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2014年开始的新一轮博物热已过去10多年，在如今的社会中，生态思想已深入人心，人们对博物的理解和自然的认知也产生了变化，因而需要重新审视当下的博物出版，以适应未来的发展。“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是国内直接针对博物图书的专门奖项，通过分析2022—2024年这3年中获奖图书的分级和分类，再结合开卷和豆瓣数据，可看到当前出版的不足。不妨将博物视为一种文化甚或知识交融的平台来看待，对标不足，从文化和政策两方面来考虑博物出版的未来，以期从图书出版上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博物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之后，再一次被公众所关注，与此同步，作为博物文化属性的一个侧面，博物出版也出现了热潮。自2014年开始，以商务印书馆的“自然文库”丛书为代表，许多不同的出版社相继推出符合本社定位的博物图书，一批批新的博物作品相继面世。到现在为止，这一轮新的博物出版已经经过了10多年的发展，市场和读者有了很大变化，国人自然意识也在深化，处于生态自觉向博物自觉的转变之中^[1]。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博物出版的发展势头，进而在未来更好地推出符合中国读者口味的作品，为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一）评判路径

要了解一个出版品类的发展势头，有两条路径可以查看：一条是通过权威的图书奖项分析学者或专家对当时哪些品类的博物图书有关注；另一条则是通过开卷数据或豆瓣上的评分分析，了解读者的购买需求和作品在读者中的口碑。这样，就可以从学者和大众层形成一个对博物出版较全面的认知。基于奖项分析时最值得关注的应是“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的获奖书目，这不仅是因为“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是国内直接针对博物图书的专门奖项，还因为它以“推广自然阅读理念，传递和谐自然生态和在地人文关怀”为活动宗旨，在理念上和时代之需相匹配。另外，评选专家不仅有关注科普的院士，也有环境政策方面的官员，以及博物的践行者。由此可知，它已成为中国自然博物出版的风向标，是了解国内自然博物出版动态的窗口之一。

（二）评判标准

如何分析好书，还需构建评价分类指标。博物出版，主要讨论人与大自然之间具体的关系，包含客观知识，也包含主体感受，从简单介绍动植物知识，到动植物绘画、博物学文化研究、自然笔记、自然文学、荒野求生、探险游记等，琳琅满目。因此，不适合一个个方向细拆出来进行分类。从博物研究角度来看，博物可分为一阶博物学和二阶博物学^[2]，这里的一阶是具体的博物实践，由此生发出的出版物有自然观察记录、识别手册、自然笔记等，而二阶则指博物学研究，有博物学史、博物文化、人物传记等，同样，还包括一些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如环境史等。此外,在一阶和二阶之间，还存在着一点二阶（1.2阶）博物学，它是博物实践与理论结合的产物。这一划分的最初思想来自刘华杰教授的自选集《一点二阶立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提及自己试图站在一点二阶这样的分数阶立场上看待科学问题，“它介乎于科学家与科学哲学家（或者科学史家、科学社会学家）之间”^[3]。田松教授在《博物者自在——刘华杰教授的生命体验与学术道路》一文中对此有过解释：“华杰这本书有两种句读方式，一种是‘一点儿’二阶立场，这是一种自谦，表明自己的研究是二阶的，不过只有一点儿。另一种是‘一点二’（1.2）阶立场，这同样也是自谦，表明自己的研究虽然比一阶高一点儿，但还不够二阶。”^[4]从起源看，博物和科学密不可分，且同属于自然科学体系，因此1.2阶的概念就可以自然延拓过来。1.2阶博物学比起简单地记录物种，多了感悟和思辨层面的生发，像生态和生境、物种演化题材和自然文学等，大都可以归为此类。最典型的一本书就是戴维·哈斯凯尔（David Haskell）的《看不见的森林：林中自然笔记》（The Forest Unseen: A Year's Watch in Nature，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作者基于观察生发思考，用学科的知识来解释现象，用博物视角连接不同的物种，以至于可以从一个物种看到整个自然。

