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刘兴诗是中国科普科幻创作史上一位重量级作家。他生于 1931 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华中 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理工大学）等校任教，是地质学教授、史前考 古学研究员、果树古生态环境学研究员。1945 年发表第一篇作品，1952 年开始科普创作，被誉 为“中国科幻小说鼻祖之一”，至今已在国内外出版 353 本书，获奖 155 次，多部作品被改编为 电影、话剧、歌剧、广播剧等，是孩子们喜欢的“刘兴诗爷爷”。本期“名家赏析”栏目特设刘 兴诗研究，邀请了相关研究者及编辑从多个角度剖其精要，刘兴诗则以《创作忏悔录》一文对自 己创作中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题记

刘兴诗的科幻创作跨越半个多世纪，经 历了中国科幻的三次高潮。其创作历程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颇具理想 主义的科普故事，到新时期重科学但难免有 政治偏见的考古学科幻，再到后新时期从旧 有的文化价值观和科幻小说形式的双重束缚 中解绑，探索多元化的科幻创作方法，每个 阶段的创作各具特色。同时，他的科技观 也发生了嬗变，从早期和中期的人类中心主 义、实用主义，转变为晚期的生态主义。他 的创作，体现了当代中国科幻发展各阶段的 特点和科幻价值观的变化。

刘兴诗，1931年5月8日生于武汉，除 了作为地质学、史前考古学、果树古生态环 境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成果丰硕，还创作 了大量的童话、科幻小说、科学诗、传奇小 说、剧本、知识小品等，堪称著作等身。从 1961年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地下水电站》 开始，他与科幻结下了不解之缘，其科幻 创作跨越半个多世纪，是名副其实的“中国 第一次科幻小说高潮的老兵”“第二次科幻 小说高潮的领军人物”之一、“第三次科幻小 说高潮的支持者”。[1]300

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第三次科幻小说 高潮中出现的王晋康、刘慈欣、何夕、韩松 以及更年轻的一代科幻作家的创作相比，刘 兴诗的科幻小说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所 谓“科普式的科幻小说”）。同时，他也是一 位与时俱进、勇于突破自我、尝试新路的老 顽童式的探索者。一路行来，他早已走出了 20世纪60年代早期科幻创作的科普化倾向， 突破了代表作《美洲来的哥伦布》（1979） 所代表的重科学流派的考证癖，冲进了荒诞 象征[《辛伯达太空浪游记》（1989）]、讽刺 幽默[《王先生传奇》（1998）、《胖子老袁和 机器人方方的故事》（2001）]，乃至灵异玄 幻[《“三六九”狂想曲》（2000）、《童恩正归 来》（2006）]的游乐园。因此，检视刘兴诗 各个阶段的科幻小说，佐以他那些引发争议 的创作主张，应当可以整理出刘兴诗科幻的 发展轨迹及其科幻价值观的嬗变，其中科技 观的嬗变更值得关注。如果将他的创作还原 在所处的时代背景上，对照中国科幻发展历 程中的各阶段特点分析，或许可以管窥当代 中国科幻价值观的嬗变。

这种考量的思路基于以下假设：作家 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单个作家的创作与同 一时代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强势话语 和创作潮流密切相关。当然，这并非否定创 作个体的特殊性和独创性，作家的禀赋、性 格、家庭、学养、阅历、处境等个人因素的 独特性，造成个与类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 作家的话语形态与宏观现实通过多种话语的 嫁接、取舍、对立、协商等具体方式进行互 动，并不是简单的决定、同构或对立关系。 但是，就本文论述对象刘兴诗而言，这种关 系更多地表现为个与类的相互呼应，但在一 些方面，他的创作又是领先于时代的。他的 科幻小说以特有的固执而笨拙的话语形态， 悄然完成了文化价值观方面的转变，在科技 观方面，他的转变显然远远早于同时代的其 他作家。因此，以刘兴诗为典型，从他的创 作看当代中国科幻价值观的嬗变是一条切实 可行的思路。

创作历程：跨时代的探索

刘兴诗的科幻创作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创作早期，即20世纪60 年代前半期，是其初涉科幻的试水期。

1961年刘兴诗发表了科幻处女作，此 后基本每年一篇，为中国科幻第一次高潮贡 献了五个短篇：《地下水电站》（1961）、《北 方的云》（1962）、《乡村医生》《蓝色列车》 （1963）、《游牧城》（1964）。

