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ChatGPT为代表的开放式人工智能的问世，宣示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之相对应，一方面，人工智能成为了能够辅助创作等各类活动的工具；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科普工作将面临新的任务与挑战。从前沿科技科普的视角来看，针对人工智能现有的发展，相关的科普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关注人工智能的研究进展，并主要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介绍相关领域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另一类则主要关注人工智能潜在的应用风险，呼吁加强对人工智能的伦理与法律治理等。

从科学传播的角度来看，前一类研究容易为公众带来技术的“乐观主义”思潮，让公众过于期待人工智能的进步；后一类则容易带来技术的“悲观主义”思潮，让公众过于警惕甚至是拒斥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这两种后果都不是出自相关研究者的本意，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有必要结合人工智能的技术实质，综合考虑人工智能在不同情境下的运行状态，相对全面地向公众阐释人工智能的社会形象。同时，为了增强科普效果，避免形成“传者”与“受者”之间的认知鸿沟，还应采取相对生动的手法，尽可能连接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和公众的常识认知。

纵观广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科学修辞当中的“隐喻”手法将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样的任务。比如，西方学者提出的“马太效应”就是借由《圣经》中“马太福音”的典故解释说明科学研究中的资源分配问题，“将原先在学者小圈子中探讨的问题，以深入浅出的形式介绍给公众，这对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大有帮助”[1]，学界也认为这些“科学文化语境下的科学传播研究……成果丰硕、意义重大”[2]。这也意味着要恰当地将“科技发展”与“文化语境”相结合，才可能发挥“隐喻”在揭示人工智能的社会形象中的作用。

当前，诸如“小爱同学”“微软小冰”和“豆包”等人工智能产品一般都采用拟人化形象，在文化创作中常以“伙伴”的身份出现。本文将从人工智能的技术实质出发，探究人工智能的“类本质”与具体情景中人工智能展现的社会形象，进一步分析人类应该以怎样的策略来应用这些人工智能“伙伴”，从而更好地服务文化创作，尤其是科普创作。

一、从“人机握手”的隐喻到“人机网络”的构建：人工智能的技术实质

谈及隐喻，公众容易联想到的是一种文学写作手法。事实上，在相对抽象的哲学与科学的研究中都会用到隐喻手法，比如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人是机器”的命题和牛顿力学中的“刚性小球”都使用了隐喻的手段，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观点。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隐喻是人类语言中非常重要而普遍的思维方法和修辞方法”[3]。实际上，在人工智能的底层理论中，本身就包含着科学隐喻现象。

（一）计算机科学中的“握手”隐喻及人机协同单元的形成

众所周知，相比于20世纪就已出现的功能单一的机器人和古已有之的机械傀儡，当代人工智能依靠计算机通信技术发挥其功能。计算机通信的实现是有条件的，这里需要的是一个“人机握手”的过程。“握手”（Handshake）就是带有隐喻性质的计算机通信术语，指的是为实现数据通信，客户端和服务端达成协定以实现数据传输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通信线路成功搭建之后，信息正式传输之前。正是“基于传输控制协议（TCP）的……握手特性”[4]保证了信息传输的实现。

与社交意义上的“握手”类似的是，计算机通信意义上的人机“握手”也保留了一定的仪式感。人类向人工智能发起问询，而人工智能则做出相应的回应，这样的“握手”是当前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最为传统的交互模式，也是最基本的人机对话模型。用户就是基于“握手”的基本环节实现了与诸多人工智能工具的连接，例如实现对“小爱同学”这样的人工智能的语音唤醒，或是向ChatGPT发出“撰写一篇星际穿越类的短篇小说”的指令并得到回应等。

如果说“握手”的仪式还可以提示人机边界的存在，那么随着人工智能功能的丰富，以及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频次和使用深度的提升，“握手”可能逐渐模糊化，结束“握手”后也可能仍然保持着长时间的人机交互。这使得人机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甚至让使用者忽视人工智能一直作为一种技术环境在发生作用。“人机耦合体成为内容创作的最小单元”[5]，人与机器在具体行动中基于共同的目标形成一个统一体。

