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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此以往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杰瑞·卡纳万 著,张懿红、燕永哲 译

2017-08-03 10:39

题记

科幻小说来源于20世纪初的技术现代性,科幻叙述体现了现代性的四种意识形态立 场:新耶路撒冷、阿卡迪亚、美丽新世界和苍蝇之地。在后现代背景下,科幻想象又产 生了杂交混合的新的意识形态立场,即垃圾城、午后文化和寂静地球。从现代向后现代 转变的标志之一是对政治和社会变革丧失信心,而生态末日主导观念的变化说明我们与 未来关系的范式发生了变化。科幻以星际旅行和太空殖民的隐喻表现日渐加剧的物质和 生态危机,但科幻中的生态末日想象也具有启示和改变的积极作用,末日批判蕴含乌托 邦潜能。《绿色行星:生态与科幻》论文集收录多篇学术论文,以生态批评方式介入科幻, 借科幻思考我们面对的生态未来,探讨生态科学、环保主义政治和科幻小说的关系。

值此相逢之际,
彼此同识对立。
我来自阿卡迪亚,他来自乌托邦。
他鄙视我宝瓶之腹,
我惊诧他天蝎大嘴。
他恨我不去打扫厕所,而我
宁愿他移民他星。

——W.H.奥登,《晚祷》(节选自《祷告时间》)

塞缪尔·R.德拉尼借用奥登的分类,描述现代性中的两种意识形态立场,每一种 立场要么携带正电荷,要么携带负电荷。你可以想象自己是奇妙新耶路撒冷的居民,一 个“超级技术之城,那里一切洁净,科学一劳永逸解决了所有问题”。抑或你是阿卡迪 亚的死忠粉,“在那桃源仙境,人人都吃天然食品,只有单人一小时就能修复的小型机器才允许进入。阿卡迪亚全境和风细雨,鸟鸣喈 喈,流水淙淙”。两种立场均暗含其黑暗的对立 面。好城的反面是坏城,一个美丽新世界,那里 法西斯官僚粉碎了人们的灵魂,机器代替了工作 与爱情,烟雾遮蔽了群星;伊甸园式田园仙境的 反面则是苍蝇之地,怀恋农耕岁月的幻想走向逆 进步,重返历史噩梦:洪水、战争、饥荒、疾病、 迷信、强奸、谋杀、死亡。[1,2]

这种站队塑造我们的政治和审美判断。德拉 尼说:秉性倾向于新耶路撒冷的人,会把每一个 阿卡迪亚都视为苍蝇之地,而向往阿卡迪亚的人, 在城市每条街道和每个闪亮的新玩意儿上都会看 见美丽新世界的萌芽。原本纯属空间性的一件事 (你更喜欢住在哪种地方),因此也成为时间性和 政治性的投射(我们在为自己创造怎样的世界)。 德拉尼的四个类别隐含推测,即我们在建设哪一 种未来,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我们的生活又将如 何。在这方面,德拉尼的模式体现了“兴奋与恐 惧”、乌托邦与启示录的辩证法,与马歇尔·伯 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定义现 代性的方式如出一辙:“现代化就是置身于这样一 种环境,它许诺我们以冒险、力量、快乐、成长、 自身与世界的转变——同时又威胁要毁灭我们所 拥有的、所知的和所有的一切。”[3] 虽然伯曼的著 作几乎没有注意到科幻的出现,但他把现代性描 写为乌托邦和启示录一体两面的刀刃,实质上可 以简洁概括任何已有的科幻叙述。而且毋庸置疑, 科幻是一种显见的文化文类,与文学和艺术上的 现代主义一样,也诞生于20世纪初的技术现代 性。它充满《惊奇故事》创始人雨果·根斯巴克 那种欣喜若狂的技术乐观主义期待,也伴随着数 不尽的灾祸、不折不扣的世界末日,以至于埃弗 雷特和理查德·F.布雷勒在他们列出的本时期海 量的科幻索引中,把它们归入一个让人浮想联翩 的分类:“大事不妙”。[4] 当然,科幻持续发展(以 及持久流行)进入当下,或许可以看作最初的现 代性工程留下的最后的、至关重要的遗迹。从炫 目的城市建筑景观和地外殖民地,到超级武器失 控和灾难性气候变化,从马里内蒂对发展与技术 的崇拜,急转为卡夫卡对这种现代性工程的持久 怀疑,科幻把“创新”这一令人敬畏的指令拓展 到时空之极限。