在“向科学进军”（1956）的口号下， 科幻借势发展，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当 时科幻被管理部门归口在“少儿”和“科 普”领域，科幻作家少得可怜，为了发展科 幻，编辑不得不亲自操刀（如郑文光、饶忠 华），于是刘兴诗就被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几 位编辑“抓壮丁”抓进科幻圈子，一干几十 年，从“雇佣兵”变成了“胡子兵”。

这个时期，刘兴诗的科幻充分体现了 十七年科幻小说的中国特色，都属于技术型 科幻小说模式，以技术发明为核心，科技幻 想大都集中于直接满足生存需要的工业、农 业、畜牧业等生产领域和衣食住行等民生领 域。小说中的地下瀑布水电站、天气管理、 医用机器人和远程辅助医疗网、海底铁道、 活动房屋等技术幻想都植根于工农业生产与 现实生活，是很有可能在近未来实现的科学 幻想。这些小说篇幅短小、情节单一，人物 简单，如同单纯的技术发明展示或技术设想 的可行性报告。作为刘兴诗早期之作，其艺 术表现难免稚拙。刘兴诗自谦说：“其实，这 并不是真正的小说。只不过先想出一个科学 设想，再披上一件故事外衣罢了。颇有一丁 点儿专治‘科学知识贫乏病’的糖衣药片的 意味。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科幻小说的特点， 严格定位在‘儿童加科普’的位置上，我也 不例外。”[2]但是，这些有关未来社会的现代 性想象是颇具代表性的，和同一时期鲁克、 肖建亨、郑文光、迟叔昌、郭以实等人的 科幻小说一样，富有时代气息和本土特色， “具体到文本中主要表现为浓厚的理想主义 色彩、社会主义的政治气息、爱国主义的情 绪、对科技力量的无限赞美”[3]92。这固然是 旧有文化价值观教育的结果，也是中国现代 化建设初期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对世 界、对未来的真实感受。

第二个阶段是创作中期，从“文化大革 命”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是刘兴 诗科幻创作的井喷期，他最重要的作品都是 在这个阶段创作的。

新时期伊始，刘兴诗就以《陨落的生 命微尘》（1978）、《海眼》（1979）、《美洲 来的哥伦布》（1979）、《扶桑木下的脚印》 （1980）、《死城的传说》（1980）、《喂，大 海：一个水手讲的故事》（1981）、《雪尘》 （1981）、《逝波》（1982）等佳作，成为中国 科幻第二次高潮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之一。 当时发表的作品有一些其实是在“文化大革 命”后期构思完成的，比如《海眼》《死城 的传说》《逝波》等。

1983年第二次科幻高潮悲怆落幕之 后，刘兴诗坚守科幻阵地，只是将重心向 儿童读者倾斜，发表了《美梦公司的礼物》 （1984）、《绿茵场上的挑战者》（1984）、《20 世纪的来信》（1985—1986）、《失踪的航线》 （1985）、《绿门》（1986）等作品。

这个阶段的作品依然是贴近生活的，近 距离展望未来的，但已经不再是科普故事的 简单格局，在科幻小说艺术性的探索方面取 得长足进展。《陨落的生命微尘》写两代科 学家跨越两个42年寻找陨石里的外星植物， 构思新颖，立意高远。即便是《海眼》《死 城的传说》《喂，大海：一个水手讲的故事》 《20世纪的来信》之类延续技术型科幻的作 品，除了详细描述技术发明的过程和原理 外，也增强了人物形象塑造、环境描写和情 节的丰富性、趣味性。更重要的是，以《美 洲来的哥伦布》为代表，刘兴诗发现了自己 独特的科幻创作领域：考古。这个新发现使 他所拥有的地质、考古、古生态环境等方面 的专业知识在科幻小说中大放异彩，织就了 刘兴诗科幻小说最具科学质感的华美篇章。 因此，《美洲来的哥伦布》被饶忠华誉为“中 国科幻小说重科学流派的代表作”[1]304。

