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女性主义科学史家隆达·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在《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与生 物勘探》（Plants and Empire: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一书中，以金凤花为例，描绘了18 世纪欧洲人的异域植物知识采集与知识的流传，进而揭示了看似纯智力活动的知识生产是如何被其所处的特 定时间与空间中的权力关系所塑造的。同时，作者对卡尔·冯·林奈（CarlvonLinné）的植物命名法的分 析显示，由于知识所处的权力关系之影响，一种看似中性的科学语言之所以被接受往往并非因知识本身的胜 利，而更像是一种叙事的胜利。作者在此书中体现出的回归历史情境的科学史书写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 越，对目前的科学写作具有借鉴意义。

某种知识会被接受只是因为其正确吗？或 者换句话来说，某种知识被拒斥以致其传播链条 “无疾而终”只是因为其不正确吗？这样的问题 乍看起来似乎很容易回答，但近年来的历史研究 已不断向我们表明，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美 国历史学者隆达·施宾格的《植物与帝国：大西 洋世界的殖民地与生物勘探》（以下简称《植物 与帝国》）[1]一书所呈现的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 的个案研究。

在2008年出版的《无知学》（Agnotology） 一书中，该书主编、科学史学者罗伯特·N.普罗克特（Robert N.Proctor）开篇即写道：“我们 生活在一个无知的年代，理解何以至此以及其原 因所在极为重要。”[2]vii该著来自2003年和2005 年普罗克特与施宾格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加 州大学共同举办的两次有关无知学的研究工作 坊。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无知不同，普罗克特认 为，无知有很多不同类型，我们也可以很多方式 去思考无知，其中一种无知“像知识一样，具有 政治地理学意味”[2]6。《植物与帝国》的研究兴 趣就在于此。在《无知学》一书的第二部分“失 落的知识，失落的世界”所收入的三个个案研究 中，施宾格的这项研究也被列入其中。而在《植 物与帝国》一书中，她对这一主题做出了更为详 尽的分析与呈现。

该书研究的是18世纪欧洲人在加勒比地区 西印度群岛的博物学采集活动，尤其以一种名 叫金凤花（Caesalpinia/Poinciana pulcherrima）① 的植物为例描绘了彼时异域植物知识的采集、 流传甚至消失，并对这些异域知识采集及其接 受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做出追溯和反思， 从而揭示了乍看起来似乎是纯智力活动的知识 生产是如何被其所处的特定时间与空间中的权 力关系所塑造的。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作者施 宾格是一位女性主义科学史家，而她在书中尤 其关注的主角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也是一位女性博物学家。性别 研究的维度使得施宾格在考察上述权力关系时， 对那些一度被遮蔽或隐去的人群与历史有更多 观照与洞察，也促使读者在阅读此书时更多一 重思考。

一、背景：伴随欧洲拓殖进程的植物知 识采集

正如该书副标题“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 勘探”所显示的，《植物与帝国》一书所讲述的 是欧洲人于18世纪在加勒比地区西印度群岛的 博物学采集活动。

欧洲人的异域博物学采集事实上早在亚里 士多德时代已经存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收集了地中海地区彼时所有关于动植物的描述， 而其中所描述的许多动植物是其学生亚历山大 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从遥远的异域寄给 他的[3]。早期的异域博物学采集在很大程度上受 限于技术条件，但以1492年为标志的航海时代 改变了异域博物学采集活动的样貌。历史学者詹 姆斯·E.麦克莱伦三世（James E.McClellan III） 在其著作《殖民主义与科学：旧王朝时代的圣 多曼格》（Colonialism and Science:Saint Domingue  and the Old Regime）一书的导言中即写道：“1492 年之后的现代科学兴起与欧洲殖民扩张构成了现 代世界历史的重要且独有的两个特征。自16和 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就以多种方式变得 对人类越来越重要……与科学在文化意义上的进 步并行的是，在自哥伦布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 的大殖民帝国时期，西方的全球扩张已成为一种 重要的历史演变的力量，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社 会、政治以及经济特征。”[4]1

在同一部作品中，麦克莱伦三世以法国人在 加勒比地区建立的殖民地圣多明戈为例，分析了 欧洲的殖民进程与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中也 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关联首先就是通过欧洲在圣多明戈的博物学采集活动而得到体现的，其 内容包括植物标本的采集、对草药知识的认识以 及地方性疾病的研究、当地气象信息的收集等。