德拉尼认为,城市与乡村、乌托邦与启示录 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科幻中大行其道,产生了我们 的新耶路撒冷、阿卡迪亚、美丽新世界和苍蝇之 地。因此,威尔斯的《时间机器》(1895年)中 埃洛伊人的阿卡迪亚田园生活,被发现是以莫洛 克人的美丽新世界为真实的物质基础,就像赫胥 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年)为了自身的延续 要保护一个阿卡迪亚“居留地”作为内部的安全 阀。在《1984》(1949年)中,阿卡迪亚避难所 早已遭到极权主义的破坏,被那些隐藏在花树 中间的隐形麦克风摧毁。在许多冷战期间和冷 战之后的核末日后的小说和僵尸小说中,一个 无望而悲惨的苍蝇之地被想象为唯一可能替代 美国式消费资本主义和国家安全状态的新耶路 撒冷/美丽新世界。在《超世纪谍杀案》(1973 年)、《宇宙静悄悄》(1972年)和其他数十部20 世纪70年代及其之后的环境灾难叙事中,我们 发现资本主义令人绝望地向着最后的苍蝇之地猛 冲,这是在有限的地球上坚持无休止地创新和发 展的必然结果。欧内斯特·卡伦巴赫影响深远的 《生态乌托邦》(1975年)明确宣告,一个新耶 路撒冷可能就是一个阿卡迪亚,想象在那个危机 时刻,太平洋西北部脱离美国——后者集法西斯 主义美丽新世界和饥馑荐臻的苍蝇之地为一体, 正在迅速崩溃。即便在《机器人总动员》这样的 儿童电影中,塑料垃圾和生活垃圾构成的那个未 来的荒凉美丽新世界,也依然可以恢复为一个阿 卡迪亚,只要我们的机器人足够聪明、比我们更 热爱自然。

德拉尼说,只有在后现代,新的意识形态才 能在前四种意识形态的裂缝中产生。其中首先出 现的是垃圾城——慢动作崩溃、功能失调的新耶 路撒冷。在那里,发光的建筑物尖顶已经很久没 有清洁,加油站没有油,一切都不复如初。垃圾 城积极的一面是混乱城市即兴重组的狂欢构想, 借用德拉尼的例子,“在吉布森《强尼的记忆》 中,低技术帮生活在夜城上面的穹顶上,”又或者 就像今日底特律废墟上的修理店。另一个杂交立 场是乡村废墟——被城市和工厂废水污染的乡村, 我们甚至不需要借助科幻就可以想象。悲哀的是, 我们的真实世界不乏这样的地方。而乡村废墟的 另一面,它的正电荷,则是出人意料、超凡绝伦的颓废之美,德拉尼称之为“午后文化”——就 像落日余晖穿透烟雾,闪耀在防冻剂上。[5]

此外,德拉尼所谓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 因为强调注定的必然性而呈现一种政治-历史中 介的丧失。我们可以看到,蕾切尔·卡逊的《寂 静的春天》(1962年)以科幻小说式的明日寓言 开始,讲述一个阿卡迪亚小镇,它“在美国中部, 那里万物与环境融洽和谐”,但化学毒剂的使用 慢慢杀死了那片地域所有的生物,破坏、毁灭了 它。“不是巫术,也不是什么敌对行为阻碍了新生 命的诞生,使得这个病怏怏的世界沉默不语,不 过是人们自作自受罢了。”因此,当我们在终极灾 难之前读着《寂静的春天》,也许还有机会做出改 变。[6] 同理,在主导冷战期间未来想象的核末日 中,本着紧急时刻及时叫停的精神,机构总是被 保留下来。生活在当下,而不是焦土遍野的核污 染未来,我们可以选择不去造最后一枚核弹,不 去按发射键。苏斯博士的《罗拉克斯》(1971年) 以令人难以释怀的“除非”结尾,在最悲观的预 言中依然保有希望,假定政治及其革命依然可能, 假定我们或许还是可以共同选择留下一个好一点 的世界。

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看来,对可能的政 治和社会变革丧失信心——丧失未来,即弗朗西 斯·福山著名的论断“历史的终结”[7]——也是 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标志。詹姆逊那部著名的、 经常被错误引用的《时间的种子》这样写道:“我 们今天似乎更容易想象地球与自然彻底恶化,却 无法想象晚期资本主义的崩溃。”[8] 置身现代,我 们相信真正的变化是可能发生的;而置身后现代, 我们却相信这不可能。

