了。

正因为现实中的瘟疫曾改变了历史,所以在科幻中出现瘟疫改变故事走向是足以令人信服的。

在另一些科幻作品中,出现了虚构的瘟疫,其在故事中的占比大幅增加,但依然不是故事的主体。在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执导的《惊变28天》(28 Days Later)中,携带烈性病毒的黑猩猩将伦敦变成一座空城,一队士兵试图维持原有的生活,却变得极其恐怖,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得以展现;由卡西·阿弗莱克(Casey Affleck)编剧并执导的《我的生命之光》(Light of My Life)中,一种只感染女性的瘟疫在很短的时间内杀死了99%的女性,好不容易活下来的那1%,命运则变得格外悲惨,故事的主旨是极端环境下的坚守与爱;《盲流感》(Blindness)改编自诺贝尔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的同名小说,由费尔南多·梅里尔斯(Fernando Meirelles)执导的这部电影中,一种使人失明的流感在城市快速传播,女主角没有失明,却被迫目睹社会秩序瞬间崩溃后,人类所表现出来的恐怖与残暴,当然,还有爱和希望;燕垒生创作的《瘟疫》中,来历不明的病毒使人逐渐变成石头,生与死的界限变得模糊,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走向难以想象的极端,令人动容,也令人唏嘘。

上述科幻作品中都出现了瘟疫。这些使人狂暴、只杀女性、导致失明或变成石头的瘟疫都是现实中没有的。细究起来,科学性也不是十分充足,有的甚至可以说完全不可能出现。然而,也正是这些大胆的甚至有些不着边际的虚构与假想,使得科幻可以发生。经由一场或是天灾或是人祸的瘟疫,人物和故事就能从纯粹的现实抽离出来,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这个想象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迥异之处,创作者由此获得了某种超脱现实、高扬想象的自由翅膀。

对这部分瘟疫题材的科幻而言,瘟疫最重要的作用是把故事中的人物逼入绝境,促使人物在黑暗与光明之间艰难选择,搭建赤裸凸显人性阴森或高扬的舞台。没有虚构的瘟疫,这一切就无从发生,无从展现。

二、现实隐喻:深深浅浅的刻痕

弗诺·文奇(Vernor Vinge)的《天渊》(A Deepness in the Sky)中,易莫金人驯化了差点儿毁灭他们的蚀脑菌,这种病毒不仅可以大大提升人的思维能力,而且可以使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某个指定研究对象上,于是“人工天才”批量产生。易莫金文明由此从一颗偏远的星球出发,跃升为银河系文明。

《环形世界》(Ringworld)是拉里·尼文(Larry Niven)最受世人推崇的作品,神秘的外星文明制造了宇宙间最大建造物,面积为地球300万倍的星环,然而一种不起眼的霉菌在隐秘的地方疯狂生长,造成的瘟疫最终摧毁了星环,进而完全摧毁了这个一度辉煌却对瘟疫漫不经心的文明。

上述两个故事,一正一反,从两个方向展现了文明面对瘟疫的不同做法与结局。虽是科幻,却有现实的证据。

在《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中,作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感叹,1918年开始的西班牙大流感,从美国军营蔓延至全球,造成5亿人感染,至少5000万人死亡,死亡人数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和。然而,此后100年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艺作品汗牛充栋,却没有一部知名艺术作品涉及西班牙大流感[3]。这是一件怪事,或许是因为太过恐惧,所以不敢面对?或者无法理解,所以不去书写?在这方面,科幻反倒从现实出发,在虚构的世界里肆意拨弄想象,构拟出一场又一场的瘟疫。

在沃尔夫冈·彼德森(Wolfgang Petersen)执导的《极度恐慌》(Outbreak)中,偷猎者将一只猴子带入美国,导致成百上千的人感染莫塔巴病毒,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死去,束手无策的美国官方计划用炸弹将小镇和它的居民一同抹去。毫无疑问,莫塔巴病毒是以埃博拉病毒为原型的,相当于在银幕上对埃博拉病毒传播到美国进行了一次预演。

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执导的《传染病》(Contagion)以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多条线索平行推进,全景式展现了一场新型流感的产生及其在世界范围传播最终被人类战胜的全过程。该影片重在展示疫情之下的众生相,看过的人都惊呼,与现实如此相似。