麦克莱伦三世的著作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表 明，欧洲人的异域博物学采集与欧洲的全球扩张 之间的关联，而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殖民地科学 虽然的确意在促进殖民地的发展，扩大其经济基 础与产出，但其最终指向，或者如麦氏在书中所 写：“政府殖民政策的潜在逻辑更在于重商主义 与利己主义：加强法国和王室政体——而非（尤 其非）圣多明戈——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此前对 法国殖民地贸易的研究显示，是重商主义的原则 和实践，而非资本主义或工业扩张控制着政府对 其美洲拓殖的构想。”[4]289-290

自20世纪以来，有关殖民地科学的研究 不断得到推进。早在1967年，美国历史学者乔 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以《西方科学的扩 张》（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一文提出现 代科学被引入非欧洲国家的三阶段模型，即欧洲 博物学家赴新大陆进行博物学调查和采集—殖民 地科学—独立科学传统的建立[5]。巴萨拉的三阶 段模型为研究欧洲人异域科学考察活动提供了参 照，上述提到的麦克莱伦三世的著作亦引用巴萨 拉的模式，认为“圣多明戈的科学叙事在很大程 度上与巴萨拉的模型相符”[4]296。

巴萨拉的模型所勾勒出的其实是欧洲近代科 学实现其在地域上的扩张的线索，它表现为伴随 着欧洲拓殖进程展开的欧洲人异域科学考察以及 在此过程中西方科学在殖民地的落地，此前有关 殖民地科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此，麦克莱伦三世关 于法国圣多明戈殖民地的个案即如此。

同样聚焦于欧洲人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 科学实践，隆达·施宾格的研究则颇有另辟蹊径 之意。与此前的大多数研究不同，《植物与帝国》 所关注的不仅是欧洲人在加勒比地区的植物及其 相关知识的采集，更对知识从加勒比地区到欧洲 的传播做出完整的描绘，尤其对传播链的下游即 知识在被带到欧洲本土时的境遇做出深入考察； 她以一种名叫金凤花的植物为主要线索，运用史 料层层解析，从而揭示出有关金凤花的知识从获 得到传播到最终在传播链上消失的历史。

二、知识（或无知）的政治地理学

《植物与帝国》开始于18世纪德国的女 性博物学家梅里安的《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 （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以下 简称《图谱》）。尽管梅里安首先是一位艺术家， 并且是当时少有的远赴异域进行博物学考察并以 这部手绘《图谱》闻名的女性博物学家，但这并 不是她在《图谱》中所做的全部。她还将从印第 安人那里听到的有关植物的见闻也记录在她的书 里——比如金凤花被当地黑奴用于堕胎，以免让 自己的子女也像自己一样沦为奴隶——这使她成 为第一个报告金凤花的堕胎功能的欧洲人。不过 在18世纪，在很多欧洲人赴加勒比地区进行植 物考察的背景下，获知相同知识的博物学家并不 少，书中即写到当时有不少博物学家各自独立发 现金凤花在西印度群岛被广泛用作堕胎药，并且 把相关的知识记录了下来。但这个知识并没有因 为上述欧洲人的发现而被传到欧洲。

金凤花相关知识在18世纪从加勒比到欧洲 的传播链上消失，在欧洲异域知识采集的大背景 之下，就成为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因为正如隆 达·施宾格以及此前的研究已经表明的，18世纪乃至更早时，欧洲人的异域博物学采集固然 仍有个人兴趣的成分，但随着重商主义的兴起， 已经有越来越多科学考察之外的意义附载其上。 “植物学在这个时期是大科学也是大买卖，是向 资源丰富的东、西印度群岛输入军事力量的重要 因素”，而当时的欧洲政治经济学家则普遍抱持 一种理念，即“精确的自然知识是国家财富积累 的关键所在”[1]7。

通过这些博物学家的异域采集，不但可以给 欧洲带回可能驯化的经济作物或药用植物，还可 以丰富其医药知识，而探险家个人更可以从中谋 利，可谓一举多得。同时，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 社会期待来说，这些知识的采集者们也有义务将 其所获得的知识服务于公众福祉。有事实为证： 曾任皇家学会主席的英国医生汉斯·斯隆（Hans  Sloane）于1745年在一封信中解释他为何对一 个有效的药方保密多年，从致歉行为本身也可以 看到，“到18世纪中叶，对医生而言，考虑公众 福祉已渐渐变得比保守医疗秘密更重要了”[1]116。 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公众福祉角度，一 种草药知识的最终消失就都变成了一个值得深入 探究的问题。

一个有关堕胎的知识的传播，连接起18世 纪的欧洲及其西印度群岛殖民地，隆达·施宾格 以此为线索进行了深入探究，从而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知识传播的历史叙事。