从现代到后现代,关于生态末日主导观念的 变化,反映了我们与未来关系的范式的变化。20 世纪初科幻中的超级武器,以及它们在核弹中的 现实化,预示着未来任何时刻不可预见的爆炸将毁灭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把地球变成核辐射的灰 烬。因此,在很多那时期的“左”派科幻中,当 下迫切的需要是反对更多核弹、更多战争。但是, 《绿色行星》撰稿人蒂莫西·莫顿已经指出,气 候变化的时间性,我们后现代时刻特有的地球大 灾难,是迥异于此的:“全球变热就像一个非常 缓慢、慢得没人注意的核爆炸……这正是可怕之 处:如同我儿时的噩梦,早在我出生以前就已然 成真。”[9] 在不幸的人类世地质年代——科学家们 用这个名词指称人类活动开始在地质记录上可以辨 识的时刻,一个外星人或未来的蟑螂智人可以通 过研究冰芯和树木年轮看到人类存在痕迹的时 刻[10] ——气候一直都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当 下全球气候的变化,是一代代人不断累积的碳排放 导致的结果,这些人离世很久之后问题才暴露出 来;而且在自由无限制的碳排放开放背景下建立并 发展起来的能源、生产和分配的巨大网络,还在继 续进行碳排放。当代文明毫无疑问必须依靠这些网 络,如果没有化石燃料,我们就无法复制文明。正 如本杰明·昆克机智的表述:“这个噩梦,貌似好 的噩梦,有种难以逃脱的荒谬性:我们要么耗尽石 油,要么不会。”[11] 或者说,要么我们到达石油峰 值,全世界经受动荡失控,向后廉价石油经济时代 转换;要么我们还剩下充足的石油,可以继续用过 量的碳排放永久地破坏地球气候。

尽管人类活动受到这些越来越明显的经济束 缚的逼迫,但晚期资本主义依然保持其生产方式, 坚持(文化上)并依靠(结构上)无限扩张、无 限发展:以前的殖民地外围、农村、从油井架到 地球裂缝的最深处,然后,按照未来学的想象, 还有轨道空间站、月亮城、火星定居点、小行星 带采矿殖民地、去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冬眠船等。 这是一个无法想象其终结的发展过程。乔斯·韦 登的太空西部片《萤火虫》好几集的开头都是 “地球资源耗尽,因此我们迁移出来,把整个银河系都地球化了。”[12] 听上去也太容易了!但是, 从科学角度看,太阳系其他行星完全不适宜居住, 而与其他星系之间的距离也太过遥远,因此这种 无限扩张的幻想绝无实现的可能。

《绿色行星》英文原书封面

而且,撇开不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持 久性的意淫绝无可能——无休止的经济增长不符 合基本的数学法则,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太 空殖民形式会重蹈覆辙,回到物质匮乏与极限状 态的境地,而这本是他们想要逃避的困境。究其 实,“逃离”地球,在比它更小、更脆弱的微型 地球上,人们受到的束缚只会更紧。在《绿色行 星》萨宾·霍勒撰写的一章中,肯尼斯·E.博尔 丁(一般系统理论发展促进会合作创始人)在他 的文章《即将到来的太空船地球经济学》中注意 到这个问题,认为20世纪中期是从牛仔经济向太 空人经济过渡的关键时刻:

为了表述的生动,我想把开放经济称为“牛 仔经济”,牛仔象征一望无际的平原,让人联想到 鲁莽、剥削、浪漫、暴力,这些都是开放社会的 特征。与此相仿,未来的封闭经济可以称为“太 空人经济”,那时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宇宙飞船,没 有什么无限的储藏可供抽取或污染,因而人必须 在循环生态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该系统能够 持续复制物质形式,不过依然需要能量输入。[13]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于1893年提出的 “边疆学说”回响犹在:一扇曾经开放、自由、驱 动美国历史的扩张之门,现在已经永远关闭了。

在牛仔经济,消费绝对是好事。如果一切资源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或丰 富得用不完),经济的健康就理所 当然取决于消费扩张。但太空人 经济受制于资源匮乏,必须严密 控制储备,就需要重估基本经济 法则:

相比之下,在太空人经济中生 产量无关紧要,自然被视为需要减 少而不是增加的东西。经济成功的至关重要的衡 量标准绝不是生产与消费,而是全部资本存量的性 质、程度、质量和复杂性,其中包括处在系统中的 人的身心状态。在太空人经济中,我们首要看重库 存管理,只要技术进步使现有库存管理降低生产量 (即生产与消费减少),就是盈利。对于经济学家 来说,这种生产与消费并非好事而是坏事的理念太 奇怪了,他们一直沉迷于传统的收益流动概念,简 直无法接受资本存量这个概念。[13]