（二）“行动者网络”隐喻及异质性人机系统的发展

开放式人工智能是基于大数据技术和高速网络通信技术发展的产物。行动目标相同或相似的若干个人机耦合体会彼此连接，构成节点众多、人机混合的关系网络。以ChatGPT为代表的开放式人工智能平台，就是在构建出一个巨型智能系统的基础上，吸引一个个人机耦合体加入其中。

由此可见，开放式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物理边界清晰的实体，而是基于信息传输和人机协同构成的复杂人机异质性系统，人机单元因为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其实质与法国哲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卡龙（Michel Callon）等人提出的带有隐喻性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类似。该理论中“包含三个核心概念：行动者（actor）、转译者（mediator）和网络（network）”，并且“所有参与到科学实践中的要素都是行动者，行动者既可以指人（human），也可以指非人（non-human）的存在和力量”[6]。

从开放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制来看，一个网络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其中包含的人类行动者主要是广义的技术人员、监管人员和用户，非人类的行动者则包括各类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载体。值得注意的是，开放式人工智能网络中多数行动者都是人机耦合体，不能片面地将其归结为人或非人行动者。例如，一些大型机构或团体可能以“网络节点”身份出现。为了既保证其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又扩大其影响力，这个网络体系“将技术科学的工作表征为构建更大更稳定的网络结构”[7]，通过将系统功能转译成用户需求，从而吸引更多成员加入，以完成更大规模的分布式计算与分布式存储工作。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隐喻，形象地描摹了当前开放式人工智能的开发策略，还预设了人与非人行动者的平等地位。基于开放式人工智能的行动者网络特质，可以形成两方面认识。其一，开放式人工智能带有较为明确的意向性和能动性，因而应该将其视为“准主体”并赋予“道德准主体”地位。正如前文所述，开放式人工智能是人机共建的复杂系统，这意味着无论我们认定独立的计算机程序是否带有意向性和能动性，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形成的整体都必然带有意向性和能动性，只是有些来自人本身，有些来自计算机的转译。即便我们不能将人工智能系统视为与人类一样的“主体”和“道德主体”，也应该将其视为“准主体”和“道德准主体”，由此才能“公平分配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避免归责体系的内在冲突”[8]等。其二，在不同情境下，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对于行动者网络的协同和背叛程度不同，因此有必要考察人工智能的运作状态及其社会影响。拉图尔以行动者网络来隐喻科技活动及其载体，方法论层面上最突出的启发性就在于，可以通过分析人与非人的行动者对网络整体的协同和背叛，来分析科技活动成功和失败的原因。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分析由人机系统构成的智能网络系统的运行状态。

二、理想、现实与忧虑：人工智能的“混血王子”“缝合怪”和“混世魔王”形象

在行动者网络中，成员对网络整体的协同和背叛程度是不同的，高度协同和高度背叛（貌合神离）是两个极限情况，中间地带则是那种成员间“若即若离”的状态。前文提到，应该把开放式人工智能视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功表征人类意愿乃至偏好的“准主体”，并且在分析相关伦理问题时将其视为“道德准主体”。面对这种“拟人化”对象，可以借助隐喻手法来指称上述三种状态，进而理解开放式人工智能在上述状态下展现的社会形象。

（一）高度协同的行动者，构成可正可邪的“混血王子”状态

当行动者网络中的成员高度协同时，就会涌现出强大的力量，并指向确定的实践目标。对应到开放式人工智能运作中，就是人机交互顺畅、数据收集无碍和信息处理顺利的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可用“混血王子”来指称。

“混血王子”的说法出自《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系列的第六部，是该作重要角色斯内普教授在青年时代给自己的昵称。这里借用“混血王子”来隐喻人工智能，可以非常贴切地描摹这一理想状态——与“混血王子”是“麻瓜”与“魔法师”的混血类似，人工智能系统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人机交融形成的复杂的行动者网络，如同人机混血的产物；也正如自称“混血王子”的斯内普既可能被引导成为正道的守护者,也可能会被带入歧途一般，人工智能也可能带着人类赋予它的意向性为善或作恶。