在刘兴诗的考古学科幻小说中，《美洲 来的哥伦布》《扶桑木下的脚印》《失踪的航 线》都是航海题材。《美洲来的哥伦布》以 主人公亲历亲为的航海实验，验证了古代印 第安人到过欧洲、古代中国人到过美洲的考 古假说。这种判决性实验对相互对立的两个 假说或理论的“真”“假”，只能在一定历史 条件下起到相对的、暂时的、局部的判决作 用。但是，刘兴诗围绕科学假说（可能性） 描述普通水手和学者秉持科学的怀疑精神， 孤身犯险验证假说的科学研究过程，恰恰体 现了科学哲学的丰富内涵，正是科幻小说区 别于其他文体的本质特征之一。此外，《雪 尘》和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柳江人 的神话》（1997年改名为《柳江人之谜》发 表）以史前考古学的古人类化石研究为题 材，后者附以参考文献目录，是刘兴诗所谓 “论文式科幻小说”的新探索。而在90年代， 刘兴诗为纪念童恩正而写的《雾中山传奇》 和《童恩正归来》也是考古题材，不过已经 远非《美洲来的哥伦布》那种严谨的重科学 写法了。

这一时期，刘兴诗的科幻小说依然有着 比较明显的旧有文化价值观浸染的痕迹，如 民族主义、科学至上的乐观想象等，他甚至 不惜在考古研究中插入你死我活的种族斗 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时期开端，经受 多年传统教育的刘兴诗有点反应迟缓，思想 感情与思维方式还保持着相当大的惯性；另 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造成中西文化剧烈冲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对发达的西 方世界这个“他者”产生一种以“怨羡”为 情感基调的现代性体验，加上“冷战”思维 的影响，使作家很容易在科幻小说中把西方 国家树为假想敌。在同时期众多科幻小说 中，西方“他者”的形象基本都是负面的， 道德沦丧、人性异化、社会全方位堕落。 《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引用了宋宜昌、 冯传德、肖建亨等人的作品论证这一观点， 并以《美洲来的哥伦布》为例：“如果说上述 科幻小说是从一个层面、一个角度来表达对 西方现代性社会的否定态度的话，那么刘兴 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则是对西方近现代 文明史的彻底颠覆。”[3]166的确，小说把种族 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作为对立面的引入是生 硬的。后来刘兴诗反省过自己在新旧交替时 期的作品，检讨说：“我的作品还有许多别的 缺点。一个教训是，头脑一时发热，在《扶 桑木下的脚印》里乱贴政治标签。另一个教 训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在《雪尘》里损 害了科学性。第三个教训是，《海眼》里没有 消除当时‘文化大革命’风气的影响。第四 个教训是，许多作品没有独特的构思，显得 有些老套子。我公开这些教训，是为了抛弃 它，以求更新的突破。”[4]311

伴随创作，刘兴诗也表达了他自己独特 的科幻小说理念。在《海眼》的后记里，他 说：“科学幻想小说从来就有两种形式，一 种瞩目于遥远的未来，它向读者展示了未来 的广阔图景，预想科学的发展方向……另一 种则是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它是科学工作 者在艰苦的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某种具体的 然而还不够成熟的科学设想。”[5]这就是所 谓“远距离”和“近距离”的科幻小说，他 说：“我愿意多用一点精力，写这种朴素无 华的‘近距离’的科幻小说。我的工作很繁 忙，不可能抽出更多的业余时间写作，那种 富于浪漫色彩、充满瑰丽的幻想的‘远距 离’题材，只好心向往之了。”[4]310显然，他 的《海眼》《死城的传说》《逝波》《美洲来 的哥伦布》《失踪的航线》《沙湖梦》等都应 归入“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之列。

刘兴诗这一“夫子自道”的科幻主张经 常遭到质疑，但引用者往往断章取义，未能 全面了解他的观点：一方面，刘兴诗并不认 为所有科幻都必须是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 另一方面，理论与创作实践是张力关系，二 者未必一致。而且，刘兴诗也在创作中不断 修正自己的理论，使他的科幻小说价值观发 生嬗变。在晚期创作中，他显然已经突破了 强调现实性和功利性的科幻主张。

第三个阶段是创作晚期，从20世纪80 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刘兴诗老当益壮， 进入科幻创作的多元探索期。

他说：“我也认识到自己的许多不足，试 图有所变革：加强幻想性和故事性，更好地 塑造人物形象，摸索新的创作手法。”[4]310同 时依然非常强调科幻的现实性：“在我看来， 幻想，只能从现实起飞；幻想，必须为现实 生活服务。创作手法可以创新求索，这条基 本原则却永远也不能变更。”[4]311