这一核心观念——一个生态学观念——揭露 了盛行于科幻黄金时代的“太空帝国”小说以 编程方式遮蔽的一些矛盾。与他们想象的无穷 财富、完全自由形成鲜明对比,遥远的太空殖民 地,无论在不宜居住的月球还是绕轨道而行的遥 远行星,其实都必然标志着深刻的、永久的、不 变的匮乏,要存活下来就要小心计划,严格管 理,绝不浪费资源。从地球的角度看,太空殖民 地似乎可以疯狂扩张,一个“新的边疆”打开了 整个宇宙,任人类探索开发。但是,从这些太空 船或殖民地的角度看,封闭状态的生活是脆弱 的、地狱般的,经常遭受致命短缺或暴露在太空 中的危险。

在科幻作家中,阿西莫夫在后期作品《机 器人与帝国》(1985年)中遭遇了这个悖论。小 说中,他写一个机器人(遵守自创的“机器人第 零定律”)用辐射性污染物故意地、长期地毒 害地壳,以此迫使人类离开原本天堂般的家园。 机器人R.吉斯卡特断定,对人类来说,地球已 然完美——太完美了。要使人类离开地球向宇宙进发(人类分散在几百个世界中,将最终逃 离一切地球灾难),唯一的方式就是彻底毁坏地 球:“把地球这个拥挤的世界除掉,也就除掉了 一个我始终觉得危险的迷思,这对移居者们有好 处。他们会以翻倍再翻倍的速度飞向银河系。而 且,没有地球可以频频回顾,没有地球充当过去 之神,他们会建立一个银河帝国。我们有责任实 现它。”[14] 联系其他阿西莫夫小说构建的宏大分 享宇宙,读者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机器人 污染地球,杀死地球上所有的非人生命,显然是 正确的决定。

以星际旅行和太空殖民为隐喻来理解和再 想象物质及生态约束,这在科幻中司空见惯。例 如,布赖恩·奥尔迪斯《永不停止》(在美国被 称为《星舰》,1951年),罗伯特·海因莱因《月 亮是位严厉的主妇》(1961年,小说普及了这句 符合生态规律的谚语“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还有我的合作主编金·斯坦利·罗宾逊自己不折 不扣的乌托邦小说《火星三部曲》(20世纪90年 代)。它甚至以某种升华的形式成为斯蒂芬·金那 部轰动一时的恐怖小说《穹顶之下》的核心结构。 在小说中,一层无法穿透的屏障突然把缅因州彻 斯特磨坊镇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这立即导致资源 短缺,社会崩溃,暴力骚动。金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一开始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正好写写我 们今天的世界面对的严重生态问题。事实上我们都 生活在穹顶之下。我们拥有这个小小的蓝色星球, 大家都看过外太空拍摄的照片,而且好像这就是我 们所有的一切。这是一个自然的寓言处境,不至于 让读者想破脑袋……但是我喜欢这个点子:把这些 人隔离,处理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是银河角落的 蓝色行星,所有人造卫星、探测器和哈勃望远镜拍 摄的照片都没有发现别的类地行星,独一无二。我 们只能推断我们孤立无援,而且我们必须应付这种 处境。我们在穹顶之下,我们所有人。[15]

除了金所说的,厄休拉·海瑟也更详细地描述过这些照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 些问题借助一系列科幻式的视觉影像渐渐明了。 这些影像现在看来熟悉又平凡,在当时却如同天 启,令人震惊。它们是:苏联,尤其是美国航空 航天局从太空拍摄的地球影像,其中最主要的是 “阿波罗8号”飞船航天员1968年拍摄的照片《地 出》和“阿波罗17号”飞船航天员1972年拍摄 的照片《蓝色大弹珠》。在海瑟列出的照片中,我 们可以加上“旅行者1号”空间探测器1990年拍 摄的照片《暗淡蓝点》。照片中,60亿千米之遥 的地球只是一个像素,在一片漆黑中几乎不可见。 海瑟写道:这些蓝色星球照片的广泛流传,代表 着地球变成了一个固有的、可以立刻把握的整体, 地球上那些种族、阶级、性别、国家、意识形态 以及生态系统的差异都被彻底消除。“在黑色背 景下,地球如天鹅绒盒子里珍贵的宝石,呈现为 一个统一的、有限的、精致美好的单一实体。”[16] 但是,编码在这些照片中的乌托邦可能性——我 们都是这个暗淡蓝点上的同一种族,我们同在一 起——也很容易让位于残忍的末日之兆。基于此, 艾伯特·戈尔在关于气候变化的纪录片《难以忽 视的真相》(2006年)中忧心忡忡地使用了这张 照片:“你看见那个淡蓝的小点吗?那就是我们。 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就发生在这个像素上。所有的 胜利、所有的悲剧、所有的战争、所有的饥荒、 所有重大进步……这是我们唯一的家。而危险的 是,我们能不能在地球上生活,我们的文明有没 有未来。”[17] 在这种解读中,“太空船地球”很快变 得不再是天堂,而是监狱——我们全体困在这里, 等着被宇宙毁灭或被自己的愚蠢杀死。当然,我 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未来财富增长的悲剧 性终极限制的认识,足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和 90年代赛博朋克、21世纪初技术奇点猜想的文化 价值,因为两者的核心都在于提供一种逃避匮乏 与危险的备用方案——索性进入电脑,全然抛弃 物质世界。在虚拟空间,不用再忧虑资源消耗和 过度污染,我们可以要多富有多富,想富多久就富多久(幻想亦如此)。