在上述这些科幻作品中,虚构的瘟疫成了故事的主体,是作者全力以赴要展现的对象。作者往往以或冷峻或热切的笔调叙述一场瘟疫,从瘟疫的发生、发展,写到高潮和结局,全程展示。其中最优秀的作品,就像这场瘟疫真的发生过一样。于是,当现实中发生瘟疫时,往往就会有科幻受众反复感叹:这一幕我早就看过。

这些科幻作品之所以有如此真实的魅力,除了创作者本身的功底,更重要的是,这些科幻作品往往曲折地展现了现实中人们的困惑、焦虑和恐惧,是对现实的极端隐喻。

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创作的《天外来菌》(The Andromeda Strain)中,坠毁的卫星把一种叫作安德洛美达菌株的细菌带到了地球上,接触过这种细菌的人一分钟之内就会因体内的血液全部凝固而死,其展现的是人们对未知太空与未知生物的无限恐惧;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执导的《人类之子》(Children of Men)中,因为一种来历不明的瘟疫,人类已经25年没有生下一个孩子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束手无策,甚至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其展现的是由不孕不育带给人类的亡族灭种的巨大焦虑;《生化危机》(Resident Evil)系列电影中,科学家研制的T病毒和G病毒制造了毁灭人类的丧尸大军,还有无数的生化怪物,而丧尸的原型是狂犬病患者,对丧尸的恐惧,本质上是对瘟疫的恐惧,而这恐惧是铭刻在我们的基因和集体无意识里的,铭刻在我们的文化与社会制度里的,是各种各样的瘟疫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的或深或浅的刻痕;萧星寒的《决战奇点》中,人们发起了“重返恩戈罗恩戈罗运动”,倡导放弃一切科技产品及一切以牺牲地球环境为代价的所谓文明生活,却导致昔日的恶魔瘟疫“天花”重返人间,其展现的是对现代科技又爱又怕的双重困惑。

三、思想实验:自然的超脱或彻底的堕落

与其他疾病不同,瘟疫针对的不是个体,而是人类这个群体,它天然地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对待。这与科幻看待人类的方式惊人的一致。在科幻作品里,向来是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描写的。这也是瘟疫与科幻天然暗合的地方。每天发生的新闻也在不断地告诉我们:随着网络、交通与物流的高度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已经从纸上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瘟疫题材的科幻及其他类型的科幻逼近现实的速度,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过。

翻看史书,不同类型的瘟疫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频繁发生。瘟疫直接打击和消灭个体,进而打击和消灭个体所在的群体。瘟疫在群体中才能不断扩增,展现出完全的杀伤力,而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群居动物,不可能脱离组织独自存在。所以,瘟疫将伴随人类始终,而每场瘟疫都是对群体的组织形式,或者说社会制度的考验。可以说,不能应对瘟疫挑战的社会制度都被瘟疫教育、改造,甚至淘汰。这方面反映到科幻中,就是瘟疫所能改变的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而是整颗星球、整个星系的路径。

格雷格·贝尔(Greg Bear)的《达尔文电波》(Darwin’s Radio)中,一种逆转录酶病毒HERV引发的希律王流感在全世界泛滥。一个三人小组得出了结论:HERV一直在人体内潜伏着,现在被激活了,其目的并不是引发疾病,而是触发人类的进化机制,使人进化为新人类。这个观点太过激进,太过离奇,多数人都无法接受。但在小说最后,越来越多的人置国家的相关规定于不顾,生下了自己的希律王婴儿。

影片《我是传奇》(I am Legend)改编自理查德·马瑟森(Richard Matheson)创作的同名小说。KV病毒杀死了90%的感染者,并使9%的感染者变异成了可怕的夜魔。只有1%的天然免疫者逃过了病毒的魔爪。罗伯特就是免疫者之一,他孤身一人生活在纽约。导演为影片安排了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是,罗伯特与夜魔正面对抗,牺牲了自己,把病毒抗体送到人类聚居地;第二种结局中,罗伯特认识到夜魔也是有智慧的,但他没有放弃拯救人类。