刘兴诗的探索沿着几个方向展开：

一是继续自己擅长的考古学科幻小说。 为了加强科学性，他在文末附以参考文献， 称之为“论文式科幻小说”。极端的例子是 《柳江人之谜》（1997），不仅列出参考文献， 还列出三个结尾供读者分析选择。另外，鉴 于文献加文物的传统考古研究方法的局限 性，他用自由自在跨时空旅行的科幻思维表 达学术见解，写了《悲歌》（1996）、《雾中 山传奇》（1991）和《童恩正归来》（2006）。 前者以浪漫抒情的笔调，塑造了一位穿越 英雄——“大唐故将军”邰方聚。他是乘 坐“时间之舟”进入唐朝进行西域考古的科 学家，因营救被干渴折磨的唐代骑兵而撞破 时间壁，落入另一边的时间甬道，后来成为 领兵大将，为国捐躯。后二者都是缅怀老友 童恩正的，前者让曹仲安（即童恩正）乘坐 外星人留下的“仙艖”遨游时空，深入考察 神秘的南方丝路。访古归来，他不仅揭示了 亚洲南方丝路之谜，还结束了古典考古学 时代，开创了人类直接进入历史考古的新 篇章。后者假想童恩正从幽冥中归来，与 “我”一起完成跨时空、穿阴阳世界的考察 任务，澄清若干“三星堆疑谜”，抒发对古 蜀文明的学术性见解。这篇和《柳江人之 谜》一样，也附有参考文献以证其科学性， 但是，鬼魂介入的志怪笔法又打破了科学幻 想的正当性。

二是寓庄于谐的讽刺科幻小说，如《辛 伯达太空浪游记》（1989，其中一章以“新 ‘诺亚方舟’”为名发表在1981年12月26日 《科学周报》增刊《科幻小说》上）、《王先生 传奇》（1998）、《“三六九”狂想曲》（2000）、 《中国足球狂想曲》（2000）、《台北24小时》 （2006）等。这些小说是刘兴诗抵抗科幻小 说娱乐化倾向的一种努力。他说：“我不反 对别人像现在这样写，但是必须告诉作者和 读者，科幻小说决不应该只有这个模式。在 这种娱乐式的作品大量流行的同时，是否也 应该写一些更加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可以引 起广大读者心灵共鸣的东西？”[6]于是，在 长篇小说《辛伯达太空浪游记》中，他戏 仿《天方夜谭》中航海家辛伯达的故事，以 类似的情节架构和文字风格，讲述辛伯达七 次航天的见闻，讨论野生动物绝灭、森林破 坏、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战争、人口膨 胀、机器人和人的关系等全球性的大问题。 “着笔天上，意在人间。”[4]311其荒诞离奇又 寓意深刻的艺术形式令人想起乔纳森·斯威 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威尔斯的《时间机 器》《第一次登上月球的人》等经典，蕴含 在象征性社会寓言中的生态批判视角更是体 现了这位科幻老前辈思想的前瞻性。在其他 短篇小说中，他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的王先生令人啼笑皆非的凡人小事，写民众 关心的房改、中国足球、祖国统一等现实题 材。这些小说被刘兴诗归入重社会学流派， 重在社会批判，胜在幽默讽刺，但科技含量 低，有些甚至已经逸出科幻边界，比如二锅 头居然是时间隧道的通行证（《中国足球狂 想曲》），瞽目老僧传授缩身及还原的仙药技 术（《“三六九”狂想曲》）。

三是面向小学中高年级的儿童科幻，比 如《神秘的外套》（1989）、“天空系列”（《天 空的迷途者》《天空的逃亡者》《天空的访问 者》，都收录在1998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的《天空的逃亡者》一书中）、《时间储 蓄卡》（1998）、《修改历史的孩子》（1999）、 《天空联欢节》（1999）、《巴巴哇星来的巴巴 娃》（2009）、《巨人恰恰传奇》（2009）、《胖 子老袁和机器人方方的故事》（2000）、《钻 进海盗船的孩子》（2010）（2017年10月由 科学普及出版社改名为《误闯海盗船》重新 推出）等。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纯童话式的幻 想，只是影影绰绰有一丁点科幻的影子。在 儿童式海阔天空的幻想中，外星人、时间旅 行、机器人都染上了童话色彩，不需要遵从 科学理性、客观规律的合理性，依从的是儿 童天性固有的游戏性、趣味性和幻想性。但 是，在嘻嘻哈哈的娱乐性幻想中，刘兴诗也 加入了爱国主义教育（《修改历史的孩子》）、 人性批判（《胖子老袁和机器人方方的故事》） 和生态思考（“天空系列”）。