所知越多,地球越小。它太小,太脆弱,无 法容纳我们那些关于取之不尽的技术和财富的奢 华梦想。然而,在人类首次登月40年后的今天, 我们越来越确定一点,我们无处可去。因此,无 论科幻内外,无论20世纪70年代还是之后,生 态话语都带有幽闭恐惧症的感觉,恐惧即将到来 的生态极限,担心技术现代性及其消费者生活方 式终究没有出路。查德·哈巴克在《n+1》中抓住 了这种恐惧感的物质起源:

美国和化石燃料经济同步成长,我们胜利的 历史就是化石燃料胜利的历史。我们把粮食、交 通、建筑、工具、家具都委托给他们(慢慢开始, 渐趋狂热)——他们解放我们,让我们思想、娱 乐、创造自由思想。这些自由思想反过来创造了 我们的存在主义框架,其中一种恐惧压倒其他: 唯恐经济下滑(增长减速),更甚一步的经济停 滞(不增长),最后是难以想象的经济萎缩(反增 长)。美国确实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道德强制的政 治,其根源是绝对隐秘的恐惧。不能增长、不能 更快增长已经变成了崩溃的同义词,我们的经济 和理想都是如此。[18]

温德尔·贝里在《哈泼斯杂志》发表的一篇 文章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形容美国能源政策是浮 士德式经济学,基于无限性幻想,受到威胁的时候 就产生幽闭恐惧症和恐惧。[19] 迪佩什·查卡拉巴 蒂借鉴蒂莫西·米歇尔,提出我们可以将这个分析 延伸至整个后启蒙自由民主:“现代自由的大厦建 立在使用化石燃料不断扩张的基础上。”[20,21] 在这 个意义上,极限和末日可被视为,至少从美国式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角度看,基本等同于这个自由 主义主体的终结。

描绘这种面对极限的焦虑,没有什么文化资 料比表现人口过剩灾难的电影《超世纪谍杀案》 (1973年)开头的片段更生动,它描绘了美国历 史的缩影。电影开始用舒缓的古典钢琴曲配乐, 棕褐色调蒙太奇描绘19世纪美国西部生活,边疆 开阔的自然空间使人类居住者显得渺小。但不久 变化就开始了,画面中突然人满为患,越来越多; 车和飞机出现了,城市扩大。音乐中加入了新的乐器:小号、长号、萨克斯,不和谐的音调开始 加速。现在,人不是在自然面前,而是在不断复 制的消费者商品的映衬下变得渺小,因为复制生 产线的逻辑,屏幕充斥着不计其数一模一样的汽 车。我们看见堵塞的公路、狼藉的垃圾填埋场、 喷吐烟雾的发电厂以及战争、暴动、污染和坟墓 等闪过的画面。这个片段继续着,用竖摇镜头传 达着可怕的、渐趋高耸的堆积感。终于,我们到 达这个片段的结尾——音乐慢下来,重复开始时 的钢琴配乐,混杂着不和谐的合成器音,用几帧 棕褐色调的画面表现同一自然界的废墟,现在它 垃圾遍地。结尾点出这个未来的废墟之地:纽约, 2022年,人口4000万。但是,这些噩梦般的画 面自然是当时拍摄的照片:灾难已经发生,已经 太晚了。[22]