“混血王子”状态下的人工智能，内在的结构与功能都相当完备，其中的行动者都有比较明确的实践目标，并且运行越稳定，就越容易动员其他行动者加入其中，形成规模更大、功能更强的智能系统。其中，最大的变数就在于，这种结构和功能都很理想的人工智能，究竟在接受哪种价值观念的引导。原本处于中立状态的行动者并不能有效辨别善恶，更多的时候受困于“信息茧房”的人机单元，很可能错信某些价值引导，从而给出不符合事实的回应，当作者以这些歪曲的错误信息作为参照开展创作时，后果可想而知。

由此，就引出了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即价值对齐问题。对于“混血王子”状态下的人工智能，谨慎发现其可能存在的价值倡导问题，并及时添加专业的代码干预，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其功能越强，越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更加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从人工智能的行动者网络发展过程来看，人类行动者负面行为的叠加也可能误导机器学习的方向，并随着数据的积累涌现出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

（二）若即若离的行动者，联结成须被驯服的“缝合怪”状态

分布式计算与存储等技术是开放式人工智能涌现强大功能的基础，这种“开放”也保证了各类成员（包括人与非人类的行动者）能够加入到巨大的智能系统网络中。某种意义上，这种开放与分布也是出于存储空间不足和算力不足的无奈，由此也导致加入到系统中的各类行动者存在各方面的参差——这也是各类开放式人工智能面临的现状。ChatGPT曾一度免费开放，就是希望能够利用用户设备的剩余功能，但这样也导致接入到分布式网络或人工神经系统中的终端设备可能存在代差，甚至还可能导致人工智能系统无法稳定工作。

在人工智能行动者网络中，表面上看各成员之间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实际上它们如同“缝缝补补”一般被串联在一起，这就非常接近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著名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塑造的“缝合怪”形象。所谓的“缝合怪”，就是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用四处凑集的人体组织缝合后所制造的人造人，弗兰肯斯坦将雷电接通到“缝合怪”身上，让其拥有了生命。目前的人工智能网络系统也正是如此，构成网络系统的成员除了一些专业的数据库和超级计算机外，还有来自五湖四海、东拼西凑的智能手机、平板、个人电脑和智能车机系统等各种终端设备。

与“混血王子”状态相比，“缝合怪”状态的人工智能会更弱一些。作为成员的行动者之间的协同性，以及成员与行动者网络整体的协同性都难有持久保证。尤其是一些非专业设备，很有可能因为用户使用习惯的改变而短暂甚至是长期离线，这就很有可能让人工智能系统的功能出现波动。除了接入设备的偶然“叛离”，接入的数据属性、接入用户的使用行为等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将对人工智能系统的数据挖掘结果产生影响，计算机系统内部也可能因为程序缺陷出现程序错误或因数据冗余出现运转问题等。

“缝合怪”是开放式人工智能所处的常态，因此要防止其像《弗兰肯斯坦》中“缝合怪”那样处于失控状态。这种失控，包括算力和资源不足造成的“罢工”或运转失灵，以及生成低质量的内容。当前，在抖音、快手和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经常出现让人啼笑皆非的不符合生活常理的AI内容，因为数据污染和算法缺陷造成的文字内容生产质量问题也屡见不鲜，这都将影响到创作者与AI“伙伴”的合作质量。

（三）貌合神离的行动者，造就幼稚低能的“混世魔王”

人工智能有着明显的数据依赖和算力依赖。当人工智能行动者网络中的成员都貌合神离，甚至形同陌路时，人工智能将可能只会保留一个呆板的人机对话界面，并对用户的问题做出一些错漏百出的回答。这种状态与《红楼梦》中贾宝玉少不更事、调皮捣蛋的“混世魔王”形象有一些类似。