知识的形成发生在传播链的一端，即西印 度群岛的奴隶妇女。在殖民地的种植园，生育与 拒绝生育显然已不再只是自然人口的增长问题。 正如书中援引历史学者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的评论所说，“在种植园经济中，种植园 主要求‘黑人’生育就如同希望牛马产仔，拒绝 繁育变成了一种政治行为”[1]157；奴隶的生育无 异于扩大种植园劳动力资源的一种潜在方式，但 在奴隶妇女看来，堕胎显然是让自己的孩子摆脱 被奴役命运的最直接途径。在这个个案中，草药 知识的形成与其原始情境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梅里安在其考察形成的著作中敏锐地觉察到 这一点，这也就使得她的考察文本迥异于当时其 他的欧洲博物学家的考察报告。施宾格对梅里 安、斯隆等人有关金凤花功能的描述进行了对比 分析，但她并未执着于对作为个体的男女科学家 做出区分或描述，作为一名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 者，她更希望探究的问题是，18世纪的欧洲及 其殖民地的生育政治如何影响了知识的生产与传 播。如果说知识的形成来自殖民地奴隶对其处境 的反抗，那么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来处境都显然好 于殖民地的欧洲女性为何最终却与这种潜在的救 命药物擦肩而过呢？

作为这条知识传播链的末端，欧洲本土的情 况看来比殖民地更为复杂。首先，彼时欧洲占主 流话语的重商主义本质上是多生育主义，无论是 实现国家财富的扩大、实现经济增长，还是维持 常备军队的规模，都需要以人口的增长为前提， 在这种背景下，“女性的身体被当成一项国家财 富”，而控制生育，包括开发堕胎药等举动都无 异于损害国家利益。

其次，医生的角色以及医生为维护自身利益 而对话语权的争夺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方面， 重商主义政府寻求医生的帮助，以借助他们的经 验和医术来增加人口，比如进行公共卫生预防 以及控制堕胎药物的使用；另一方面，医生为了 加强自己在医疗上的权威垄断地位，早在前一个 世纪甚至更早便与民间医生、药婆、助产士等人群之间存在话语权之争，后者是妇女主要求助对 象，也是堕胎草药的主要使用者，而医生则主张 任何堕胎药物都是危险的——虽然他们实际上可 能并未真的进行过药物试验，并且虽然医生们知 道各种方法但因反堕胎立场而对堕胎相关知识闭 口不谈，因此只有在孕妇遭遇意外流产等危险处 境时，他们才会使用手或外科器械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在此之前使用堕胎药物。

最后还有因为宗教和文化的原因而对堕胎 行为所抱持的态度。在18世纪的欧洲，随着堕 胎被污名化，堕胎药也被视为危险药物。一个 典型的例子是，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虽然对害怕生育的年 轻女性抱持同情态度，但他在发现美洲印第安人 用的堕胎药物很安全，并且认为欧洲对这种药物 有需求之时，也拒绝将它们传到欧洲，原因是他 担心这些堕胎行为会“恶化城镇里已经堕落的生 活方式”[1]279。

至此我们会发现，在18世纪的欧洲，关于 堕胎的知识无疑处于各方利益与权力交织的背景 之下。无论是在上述何种利益或权力关系中，女 性的利益显然都会被排在最后考虑，女性的身体 或者“被当成一项国家财富”，或者是医生意欲 从助产士手中争夺话语权的筹码，但唯独不属 于她们自己。尽管作者多次提醒说，关于堕胎药 的知识在当时极少被明文禁止，但当处在上述复 杂背景之中，这种知识就成为一个禁忌话题。因 此，当金凤花盛开在欧洲各地甚至还被用作退烧 药之时，它能用于堕胎的知识却在传播链上消失 了。除了金凤花之外，欧洲人在西印度群岛的植 物探索中发现了十余种已知的堕胎药，还就地在 西印度群岛进行过药物试验，但欧洲医生从未在 他们的行医实践中将这些草药当作堕胎药物来使 用，也从未将之写入官方报告。

人文地理学者利文斯通在其著作中认为，科 学具有地理性，作为一项人的事业，科学处于时 间与空间中；而知识的生产、移动以及接受都被 其所处的特定的区域，尤其是政治力量和社会地 理所塑造，带有当地环境的印记[6]4-15。施宾格 以金凤花为中心对殖民地和欧洲本土的考察也正 为此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样本，从这种意义上来 说，《植物与帝国》可以理解为一部知识（或无 知）的政治地理学著作，它讨论的是由“文化和 政治抗衡”所造成的无知，而只有将之置于其所 处的时间与空间才能凸显其意义。

三、“失语”的人群：被“偷窃”的历史

除了寻找失落在传播链上的知识及其原因， 在《植物与帝国》中，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也 让那些一度被遮蔽的人群重新回归他们在历史中 的位置。