因此,在垃圾城和午后文化这些最能体现我 们共同生态未来的当代感的作品中,我们经常有 种感觉,好像除了尽可能适应进行中的、实质上 永恒的大灾难,我们就无能为力。在日本电影制 作人宫崎骏广受欢迎的生态动画电影《风之谷》 (1984年)中,绿色森林和全球资本主义并存的 时代早已成为过去,迷失在数千年薄雾中。号称 “火之七日”的最后一战留下的后遗症——毒森林 和变异昆虫困扰着我们的时代,分散的人类在夹 缝中挣扎求生。保罗·巴奇加卢比的未来故事经 常写类人或非人的主人公在污染了的有毒景观中 探险,在一个被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毁灭的大自 然中寻找另类的美(如果还有的话)。而约翰·布 鲁纳的绝对末日题材小说《羊抬头看看》(1972 年)——仅凭大胆暴露最糟的状况,它就算得上 是20世纪70年代最好的生态科幻小说——连这 一点安慰都不给我们,小说中一系列人造的环境 毒害着生活的各个方面,结果情况变糟,更糟, 糟下去,这一切从不改变。

这些叙事的逻辑终点产生了德拉尼所谓垃圾 城和午后文化之外的最后一种想象的立场:寂静 地球,一颗渺无人烟的行星。寂静地球的负电荷 是有关死亡星球的挽歌式的幻想——一颗被谋杀 的行星,在它上面人类留下的只有毁灭并最终杀 死了它。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死亡星球 上的时间胶囊》唤起寂静地球这一意象,里面写 的人类,其发展顶峰是20世纪的创造物:荒原和死亡(面对这最后的灭绝,即使她几年前写的末 日小说《羚羊与秧鸡》也略显乐观)。满怀悼亡之 意,胶囊主人向千年之后到来的未知的外星人讲 话,为我们的消失作见证:“你们从某个遥远世界 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干涸的湖岸和这个石冢、来 到这黄铜圆筒。在我们有史可稽的最后一天,我 在那里安放了我们最后的一句话:为我们祈祷吧, 我们,也曾经,以为自己能飞。”[23]

阿特伍德笔下枯竭毁灭的世界借鉴珀西·比 希·雪莱1818年的诗《奥西曼达斯》,并把它转换 为地球荒凉未来的预叙。在“远方”的沙漠中矗立 着纪念碑的残骸,纪念着失落文明那傲慢的君王。 他以为自己和石碑都会永存,可是现在只剩下头和 腿,其他都化为尘土。“废墟周围”“寂寞平沙伸向 远方”。奥西曼达斯帝国繁荣的城市和曾经青翠的 景色都被沙漠彻底擦除,在当下,暗示着全球气候 变化令人沮丧的终点。看看我们吧,盖世之功,敢 叫天公折服。废墟之外,别无他物。[24]克里斯托 弗·伍德沃德写道:“当我们沉思废墟,我们沉思自 己的未来。”[25]因此,末日预言被转换为记忆,它尚 未降临,但悖论的是,它已经莫名其妙地发生了。

寂静地球积极的一面还保有一点点希望,不 过是为其他物种,不是为我们。正如伊姆勒·塞 曼和布伦特·贝拉米在《绿色行星》那一章提到 的《人类消失后的世界》(2008年)和《没有我 们的世界》(2007年)中那些有关非人类的地球 的描写。这些文本常常表明,消除人类本身就意 味着一种厌恶人类的生态乌托邦。没有我们,至 少狗、树、鸟和蜜蜂可以活下去。在肯尼亚导演 旺里·卡希的科幻短片《气息》(2010年)中, 这层寓意很明确。经过连续毁灭性的水战和干旱, 人类被迫住在地下,收集每一滴水,从汗湿的T 恤拧出汗水、从浴室镜子回收水雾。地堡外面的 世界一片死寂。但是我们的主角,科学家阿莎 (梵语意为“希望”,斯瓦希里语意为“生命”)发 现了一枚植物种子,她相信它还可以发芽。她偷 偷跑到外面禁止进入的世界,为了滋养这个世界 最后的也是第一棵树,先是献出自己那一点配给 水,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然后,崇高上帝视 角的缩时摄影展现了生命的缓慢复兴,经过很多 年、很多代、很多世纪——阿莎的尸体滋养着树 根。电影的逻辑是,如果我们和它们二选一,或许我们应该选它们。[26]