从知识构建的角度看，一阶博物对应的基础的分类知识要多样，要覆盖到各种物种，因为它是我们开展博物活动的数据库，是底层的构建。在出版上也是如此，自然手册、自然笔记和观察记录是基础知识，不仅要有，而且新作要能覆盖以前没有涉及的方向和角度，这才是有效的出版。而二阶博物对应的博物研究方面的出版，则宜精不宜多，它是学者需要关注的点，很重要，对博物实践起引领作用。出版上最需要关注的是1.2阶，它是知行合一的具体体现，如果一个地方的博物活动足够丰富，思辨足够深刻，则最终会有为大众接受的好作品出现。

由上可知，结合博物学知行合一的特点以及现实出版的分类情况，若对书目进行考察，再结合不同类目图书的出版数量，著作和译作的多寡，销售量，以及豆瓣等评分渠道的反馈，我们是可以看到博物出版的现状，也可以对未来博物出版方向有一个预期。

二、“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获奖情况及分析（2022—2024年）

（一）整体情况

“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创设于2020年，每年一届，截至2025年8月已完成5届评选。笔者选取最近的3届（2022—2024年）获奖作品，对其著译作、博物学分阶、话题归属、分类归属（来自开卷数据的分类情况）、销量（以截至2025年8月的开卷数据为参考）、出版方（以历年公布的获奖名单为准）等进行了统计（表1），以展示我国近年优秀博物学图书出版（特别是初版）的整体情况。

表1“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获奖作品情况（2022—2024年）

根据表1数据，进一步整理出这3年获奖作品的著译作、博物学分级和分类归属的分布情况（表2）。

表2“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获奖作品情况统计（2022—2024年）

（二）著译作与博物学分级：以1.2阶为主体，著作需先打好一阶的基础，再生发1.2阶和二阶

从分级上看，3年数据整体情况如下：1.2阶的图书占比50%~60% 以上，甚至更多。一阶和二阶的占比较小，一阶每年3~4种，占比20%~27%；二阶则更少一些，每年2~3种，占比14%~20%。可以看出，博物类图书出版传播的核心品类是1.2阶。但这里还需结合著译作的情况来分析3个分级。由表中可知，“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博物图书的整体著译作比在1∶2左右，这在目前博物出版领域算一个常态，但著作里一阶相对多一些，这反映了国内的博物作品以观察记录居多，感悟和思考的生发不足，在思想上和博物学史上的挖掘上还不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内的物种或地域图鉴，乃至许多物种的基础数据都还比较缺乏，当前的出版主要着眼于逐渐弥补这种缺乏的情况。因此，可以看到在地物种相关的图鉴和手册目前还处于填图阶段，随着博物观察的深入和积累的增长，相应的作品会陆续得到出版。相比之下，一些国家的一阶博物出版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后，早已将眼光放到了全球类型的物种梳理，或海外的图鉴出版。例如，中国依据当代分类学系统的彩色观鸟图鉴《中国鸟类野外手册》（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China，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是英国人马敬能（John MacKinnon）编写的，这本书在当时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一阶著作在完成国内图鉴后要走的方向之一，让国人在看世界时，在认识其他地域的物种时，有中文的图鉴手册可以查考。这种情况也同样说明了为什么1.2阶的国内原创著作会很少，因为1.2阶所具备的感悟和思考是在物种认识和物种观察的基础上生发的，在基础未筑牢时，很难有高质量的博物认知可生发。二阶博物著作的数量少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前二阶的原创作品更多的还是着眼于西方博物学的研究。在结合国内生态、关联更多学科方面，如美学、艺术史、中国近代史以及传统文化和教育等更深入和更复杂问题，都还没有系统地触及。

优秀的1.2阶作品内容上更多地体现了物种的关联和学科的交叉。以译作《苔藓森林》为例，该书1.2阶层面的写作是把物种（苔藓）作为一个平台，在此基础上，结合分类学、人类学、历史（神话）、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和文化，让我们在苔藓的维度看到了森林里发生的一切，看到了人和物种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丰富了图书的视角，让科学和人文有了双向的交流，还让我们对博物的功用有了新的理解。“展现关联”成了优秀的1.2阶博物作品的关键词之一。这一认识是当前博物原创作品所欠缺的，因此可以视为未来的努力方向之一。