当作者发问“是欧洲人经过科学训练的双 眼才让他们发现新药的吗？”时，答案其实已经 揭晓。她提醒我们，在关注欧洲博物学家—— 无论是“珍奇柜博物学家”②，还是旅行博物学 家——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他旅行者及其对西 印度群岛植物知识的贡献，比如非洲奴隶以及美 洲印第安博物家，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尤其是 因为他们所提供的信息，欧洲博物学家才找到了 后来那些著名的热带药物[1]31-92。笔者也由此想 到，与《植物与帝国》中的个案相似，美国历史 学者范发迪（Fa-ti Fan）几年前在其著作《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Science,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中 也对当时参与到英国人的博物学采集活动中的中 国人给予了关注，这些当地人的身份各异，从官 员到草药商到画师不一而足，与这些当地人的接 触与交流是当时英国博物学家在华博物学考察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7]。

不只是在殖民地，在欧洲本土的知识采集 活动中也同样如此。例如18世纪欧洲的采药妇 女乃至成功的女性医者往往也是医生们收集治疗 方法以及药方的信息源，书中尤其提到一位来自 英国的史蒂芬斯夫人，她不仅精通医药知识，而 且还能制备药方，特别是一个可以治疗结石的药 方，其疗效得到验证之后，史蒂芬斯夫人便获得 了一笔奖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政府出资买下了 她的药方。在法国也有类似的例子。但是正像作 者在书中所写，“就算治疗方法最后被采纳并收 录在欧洲各种药典中，掌握这些方法的女性大部 分并没留下名字，就同西印度群岛上提供药方的 大部分本地人和奴隶一样”[1]119。

作为旁证，作者以种痘术在欧洲的应用为 例，细致讨论了这些无名者如何在历史书写中被 “忽视”，进而被“遗忘”的方式。因为在家庭 中的角色，女性在将种痘术引入欧洲的过程中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所有关于发现种痘术的叙 事都更强调是“有学识的欧洲人将知识从君士坦 丁堡传到欧洲”，除了最著名的蒙塔古夫人之外， 更多女性在这种叙事中都被简化为类似“摩里亚 半岛的希腊妇女”之类的符号。而彼时的英格兰 和新英格兰的很多医生都拒绝承认妇女在种痘术 上的作用，或者对之加以贬低，或者认为如此重 要的手术只有“医术高明的内外科医生”才能操 作和掌控。

在英雄凯旋式的科学史书写中，上述人群往 往是被遮蔽的“失语”的人群；而通过植物的命 名法，这种遮蔽进而得到制度上的巩固。这正是 作者在此书第五章“语言帝国主义”中所要分析 的内容。自然王国的无序的确需要以某种命名来 赋予其某种秩序，而一个作为统一标准的命名法 无疑会带来这一秩序，林奈的双名法意义正在于 此。但是依然地，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林奈在选择用什么人物来命名植物上有他自 己的一套想法。这个名录中的人物以欧洲男性植 物学家或者他所认为的精英人物为主，比如金凤 花在林奈体系中被命名为Poinciana pulcherrima， 就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菲利普·德·庞西 （Philippe de Lonvilliers de Poincy）的17世纪法 国殖民地总督[1]229。但以《图谱》闻名的梅里安 以及其他女性植物学家或发现者则未被包含其 中，即使她们在植物考察或研究方面颇有声望。 不过并非所有女性都不在林奈的考虑之内，比 如有几位出身名门的女性就被林奈选中用以命 名植物。此外，尽管有大量的植物学名从当地 的美洲印第安语言衍变而来，尽管印第安人在 欧洲人的植物发现与采集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但除了一位名叫格拉曼·戈塞（GramanQuassi） 的苏里南人之外，再无其他当地人被用以命名植 物，而戈塞作为一名被释放的奴隶，其经历颇有 传奇色彩。[1]247-254

通过他的命名法，林奈一方面确立了欧洲 在植物学史叙事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确 立了一个他所认为的植物学发现史中的（欧洲） 精英名录——他用这些精英们的名字来命名某 个属，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完成了一个林奈眼中的植物“发现”史叙事。而在 这样一个植物学及其历史书写中，一旦某种异 域植物被纳入这一命名法，也就相当于从其本 土的文化语境中被剥离出来，并置于欧洲人所 接受的知识框架里，成为欧洲人植物“发现” 史的一部分。