在原著小说的最后,作者提供了第三种结局。罗伯特的堡垒最终被夜魔攻破,他看到夜魔,突然间意识到“此时此刻,我才是那个异类。正常是一种属于群体的概念,多数的标准。当整个世界只剩下你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不正常的是你……在他们眼里,他是某种前所未见的、可怕祸害的源头,甚至比他们经历过的那场瘟疫更可怕”[4]。于是罗伯特吞下了毒药。就这样,作为最后一个旧人类,作为旧人类的终结者,他永远留在了新人类的历史里,成了口耳相传的传奇。

《我是传奇》的第一种结局很常见,人类依靠勇气和智慧战胜了夜魔。第二种结局,夜魔新人类的身份被认同,而旧人类将与之长期共存,这种结局也能抚慰观众的心。第三种结局则彻底断绝了旧人类的存在,简直惊世骇俗,很难为平常人所理解,甚至被学者指责为彻底的堕落。

然而,这也是科幻的奇妙魅力之一。科幻是一种对变化特别敏感的艺术形式,往往能够超脱现实的桎梏,在更为辽阔与浩渺的想象空间里,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无视伦理、道德、法律甚至科学的思想实验。虚构瘟疫的发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未来,改变了我们的身体、文化和社会制度,是思想实验的重要方式。奥森·斯科特·卡德(Orson Scott Card)创作的《死者代言人》(Speaker for the Dead)就把这种思想实验进行到一种极致——在遥远的“卢西塔尼亚”星球上,构建了一个完全由瘟疫塑造的生态圈和智慧文明。

多年以前,一种名叫“德斯科拉达”的病毒席卷了整个卢西塔尼亚。这种病毒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以分裂基因分子,阻止它们重新组合成正常形态或进行自我复制。最终,为数不多的卢西塔尼亚生物把“德斯科拉达”吸纳为身体的一部分,进化出动物和植物两种形态。这其中就包括名为“坡奇尼奥”,俗称“猪仔”的智慧文明。猪仔的一生有三个阶段,或者说三种生命形式,在植物与动物之间反复转换。在人类看来,猪仔的一生非常怪异,难以理解,甚至极其恐怖。然而那却是它们的正常生活,人类的一生在他们看来也是非常怪异、难以理解,甚至极其恐怖的。这种超脱现实、跳出地球、前往自由宇宙的视角转换,正是思想实验的一种,由此带来对人类文明的反思与警醒,也是科幻的重要价值之一。

四、结论

瘟疫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制度都是在一次又一次与瘟疫的对抗中被逐渐形塑的。瘟疫是我们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重要原因。无疑,瘟疫对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打击是沉重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也被迫发生变化。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变化都是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通常是某种程度的进步。

科幻里的瘟疫既有现实沉重的阴影,也有瑰丽神奇的想象;既是历史的万年沉淀,也是未来无限的可能。

需要强调的是,科幻描写虚构的瘟疫,描写无数人的痛苦,描述无数人的非正常死亡,只是人性的舞台,现实的隐喻,一种超脱的思想实验,并不是科幻创作者渴望发生这一切。相反,科幻创作者从不渴望虚构的瘟疫会变成现实。之所以描写瘟疫,旨在提供一种迥异的思路,展现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更是在提醒世人警惕和平生活中的阴影,就像它曾经提醒过世界大战、环境危机、气候问题、物种灭绝、网络犯罪等一样。

瘟疫题材的科幻是在给所有人“吹哨”,提醒大家:瘟疫永远在暗地里等待,伺机侵袭人类,这是由瘟疫和人类的本质所决定的。所以,保持对瘟疫的警惕、了解瘟疫的基本知识、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支持现代医学研究、善待遇到的每位医务人员,是每个人能为抗击瘟疫做的事情。

作者简介

萧星寒,重庆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科幻、科普作家。

参考文献

[1] 吴岩.科幻文学论纲[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1.

[2]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谢廷光,译.上海:上海出版集团,2006.

[3] 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M].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4] 理查德·马特森.我是传奇[M].陈宗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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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创作》创刊于1979年,是中国创办较早、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综合性科普期刊,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从办刊开始直到1992年更名为《科技与企业》杂志,中间历经14年。 2016年6月,《科技与企业》因变更刊名停刊。同时启动《科普创作》复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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