从某种程度来说，目前很多人工智能产物都可以看作“混世魔王”。它们显得相对低能，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原因是基础程序与模型建构水平不足或存在明显缺陷，导致其无法吸引新成员加入其中，因此也无法获得更多智能终端的剩余算力，更无法获得新的用户数据投喂以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比如微软曾在2016年推出聊天机器人Tay，因总是发表带有种族歧视性言论而被用户抵制；另一种原因则是相关产品在设计之初就只规定了极为有限的功能选项，比如各大智能扫地机器人的人机对话系统就只能完成特定的打扫任务，无法胜任更多的对话功能，再比如一些智能早教机也只能完成一些有限功能，即便连接网络也只能接收一些定向推送的功能包。

行动者网络协同者的不足和背叛者的增加都将明显削弱其功能，人工智能系统也是如此。无论出于有意或者无意，这些“混世魔王”状态都是源于算力充沛的协同者数量不足，而且功能的缺陷会显著增加背叛者的数量。人工智能的幼稚低能状态被创作者发现后，通常就不会被要求达到预期的创作目标，因此其消极影响反而可能是最容易控制的。

三、以“积极责任观”与人工智能“伙伴”在创作中共同发展

综合分析了人工智能的“混血王子”“缝合怪”和“混世魔王”三种状态与形象后，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未来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人工智能的发展？

“一个现代的人工智能系统不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与人类孤立的技术产物，而更应该被视为一个人类智慧与机器智慧所共建的广义的网络系统”[9]，即人机协同构建的有明确技术科学实践导向的“行动者网络”。

在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方面，我们倡导“积极责任观”，即“‘事先防范而不是事后补救’‘风险优先于收益被考量’‘安全比遗憾更重要’等价值观”[10]，除预防既往已知的风险外，还要对潜在的、可前瞻的风险进行约制。

（一）谨慎识别“握手”环节，避免“知情同意”的真空

人工智能行动者网络的建构，开始于人机“握手”环节，并且对于复杂的信息系统来说，人机实际上会经过多次握手才能真正进行交互。这就意味着“握手”是人类与人工智能互相迎接和走向协同的开始，换言之，对于“握手”的拒绝可以实现人机交互的中断。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握手”相当于对协议的认可，但人类是否真的知晓协议的内容呢？严格意义上来说，一个正规的人工智能产品要经过用户同意才会调用在线设备的各种权限，其中包括人类正在使用的终端接入其他网络的权限，以及调用、复制和储存用户数据的权限等。所谓的算法依赖和数据依赖，就是要通过访问既有用户的设备与数据来实现数据的收集挖掘与内容生成。

所以有必要谨慎识别“握手”环节，明确接入和使用相关服务可能付出的代价，并在必要时通过对关键信息的加密，保证数据不会被人工智能窥探和利用，确保不会存在“知情同意”的真空。针对文字创作可能会使用到的人工智能产品而言，用户在接入服务时通常会经历知情同意环节，但留给用户的选择空间并不足够大。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条款往往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没有预留个性化设置的空间，用户只能选择同意或不同意所有条款，一旦选择不同意，就无法使用任何功能；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的各类条款会说明使用相关服务会需要用户的信息共享，却不会明示数据共享的程度及共享后的数据用途等，这都可能带来信息安全风险。

对于一些需要作者独到的奇思妙想才能完成的创作而言，原稿的珍贵程度更是毋庸置疑的。一旦用户没有仔细甄别人工智能工具调用本地数据的具体权限，这些创作的妙想就可能迅速被复制和学习，并作为范本被复现到其他机器生成的作品中。又因为创作者在使用人工智能服务前，就同意了数据调用与共享条款，相关问题的追责将可能遥遥无期。

（二）了解所使用的人工智能的状态，制定相应的使用策略

如前文所说，“混血王子”是人工智能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缝合怪”是绝大多数人工智能的常态，“混世魔王”则是人工智能存在明显缺陷的状态。