此外，刘兴诗扩展《敞开喜马拉雅山的 大门：20世纪的来信（第二封信）》（《少年 科学》1985年第12期）的科学幻想，写成 了《喜马拉雅狂想曲》（2011），设想未来的 技术条件可以打通喜马拉雅山墙，引导印度 洋暖湿气团长驱直入，彻底改变中国西部环 境持续恶化的困境。

这个时期，刘兴诗的探索不再追求严密 的科学逻辑（所谓“重科学”），甚至可以说 偏离了科幻小说的正途。他依然坚持科幻创 作植根于现实生活，“不同意单纯以古怪离 奇，对表现形式的追求为‘深刻’的想法。 任何有意义的离奇的幻想，都是现实生活的 折射反映。只有触及广大人群心扉的题材，才 会被人群认同，才是最有意义的。娱乐性的 作品固然也需要，总不应该成为主流”[7]223。 但他挣脱了旧有文化价值观的束缚，大大解 放了幻想力和童心，以独特的探索丰富了20 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科幻的第三次高潮。

科技观及其他：走向生态主义

刘兴诗的创作从20世纪60年代理想主 义的科普故事，到新时期重科学但难免有政 治偏见的考古学科幻，再到后新时期从旧有 文化价值观和科幻小说形式的双重束缚中解 绑，探索多元化的科幻创作方法，走了一条 不断变化发展的道路。显然，在这个发展历 程中，创作重心、幻想方式、艺术形式、创 作主张的悄然变化，折射出刘兴诗科幻价 值观的变化。其中，科学观的嬗变更加值得 关注。

所谓科学观，就是人对科学的总体看 法，包括科学是什么，它与人类、与社会、 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吴岩说：“它 可以是个人价值观朝向科学的一部分，也可 以是一段时期整个社会对待科学的共识。科 学观是一个哲学范畴，其作用却渗透在日常 生活和文学作品之中。当科学观发生质的变 化时，整个社会都将受到严重影响。作为以 科学和科学家活动为相关内容的科幻文学作 品，其中的科学观一方面可以被看成社会发 展的晴雨表，由此观察社会的变化；另一方 面，通过作品中科学观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 系，也可以研判这类作品本身在社会上受读 者接受的程度和未来发展。”[8]

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 被文化先驱者视为启迪民智、振兴民族与国 家的法宝，他们把科幻小说作为社会变革的 一项重要的文化实验导入中国，使之一开始 就承担了过于沉重的社会责任。在刘兴诗开 始创作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初见成效，但物质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 还很低，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科学被功利地 视为促进生产、加快速度实现理想的工具。 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伴随改革开放政 策，这种乐观主义的科技观再次成为时代主 旋律。作为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刘兴 诗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科幻作家一样，思想上 是高度认同主旋律的，所以他在20世纪60 年代和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创作的科幻小 说和同时代大多数科幻小说一样，蕴含着实 用主义的科技观、科学万能的科学崇拜和人 定胜天的乐观主义情绪。

在刘兴诗笔下，科技的力量是令人赞叹 的。在《北方的云》中，科技进步到随心所 欲管理天气的程度，北京天气管理局可以根 据需要统一安排天气。为了给浑善达克沙漠 中央的农业试验站送雨水，他们调动热核蒸 发器，蒸发官厅、密云、十三陵水库和渤海 湾的海水，一路制造低气压，引导湿润气流 到达沙漠中心实施降雨。结果很轻松很写意： “就这样，我们像是坐着直达快车一样，把 从渤海湾带来的几百吨雨水，完全浇在试验 站田园的土地上。”[7]9但想象这样的场景：“9 架热核蒸发器悬在半空发射出无比强大的威 力，连同当顶的红日，就像是古代传说里的 10个太阳一样把大海烘得直冒热气。没有多 久，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云雾就在海面上形 成了。”[7]8为了让试验站那些干坏的庄稼饮 个饱，就要耗费如此巨大的能量，效益与消 耗不成比例，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呢？更不 用说人工影响局部天气，破坏大海及其他水 域的生态环境可能对全球生态产生的影响。 在《北方的云》中，大海只是一个予取予求 的客体，没有生命，没有别的价值——除了为 人服务。这正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实用主义 科技观，人在自然面前极端任性，以征服自 然为荣，随意改变自然、割裂自然，任意索 取、肆意毁坏，将对自然的资本化、客体化 视为正当合理，缺乏全局观和长远发展观。