（三）品类和题材：优化品类占比，提高题材多样性

实际上，就图书品类而言，读者接触的是基于学科知识的大类，从表2中的上架品类情况可以看出，科技类占比最大，整体上超过三分之二，甚至有的年份能达到100%。这需要从博物和科学的关系出发来理解，尽管有学者用平行论来解释两者的关系，但从起源来看，科学是在博物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是基于对知识的“观察”和分类，因而可以超越传统博物形成自己的范式和体系，在当今替代博物形成了对世界的解释。也因此，在现代的图书上架体系里，只要涉及博物的，大部分都会归到科技类，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博物还具备一些非科学属性，即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人文学科中的部分内容，与人的感受有关，在审美、文学表达、心灵疗愈中，都可以看到博物的身影；此外，生态文学、自然文学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认知，甚至到21世纪还出现了气候小说^[5]；所以我们还看到一小部分博物相关的作品被分到了社科、文艺和生活的类目下。从这个视角来看，现在的博物，更像是连接人文社科和科学的桥梁，或者说，博物是一个平台，人文和科学的相关知识在这里产生连接。也因此，我们的博物出版在品类占比上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基于上面的观点，我们再来看出版的题材时会发现，尽管谈论自然会牵涉生态和环境的探讨，但是目前这类题材的图书占比还是过大。理解自然和人的关系应该还有其他进路和方法。在地观察、自然文学乃至以解读城市的博物出版，都还有提高占比的空间。还有如地质、土壤、微生物等容易被忽视的视角或话题，也能够为博物图书出版题材多样性做出贡献。

（四）出版方：有产品线规划，但读者市场还需培育

从出版方来看，商务印书馆一枝独秀，3年内有6种图书入选，接着是译林出版社（天际线品牌）和中信出版集团，以及后浪图书公司，各有3种入选，北京大学出版社、光启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有2种入选。可以看出，不少出版方是把博物图书作为产品线来做的，有连续稳定和高质量的产出。

另外，因为图书的销量是出版社的商业秘密，无法直接获取，所以基于图书销售渠道抓取的开卷数据，是业内评估图书销量的重要工具。真实图书销量大约是开卷数据乘以系数2~3，因此可以看到近3年的博物图书中并没有畅销书的出现，接近畅销的只在2022年获奖作品中出现过，即《它们的性》（12585个想读，3528个评价，评分8.2^①）和《中国大猫》（1261个想读，318个评价，评分8.9）这两部作品，然而结合后期数据看，这两部作品当年热销过后也并没有稳定的销量，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作者的网红属性，图书的传播覆盖了其大部分粉丝群体，但没有从粉丝群体向外得到持续扩散。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获奖图书不一定就会受市场欢迎，有些获奖图书的销售数偏低，甚至不到500册（2024年的图书有上市期未满一年原因），排除二阶的受众天然偏小这一影响因素外，可以看到专家的认知和大众读者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2024年获奖的《极美钟山（生态篇）》，专家认可此书，是因为它系统梳理了南京紫金山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填补了空白，对在地书写起到了标杆作用。但豆瓣上至今查不到图书页面，更不用说读者点评了，当当、京东的图书直营店铺目前也没有此书销售，这也间接印证了销量低。这套书属于在地书写和观察，但是钟山或南京地区还缺少基本的物种图鉴，在物种认知不足的情况下，以散文形式书写物种，在内容深度和呈现上对大众读者来说是超前的。2022年获奖的《成都自然笔记》（116个想读，26个评价，评分8.3）也是类似的情况。同年的《洛克线植物记》（114个想读，38个评价，评分8.1）则是因为认识洛克（Joseph Rock）的人基数不多，洛克线又是较难到达的户外徒步路线，因而在普通读者中认知度不高，但洛克是博物史上的重要人物，这样结合博物史和博物实践的图书在评审专家眼里会是好的作品。

综上可知，我们的博物出版还处于学习期和扩张期，博物图书的读者市场也还处于培育期，读者的需求总体而言还处在较低阶，内容上供选择的话题不多，读者人群也比较分散，局部还是靠粉丝来带动，因而对于新人作者的认可度不高，这就需要更扎实的内容和新颖的话题来吸引读者。