英国历史学者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 其著作《偷窃历史》（The Theft of History）中写道： “书名中的‘偷窃历史’意指历史之由西方掠取。 就是说，根据在欧洲（通常是西欧）的地方尺度 上发生的事，历史被概念化并加以呈现，然后强 加给世界的其他地方。”[8]这也就意味着以一种欧 洲中心的历史叙事呈现世界史，以此观照，林奈 足不出户而为植物世界规定的秩序标准，其实也 正是在此意义上成为欧洲中心的植物学史叙事的 基本概念化框架。施宾格在书中也提醒我们说， 林奈的分类法与命名体系并非没有竞争者，其最 终胜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确立和传播时的种种 偶然性”，只是当它一旦被接受成为一种标准， 人们便很容易遗忘这一偶然性以及历史上曾有过 的其他可能性；更进一步地，人们更可能将这种 偶然性的胜利视为必然，并心安理得地以之作为 唯一合理的选择和知识本身的胜利，而事实上它 更像是一种叙事的胜利。因此，作者以林奈为例 对命名法的分析，其意义首先就在于指出“科学 语言”并非如它看起来的那样中性，同时将一种 “被偷窃的历史”重新放回其本来的地方。

四、余论

即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植物与帝国》一 书首先都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因其具有较强的叙 事性，且译文流畅，所以对于非学术读者来说也 同样易读。事实上，从公众理解科学的意义而 言，该书也的确为面向公众解说科学及其历史提 供了有益的视野和可供参照的样本。

人文地理学家诺埃尔·卡斯特利（Noel  Castree）以“谁定义地理学？为了什么目的？为 了谁的利益？”的追问提出了反思地理学在诞生 时期的权力关系的必要性[9]。通过隆达·施宾格 在《植物与帝国》一书中所做的工作可知，这一 追问及反思在植物学史领域同样适用。正如作者 已经在书中揭示的，知识的生产、采集到传播及 最终被纳入某种知识系统的过程并非只是探索自 然的纯智力活动，一种知识体系被广泛接受也并 不只是（或并不主要是）知识的胜利，其间充满 利益的较量与话语权的争夺。而将科学活动置于 其所处的历史情境做出观照是实现上述追问与反 思的必要途径。这在目前的科学写作中是较为薄 弱之处。

施宾格在书中写到欧洲人带着其固有的理 论框架去往异域进行植物采集活动时曾评论说， 这些欧洲人只是把“剥离了背景故事”的标本 送到了欧洲[1]106。这也使笔者联想到此前看到过 的《图谱》的其中一个中译本。像所有博物学绘 画图书一样，该书制作精美可人。不过，假如不 是因为读了《植物与帝国》，笔者也并不知道梅 里安的原书内容比该中译本丰富得多。施宾格在 书中提到她之所以会关注金凤花，原因之一就是 被梅里安对它的评述所打动，即“梅里安直接将 堕胎置于殖民地冲突的语境中，认为奴隶杀死后 代是一种政治反抗的方式”[1]129。从这种意义上 来说，《图谱》其实并不是一位颇有文艺气质的 博物学家的博物绘画集，而具有更深层的文化意 蕴，它不仅向我们呈现了苏里南的自然生态，也 显示了彼时彼地的殖民地社会生态。但在笔者读 到的中译本中，关于金凤花的说明文字就只有一句：“烟草天蛾在孔雀草上，这种被称为‘巴巴 多岛之荣’的植物，花朵红里透黄，在法语中的 意思是‘小火焰’。”[10]书中其他图画的说明也 基本上仅保留了对植物和昆虫的介绍，因此选编该书的主旨看来是要展示西方博物学的成果，呈 现那些美好的自然物——假如真是做此考虑，其 做法倒多少有点像是施宾格所评论的“剥离了背 景故事”的标本展示了。

作者简介：

吴燕，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代中西科学交流史。

参考文献

[1] 隆达·施宾格.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M].姜虹，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

[2] PROCTOR R N，SCHIEBINGER L.Agnotology：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gnorance[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3] 罗伯特·赫胥黎.伟大的博物学家[M].王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 MCCLELLAN III J E.Colonialism and Science：Saint Domingue in the Old Regime[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5] BASALLA G.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J].Science，156(3775)，1967：611-622.

[6] 大卫·利文斯通.科学知识的地理[M].孟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7] 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M].袁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8] GOODY J.The Theft of Histor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9] 孙俊.知识地理学：空间与地方间的叙事转型与重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10] 梅里安.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M].郑颖，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①本书所提到的“金凤花”为豆科植物，拉丁学名Poinciana pulcherrima，由林奈于1753年命名。在现代植物学著作中， Poinciana pulcherrima已不常用，而习惯用Caesalpinia pulcherrima这个拉丁学名。

②有关“珍奇柜博物学家”的相关解释可参见《植物与帝国》中文版第16页脚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