《北方的云》比较极端地表达了刘兴诗 这个时期的科技观，其实在《蓝色列车》中 也可见端倪。小说中人对自然随意操控，不 仅开通海底铁路，还排空海水，在海底牧场 饲养奶牛，让它们改变习性吃海草。参观者 最后感叹说：“海底，这新的陆地，将会给人 类带来多么丰富的礼物！”[9]大自然的一切， 包括它所孕育的生命全都是为人所用的，可 以按照人的需要被任意改造。

每一时代的科技发展形成这一时代的科 技观念，这种科技观念又引导科技的进一步 发展并影响到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历史上那种违背自然规律导致反噬的惨 痛教训何其多也，这与那个时代科技观的偏 颇不无关系。

在刘兴诗1981年出版的《喂，大海： 一个水手讲的故事》和1985—1986年发表 的《20世纪的来信》中，这种科技万能主 义、科技决定论没有发生改变。小说中的水 手阿波一路航行，一路用科技点子改造世 界。他用珊瑚虫造珊瑚岛，用炸药炸开火山 口造火焰岛，用浮岛和荧光板将小黄花鱼群 一网打尽。小说开头就说：“别嘲笑阿波啦！ 一个水手要是没有勇气和幻想，还能做出什 么事情来呢？”[10]可是如果没有生态思想的 节制，如此放纵地改造自然、掠夺自然，最 终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于是，在《20世纪的 来信》中，傲娇的孩子提出了近似无理取闹 的任性要求：“21世纪的科学家，您好！海 水这样咸，真讨厌！您能把大海变成淡水 吗？”[7]59而令人惊讶的是，未来的科学家还 真就愿意满足这一荒唐的要求。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 时代，科学作为促进发展的工具受到推崇， 这个时代的科技观依然是强势地攫取自然、 征服自然。这种价值观过分强调人类控制、 管理自然环境的权力和能力，强调自然资源 的无限性，强调无限制的工业增长。在此价 值观的支配下，必然导致对环境资源的过度 开发和破坏，从而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 题，直到严重到不得不正视、不得不改变的 时候——由于生态平衡日益恶化，环境科学 在20世纪90年代备受关注。生态文学虽然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便问世，但是直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真正兴起。20世 纪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生态文学的第一个 发展阶段，作品主要形式是散文随笔和报告 文学。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是第二个 发展阶段，生态文学从纪实文学、散文随笔 扩展到小说、诗歌、戏剧影视等多种艺术形 式，作家队伍也逐渐扩大。就科幻而言，90 年代后中国科幻小说才逐步走上了关注科技 负效应的生态批判之路，新生代作家的科幻 创作开始关注生态危机、生态灾难。

在生态文化的背景下看刘兴诗的创作， 其价值观的嬗变就凸显出来了。事实上，对 于钟爱童话并创作过动物小说《与狼相处 的日子》（2011）的刘兴诗而言，生命伦理、 大地伦理、超越人道主义的博爱情怀等生态 道德并不是陌生的东西。1980年他的科学 幻想美术片《我的朋友小海豚》就描写了阿 波与动物之间超越物种的爱和友情。这部戴 铁郎执导的影片获1982年意大利第12届吉 福尼国际儿童电影节的最佳荣誉奖——共和 国总统银质奖章。在《喂，大海：一个水手 讲的故事》中，阿波阻止人们伤害被困在浮 岛上的老虎。刘兴诗在《爱的天地：我的动 物小说观》中表达了他对屠杀野生动物的愤 怒，“人，不能自命为这个星球的唯一的居 民，无情虐待和绝灭野生动物”[11]。他呼唤 作家把爱、信任、同情带进动物小说中。