三、发展瓶颈

（一）对博物的认知不到位，图书分类体系与内容表达不匹配

正规出版的图书，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CIP）上都有中图分类号，以表明在目前学科体系下，作品表述的内容属于哪方面的知识。如自然文学类图书《苔藓森林》的分类号是Q949.35，这里的Q 表明，它被分在生物科学，接着根据数字可以看到更加具体的分类情况：Q生物科学/Q94植物学/Q949植物分类学（系统植物学）/Q949.1孢子植物（隐花植物）/Q949.3菌类/Q949.35苔藓植物门。这是国内图书馆使用最广泛的分类法体系，是一种学科化的分类体系，表1、表2的上架品类统计也是基于这一体系进行的，但它无法体现博物类图书的知识复合特性，对于1.2阶的图书来说更是如此。

究其原因，还是对博物的认知有偏差，忽略了它人文的一面，并未将其看作连接科学与人文的平台。事实上，博物图书的分类可以视为一种复合结构，而非单一的细分类目。我们可以用学科交叉的视角来理解它，如《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是文学与鸟类学的交叉，其核心是对观察本身及其对象的描述和表达，这可能是博物和其他一些领域科普的最大区别。

基于现实的图书分类体系，我们不妨增加一个博物的标签，以“学科分类+ 博物”的标签来标记一本博物图书。若按照博物“阶”的属性，也可以就博物这个类目进行下一级分类，然后再以“+”的方式和学科分类联合起来。这一下级分类可以是：自然观察（一阶）、自然感悟（1.2阶，偏感性）、自然探究（1.2阶，偏理性）和自然哲思（二阶）。整体而言，宜粗不宜细，太细了就会回到科学上的学科分类了。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和科学划清界限，而是为了让读者能有关于博物的认知，进而理解博物的复合性。

（二）对传统文化和在地文化的梳理缺乏博物实践和复合的视角

在中国的传统文献中，有一批被称为类书的典籍，它相当于“百科全书”，类似西方的博物志^[6]，将相关事物分门别类并进行介绍，但从语言和叙事特点上看，它是中国人认识、记录世间万物的一种特有的方式，是中华文化元典，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现实情况是，中国传统博物学的当代研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比如，有一部分作品是从文献到文献的梳理，缺少了博物中“行”（实践）的一面，这些脱离现实观照的作品很难引起读者共鸣。比如对于古代绘画或器物上面动植物的辨识，也才起步不久，目前做这类工作的人也不多。因此，在完成基础性工作的同时，如何拓展性地扩展视野，系统性地阐释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在地文化中的博物学，在文化自信层面是有现实意义的。此外，要注意不能只在现代分类学意义上来解读传统和在地博物学涉及的物种，而是要系统地认识传统文化与在地文化，还需结合朝代历史、民俗文化、环境和物候变化，以期较全面地认知古人的自然观和宇宙观，这也是一条从博物的视角认识我们传统文化的进路。基于此，我们不妨以博物融合的思路来对待传统和在地文化中的博物出版，从文化的自身特色出发，融合具体的博物实践，融合东西方或联系不同地域的博物知识，在交流和融合中生发出新的视角和文化观点，这才是文化得以传承和传播的关键。

（三）自然教育体系构建尚不完备

博物是一种知行合一的活动，它是以自然观察实践为基底来生发知识的，但是自然观察是有门槛的，对于一个自然物，看什么，怎么看，人们并非生来就会。自然教育的出现，承担了引导大众走进自然，学会如何去看的功能。因此，自然教育是博物实践的重要一环，是博物的认知基础，更是博物出版特别是一阶博物出版的消费端和知识生产端，它的有序开展与否，关系到博物传承和未来的发展。中国的自然教育在当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从业人数还是受众数量，都在大规模地扩张。在政策层面，还出台了《全国自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2023—2035年）》^[7]。但是，快速扩张后还存在着隐患，如从业人员知识体系不足，博物实践场所不够，评价评估体系尚未建立等。与博物出版方面相关的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缺少经典的综合教材，如类似行销美国110多年的《自然教育手册》（Handbook of Nature Study）的原创教材在当前阶段还未出现，而现阶段的教材，或缺乏实践的指导，或缺乏教育理念的引领，要弥补上述差距，还需要时间的积累。第二，缺少面向成年人的自然教育读本。当前，国内无论是自然游学抑或课堂自然教育，都是以儿童为主要对象的。但是，成年人也有了解自然的需求，尽管类似城市荒野、浙江山野等自然教育机构推出的某一类群的识别手册可以部分满足需求，但是这类手册提供的知识缺少系统性，也缺乏自然教育理念上的引领，特别是如何认识自己的乡土的理念。第三，现有自然教育读本更多的只是强调分类学知识，缺乏与文化和生活园艺的连接。部分是因为从业人员和专家队伍并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这方面的理念和实践经验。可以看出，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实践和积累。