但是,或许我们可以从悬崖边撤回来。斯 拉维·纪杰克的文章说:“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 从可能性层面看,我们的未来是注定的,灭顶之 灾必将发生,这是我们的命运。然后,在接受的 前提下,动员大家采取行动改变命运,把新的可 能插入过去。”[27] 这个想法奇异的时间旅行逻辑, 表明生态末日想象也许有某些激进的政治潜力。 既然按照K.威廉·卡普令人难忘的简洁表述, 资本主义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尚未支付成本的经 济”[28] ,那么,人们逐渐意识到该结账了,可能 代表一种初步的变革意识。透过末日——即一下 跳过时间看故事的结尾——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 看得更清楚,没有意识形态、自满、感动等平常 心的遮蔽和歪曲。然后也许就是现在,我们行动 起来。正如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谈到她表现新 自由主义剥夺和毁灭性生态崩溃的小说《撒种的 比喻》(1993年)时所说:“前些日子我不知道在 哪里读到罗伯特·A.海因莱因把科幻小说的故事 分成三类:如果怎样、只要怎样以及长此以往怎 样。我喜欢这个说法。我这本小说肯定是一个长 此以往怎样的故事。如果这是真的,如果接近真 实,我们就都麻烦了。”[29] 也许真实的末日幻想并 不在于我们终将毁灭,而在于及时地介入,迫使 我们去改变。按希腊文,末日在《圣经》里的本 义,并不是指终点,而是一种揭示。末日幻想的 揭示,是一种批评的方式,是求变的呐喊。

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阿凡达》(2009年) 奢华的视觉奇观,备受争议的种族、性别、残疾 人、原住民政治都值得一提,但它的核心,是幻 想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或许能够接受改变:进入别 人的身体,住在另一种社会历史环境中,过另一 种生活。改变的愿望如此强烈,甚至导致美国观 众反对电影中的美国军队——他们侵略潘多拉星 球,意图攫取宝贵的资源,运回绝望的垂死地球。 于是,我们的男主角领导抵抗,成功地把帝国主 义者赶出了这个星球。而他的报酬是最终永久性 地进入绝对“他者”的身体——实质上,就是不 再做生态帝国主义者。[30] 不足为奇,虽然西方学 界对《阿凡达》的接受充满忧虑,认为它明显的 东方主义和白人救世主幻想让人想起波卡·洪塔 斯和《与狼共舞》,这部电影却经常受到第三世界原住民运动者的追捧,他们认为它以科幻形式 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斗争。

另一个类似奇迹发生在少有人看的票房毒 药《嗜血破晓》(2009年),这电影简直照搬了卡 尔·马克思的名句:“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 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 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31] 电影的场景设定 在2019年,影片讲述在一场空前的病毒爆发后, 国家精英都变成了吸血鬼。十年后,已经没有足 够的人类供血来满足美国无法餍足的嗜血欲。吸 血鬼长时间不吸血就变异为怪物“地下潜行者”, 袭击任何活动目标。电影开头的时候,“地下潜行 者”刚刚传染到郊区。咖啡店打的广告是“卖含 量20%的血”,而“血暴动”撼动第三世界。所 有寻找血液替代品的工作都停止了,美国到达 “血液峰值”。

这次的解药还是个人的改变:原来在一定的 短时间内沐浴阳光就可以治愈吸血鬼。但是,治 愈的吸血鬼不能再次变成吸血鬼,他们的血液本 身就包含解药,任何吸他们血的吸血鬼也可以变 成人。这种想象是一种病毒启蒙运动,它能够通 过流行病的社交网络——朋友对朋友,亲戚对亲 戚,同事对同事——逐渐把一个吸血鬼消费者社 会变回人类社会。[32]

和数十部其他生态科幻作品一样,这两部电 影的积极幻想都有救世意图:尽管我们无力改变, 但资源开发的噩梦和我们置身其中的共谋有可能 停止。正如克尔凯郭尔的警句:“我们其实不想做 自己。”[33] (因为美国消费主义常被视为一种成瘾 状态,这些电影想象的生态恩典完全可以等同于 匿名戒酒会的“更高力量”)因此,我们面前的 任务应该是把这种梦想变成觉醒的行动,想方设 法,在一个平凡的、没有神奇因果律的世界里滋 养并保持改变的内驱力,把里根和撒切尔的口号 “资本主义没有替代品”转化为苏恩文和詹姆逊 的“乌托邦——没有替代品”。[33] “有人说想象 世界末日也比想象资本主义终结容易得多”,詹 姆逊写道:

我们现在能够修正这一点,在有关世界末日 的想象中,不难发现想象资本主义终结的企图。

但我觉得,还是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描绘其特 征。这是一个我们只能想象其结局的历史,它的 未来似乎只是单调的重复已然存在的东西。所以, 问题在于如何找出根本的区别,如何引进历史感, 让它传输时间、他者、变化、乌托邦等微弱的信 号。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冲破无风的后现代时间, 回到真实的历史时间,回到人类创造的历史。[34]

那么,我们如何想象这样的历史,在这个历 史中,现代性持续破坏自然,自身却并不承担永 恒的自然法则?我们究竟可以从哪里开始呢?