《辛伯达太空浪游记》是刘兴诗生态价 值观的集中表达，标志着刘兴诗生态科技观 的建立，意味着这位固执的老作家的思想视 野比同时代大多数作家都先行一步。因为其 中长尾人的一章曾以“新‘诺亚方舟’”为 名在1981年发表，或许刘兴诗生态意识觉醒 的时间还应提前。在《辛伯达太空浪游记》 中，刘兴诗以轻松幽默、妙趣横生的讽刺笔 调，讲述辛伯达太空航行，游历七个星球所 见的奇闻逸事。其中有嗜猎成性、几乎灭绝 所有动物的长尾人；有为了体现身份的“臀 木”而砍光树木，用水泥涂抹地面的臀木 人；有打着“自由宪法”的旗号公然做黑心 买卖、污染环境的毒云人；有以生育为荣， 人口膨胀得无处下脚，动辄就被挤出星球的 卡里卡里人；有为了一朵花一根草打了300 年战争，最后只剩一对男女的单眼人……这 些外星人貌似愚蠢可笑的行为，其实是地球 上的我们一直在做的事——灭绝野生动物， 破坏森林，任意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无计 划繁殖人口，不停地发动愚蠢的战争，因为 懒惰而成为自己制造的机器人的奴隶等。刘 兴诗用夸张的漫画手法、嬉笑怒骂的讽刺笔 调，为人类描绘了一幅幅生态危机的寓言式 图景。

在刘兴诗的儿童科幻《天空的逃亡 者》（1990）里，绿皮肤的外星人因为污染 暂避月球，想移民地球，可地球上也同样 是污染和战争，只能继续流浪。在《绿斑》 （1998）中，刘兴诗写“我”驾驶飞碟坠毁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跌入时间陷阱，目击了 因为在沙漠里种庄稼而导致汉代古城被风沙 吞没的情景。

生态意识使刘兴诗的写作扩展了科幻视 野，从种族、国家扩展为地球、宇宙。这也 体现在童话（包括科学童话）中价值观的变 化。以《琥珀珠》（1979）为代表的大公无 私、牺牲小我的集体主义道德观隐退，变成 了《谢谢您，施耐尔太太》（1997）里守护 自然、分享生命的生态价值观的倡导。刘兴 诗科幻和童话的生态反思，以更高的尊重、 关切和分享，显示了生态科技观和生态美学 的艺术魅力。

纵观刘兴诗的创作历程，考察刘兴诗 科幻中科技观的变化，这位科幻老前辈的探 索精神令人深深折服。他背负传统、背负 社会责任，却依然以坚持不懈的努力跨越 科幻发展的三个时代。从科普故事到重科 学的考古学科幻，再到轻松幽默的讽刺科 幻，甚至纯娱乐性的幻想；从家国自守之民 族性，到关注地球独木舟之宏大视野；始终 坚持贴近现实，但又另辟蹊径，渐得自由。 他不仅为中国科幻贡献了独具风格的作品， 尤其在儿童科幻方面成果卓著，而且以生态 批判的前瞻性视角，引领中国科幻走向生态 科技观的嬗变。他的创作，体现了当代中 国科幻发展各阶段的特点，也体现了科幻 价值观的变化。

 

（注：文中刘兴诗作品发表时间以“读秀” 学术搜索的结果为准，辅以作者提供的资料。）

 

作者简介

张懿红，兰州城市学院国际文化翻译学院 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科幻小说。

参考文献

[1]董仁威，等.科普创作通论[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2]刘兴诗.我的科幻小说观[C]//刘兴诗佳作选[M].郑州：海燕出版社，1998：1-2.

[3]张治，胡俊，冯臻.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M].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4]刘兴诗.刘兴诗自传——走向大地[C]//中国少儿科普作家传略.太原：希望出版社，1988：310-311.

[5]刘兴诗.海眼[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157.

[6]董仁威.科普创作通览（下）[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5：478-479.

[7]刘兴诗.美洲来的哥伦布[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8]吴岩，方晓庆.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科学观[A]//贾宝玉坐潜水艇：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研究.福州：福建少年

儿童出版社，2006：180.

[9]童恩正，等.古峡迷雾[M].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312.

[10]刘兴诗.巨人恰恰传奇（典藏版）[M].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56.

[11]刘兴诗.爱的天地：我的动物小说观[A]//眼中有孩子心中有未来：90上海儿童文学研讨会论文集.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15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科幻新浪潮的话语形态与美学价值研究”（项目批 准号 17YJA751035）；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中西科幻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 14YB095）；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 幻创作研究基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