对待不同状态的人工智能要采取不同策略。从伦理学意义上来说，对于不同的他者要给予与之地位对应的道德责任。尤其是当下人机共存于“行动者网络”的状态下，对于特定的人工智能赋予其可以实现的任务，才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如此，可以在保证价值监督和价值对齐的基础上，让状态最为接近“混血王子”的人工智能完成高难度工作；对容易失控的环节，在做好必要技术保障的基础上，让一般的“缝合怪”完成日常工作；而将一些任务单一有限的日常工作交由“混世魔王”完成。

在创作中，我们可以让“混世魔王”完成简单的翻译工作或生成趣味“段子”，让“缝合怪”协助整理数据或润色文章初稿，而让“混血王子”整理相关领域学术发展趋势或制定某具体主题的写作大纲等。这三种状态可能对应的是多种不同的人工智能工具，也可以是同一工具在不同训练阶段的功能状态等。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时，无论人工智能的种类与参与方式，人类对机器写作内容的审读依然是当下确认人工智能的运行状态和制定进一步使用策略的重要依据。

（三）关注人工智能的状态转变，规避潜在风险

从理论上说，不同状态下的人工智能各司其事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工智能行动者网络中的协同者与背叛者的增减，人工智能的状态也会发生转变，这就意味着应对人工智能的策略也应该是动态而非静态的。

人工智能的状态转变可能是自上而下的跌落，即从“混血王子”状态跌落到“缝合怪”乃至“混世魔王”状态。这种状态可能由设备的电性故障和程序与模型中的错误积累造成，也可能由短时间涌入系统的海量数据超出系统总体的存储与处理能力造成，其后果可能是人工智能局部或全部服务瘫痪。造成此类现象的原因，或是人工智能吸引到了超负载的用户需求，或是海量冗余数据通过程序漏洞涌入人工智能系统，问题分别由作为行动者网络成员的服务器和防火墙对网络的背叛造成。

另一种状态转变可能是自下而上的状态跃迁，即由“缝合怪”和“混世魔王”状态向上发展。这是在计算机领域常见的“众愚成智”现象，也是行动者网络成功动员更多成员加入后实现的功能涌现。很多人工智能早期版本功能相对单一、羸弱，但是随着模型的迭代和用户数量的增加，其完成工作的能力会呈指数级增长。

在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时，创作者更应该关注“伙伴”的状态，并且通过积极的人机对话（其中可以包括简单的使用诉求，也可以包括复杂的程序审查），一方面帮助人工智能“伙伴”成长，另一方面更好地确认“伙伴”的状态和变化趋势等，以保证创作者分配给人工智能工具的任务与其状态相适配。这样既能保证辅助创作的质量，又能通过“投喂数据”和“模型训练”为人机共建智能网络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四、结语：让人与人工智能成为更好的创作伙伴

本文基于隐喻的视角，阐释了信息通信理论中人机“握手”隐喻及其对于人工智能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又基于拉图尔等人隐喻性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了当代开放式人工智能系统是人机共建的异质性行动者网络的实质，进而指出这种人机共建的行动者网络因为具有明确的实践目标，且具有丰富的意向性和能动性，而具备“准主体”和“道德准主体”地位。

为了更好地帮助公众理解各种情境下人工智能的运行状态和社会形象，本文援引文学作品中的“混血王子”“缝合怪”和“混世魔王”三种意象隐喻人工智能的行动者网络，描述了因成员的协同和背叛程度的不同而呈现的三种状态。基于此，提出三条以“积极责任观”与人工智能“伙伴”在创作中共同发展的建议：谨慎识别“握手”环节以避免“知情同意”的真空，了解所使用的人工智能的状态以制定适宜的使用策略，关注人工智能的状态转变以规避潜在风险。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已经参与到广义的创作中，无论我们排斥还是欢迎，它们都已经成为我们直接或间接的创作伙伴，并且我们与这些伙伴还共建了一个巨大的“行动者网络”。对于人工智能的乐观或悲观态度都来源于对它们的了解的欠缺，正如本文所努力呈现的，当我们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努力识别人工智能的运作状态，做到“知AI善任”，人工智能将可能成为我们创作道路上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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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毕丞，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