四、展望

从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未来在提升博物认知、发掘传统和在地博物文化和完善自然教育体系上，博物出版都可以有所作为。博物出版和时代的需求以及人的追求及生活状况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还要从国家政策层面出发，结合这些不足，看看我们的社会和人的生活需要怎样的博物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从文化自信层面，需要对传统博物学作系统梳理，并拓展其视角。中国的博物传统历史悠久，是不同于西方的阿卡迪亚式博物或帝国式博物，它更多地集中于物的利用层面。尽管今年来已经有不少和传统文化相关的博物出版，如围绕《诗经》的解读，结合节气或花信风等物候的博物观察，以及绘画器物中动植物形象的辨识等，但是整体还处于对“物”的解读状态。这是必要的，也是基础的一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的视角可以产生从知识的整合到不同学科融合的转变，像陈水华的《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陈涌海的《寻蟫记：书虫博物志》就是这种转变之路上的作品。也可以结合文物与生物学知识，从文物的工艺和功用、生物的形态和结构给出分析。还可以梳理物的文化流变，跨越朝代和地域，以历史和世界的眼光，从文化交流的视角创作整合性的作品。这一点，在像《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这样与食物相关的纪录片中已经能看到一些迹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第二，从文化交流互鉴的层面，需梳理西方植物发现历史，并结合商品或实物，找到文化的共生点。在中国的历史上，文化的融合交流是一种常态，像华夏的认同、汉唐的统一以及丝绸之路的开创等都是文化交融的结果。到了近代，西方的植物猎人和传教士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对中国的文化作了解读和阐释，但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理解，而非平等的认知。因此，我们可以以17到20世纪植物猎人和传教士的记录为基础，重新发掘和解读这段交流的历史，并以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作为对话的基础，让西方重新认识中国物产特别是植物的文化价值。这方面，像茶叶、杜鹃、月季等植物，在日常生活物品和园艺创新上，都提供了很好的话题。结合2025年初贵州抹茶首次大规模出口日本这样的事件来看，全球化竞争中的大规模商品生产与流通，是国外认识中国动植物文化故事的一个契机，而这也可以成为博物创作的素材或切入点。

第三，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层面，可利用国家公园的解读和美丽城市建设的契机，弥补自然教育体系出版中的缺失。国家公园和美丽城市是中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其主旨在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国家公园的解说和认识城市中的自然，是这两个举措中的重要命题，对远方和在地的自然教育提出了要求。在出版方面，就国家公园而言，目前已经有不少保护区的手册和图录出版，但这些出版物追求的多是学者性的大而全，缺乏受众的分层和针对性。如针对普通旅游者，一张便携的图册就足矣；而针对游学的学生，则需要从生态、演化等展示多样性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小册子。另外，美国费门·提尔顿（Freeman Tilden）的经典之作《解说我们的遗产》（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还未见中文版，其“解说”“了解”“欣赏”“保护”“传承”这一体系的构建，对国家公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就城市绿地公园展开的研学，结合城市历史的实地走访（即citywalk），还有本土物种记录，都是未来出版的方向，是为城市生态文化多样性所做的有益尝试。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生态文学以及更富诗意的自然文学也会迎来一波小的热潮。

第四，人工智能的普及，让博物出版更关注人而非知识。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出现及其在社会各方面的应用，让知识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因此，出版可以尝试避开大体量的知识内容，而将重心转移到和闲暇相关的轻阅读，或提供情绪价值的心理疗愈、情感支持等内容与博物知识的链接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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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林昆仑，黄宇，刘健. 推动中国自然教育发展开启新征程——《全国自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2023—2035年）》解读[N]. 中国绿色时报，2023-12-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