迪士尼的一部儿童电影《机器人总动员》的 片尾出人意料,以一种复杂而有趣的方式企图描 绘另一种历史选择。这段跟在仓促的大团圆之后 的片尾蒙太奇很精彩,正好用来说明我们想象人类创造一个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史有多 难——我的合作编辑曾经从澳大利亚农业学家比 尔·墨利森和戴维·洪葛兰那里借用“朴门”[35] 一词指称这样的历史。与阿特伍德《时间胶囊》 一样,星际扩张和太空帝国的逻辑在电影片尾被 颠倒了:此时,清扫型机器人瓦力已经把病态肥 胖的未来美国人带回曾经被他们毁坏的地球,机 器人和人一起开始恢复被人类彻底破坏的地球生 态。配着彼得·盖布瑞尔恳切的歌曲《脚踏实 地》,我们关注这种正常发展方向的颠倒:“是否 觉得自己被欺骗,被你自己选择的明天?”歌词 给我们的,不是高高在天际、所有规则都无迹可 寻的未来,而是白雪、河流、小鸟、树木和我们 要好好照顾的土地。

《机器人总动员》中生态乌托邦可视化的内 在悖论是明明白白的:它回避了一个问题,即电 影所描绘的那个基本上毫无希望的生态环境(我 们生存困境的夸张的、夸大的版本)怎样才能真 的好转?只是转而怀旧,以复制过去的方式想象 这个更好的未来,忘了当初正是那条路引导我们 万劫不复。但同时,蒙太奇奇特的间离效果—— 历史并置、机器人不分时代出现在每个阶段、新 的朴门历史的顶点被表现为扎根在梵高著名的工 作靴里——使之不仅仅是回归自然的怀旧或糟糕 的乌托邦幻想,尽管初看起来有点像。一方面强 调我们不可能想象不一样的历史,另一方面坚持 这么做至关重要,《机器人总动员》就这样猝不及 防地把我们推向乌托邦,逼迫我们思考那个历史 断裂的根本奇点可能带来什么。它调动手边贫乏 的想象工具,重塑乔伊斯所谓“历史噩梦”[36] 的 固定现实,就像发生的事成为新的可能进入新历 史,一个依然开放、未定的新历史,但这一次更 正了错误。历史,至少有那么几分钟,可以解缆 起锚;事情,终究,有可能大不相同。[37]

《绿色行星》的文章基于这样一个主张,在 所谓人类世(文学理论家更多称之为现代性)的 划时代物种灭绝事件这一语境中,200年的科幻 能够帮助我们共同“思考”面向未来的飞跃。科 幻是我们文化巨大的、共享的、众声喧哗的可能 性档案,正是科幻这种跨媒介文类首先指出迫近 或已发生的各种系统性全球变化,并且开始想象 对后代而言,地球最终会变成什么样,记录了从 技术乌托邦到世界末日、再到生态乌托邦这一路 “幸运的堕落”。考虑到生态灾难升级,每一季好 像都会出现某种新的从未见过的巨灾,我的合作 编辑的那句名言——当下“世界已经变成一部科 幻小说”——简直不能更真实、更令人恐惧。[38] 确实,这个断言表明政治与现实主义现在都在科 幻小说里了。我们正经历技术与生态令人眩晕的 变迁,这样一个世界比历史上任何的现实主义都 更像科幻。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这种生态批评也 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科幻,因为它使用同样的认 知工具和外推法来推断一种可能的未来——或好 或坏,或生态乌托邦或世界末日——希望能够改 革当下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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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杰瑞·卡纳万,马奎特大学海伦·韦·克林勒文理学院英语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是科幻、文学与大众文化、批 评理论、跨国美国研究、生态人文等。著有《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6年),与埃里 克·卡尔·林克合编《剑桥美国科幻指南》(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年),与金·斯坦利·罗宾逊合编《绿色行星:生 态与科幻》(卫斯理大学出版社,2014年),2014年以来担任《外推法》和《科幻电影与电视》杂志编辑。

译者简介

张懿红,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科幻小说。

燕永哲,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英语学院英语专业,现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语言与艺术学院交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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