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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传记绘本创作原则与手法探析——以《“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为例

科普创作

史晓雷

2020-09-17 09:19

科普绘本是科普图书的一个门类,无论是引进还是原创作品,在少年儿童中都颇受青睐。科普绘本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内容以相当篇幅的绘图呈现,用画面阐释、补充、拓展少量文本的阅读,并给读者留有想象空间。所有题材的绘本均是如此,但绘本形式对科普图书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较一般的文学题材的绘本,科普绘本呈现的主题、科学原理、仪器设备、工程机械、场景等要专业、复杂得多,故绘本在表现力以及帮助读者加深理解的层面上会更有效。这是科普绘本较一般科普作品在少年儿童中更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也是其最大特色和立身之本。

那么,什么是科学家传记绘本?指的是一种基于科学家的生平事迹,围绕其主要科学发现进行创作、加工的科普绘本。

近年来,国内原创的科学家传记绘本形势渐好,原因大致有两个。首先,国家层面积极倡导和弘扬科学精神,为科学家传记绘本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科学精神是科学工作 者从事科学事业坚持和维护的集体信念和精神操守,科学家传记绘本是弘扬和传播科学精神的极佳形式,特别对少年儿童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其次,随着我国科学综合实力的日渐提升,相应的科学文化建设也需要优秀的科普作品加以支撑,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图书公司整合团队资源,瞄准了科学史这块“富矿”,与相关科研机构或科学史学者合作,尝试将“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策划、创作并推出了一批颇具社会影响力的科学家传记绘本。

在当前这种大好形势下,科学家传记绘本的创作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又有哪些成熟的表现手法值得借鉴或推广,这正是本文试图讨论的话题。为避免泛泛而论,本文以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为例展开评述。《丛书》共分8册,以科学家传记绘本的形式分别讲述了竺可桢、钱学森、何泽慧、吴征镒、刘东生、梁思礼、袁隆平和屠呦呦的故事。

一、科学家传记绘本创作的原则

(一)真实性原则

科学家传记绘本的真实性原则是指事件的主要情节或故事梗概的取材要有基本的事实依据,而非无中生有,更不可胡编乱造;人物要符合其身份特征、时代特征;科研工作的场景画面,包括使用的仪器设备等,应体现时代特色和历史风貌,尽可能避免“穿越”画面。

《丛书》在创作上基本遵循了真实性原则。无论其文本创作还是画面呈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10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11个部委实施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比如其中的《何泽慧的故事》,直接取材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刘晓教授承担的何泽慧院士的采集工程项目成果——《卷舒开合任天真:何泽慧传》(科学普及出版社2013年版),同时刘晓参与了审稿。一些内容即使不是源自“采集工程”,也取材于权威、可信的自传或回忆资料,比如《吴征镒的故事》主要素材取自吴征镒口述、他人整理的《吴征镒自传》(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及吴征镒的《百兼杂感随忆》(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就画面的真实性原则而言,《丛书》也可圈可点。一方面,一些画面直接脱胎(或摹绘)、改绘自历史照片。比如《刘东生的故事》有一幅刘东生在野外考察的画面,他倚杖驻足、眼睛顺着抬起的左臂眺望远方。该画面摹绘自刘东生野外考察的一张照片,画面的一些细节,比如右手所持的笔记本、上衣的纽扣等均与原照吻合。再比如《屠呦呦的故事》中有一幅2015年屠呦呦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上台接受颁奖的画面(图1),画面框架来源于一张现场照片,但又有所加工,或者说是基于现场照片的改绘。这种取材于真实场景的画面从创作难度而言低于一幅重新构思的画面,但其优点在于能客观、真切地反映主题人物、科技事件的历史场景,现场感、历史感极强。


图1 《第191号的发现:屠呦呦的故事》中,屠呦呦接受诺贝尔奖

但这种摹绘或基于照片改绘的场景在绘本中并不是越多越好,否则绘本将变成一本加了旁注的“旧影集”,失去了绘本应有的功能。同时,如果一册绘本过多地依赖历史照片,在某种程度上将影响绘本的“形象性”,会使画师的创作能动性受到一定的约束、限制,故一册科学家传记绘本,摹绘或改绘的画面所占全书的比例不应该太大,就笔者所见,不宜超过1/4的比例。

另一方面,《丛书》在场景的典型建筑物方面也费了心思,参考了老照片和历史资料,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可信性。比如《竺可桢的故事》提到竺可桢早年在南京创立了北极阁气象台,其中气象台塔楼的形象显然参考了相关资料,包括塔顶设置的风向仪等设施也一如当时。此外,作者在一些重要的科研设备的描绘上也下了功夫,比如《梁思礼的故事》中出现的当年研制导弹时使用的手摇计算器,是符合真实历史的。

当然,真实性原则实施起来并不容易,稍一疏忽,便会留下瑕疵、造成失误。仍以《丛书》举一例,《袁隆平的故事》开篇谈袁隆平降生,画面场景是北平的银杏叶纷纷落下。但袁隆平生于1930年9月7日,尽管从时节上说已算初秋,但9月的北京天气尚热,银杏叶绝不会泛黄落下,如此景象通常要在10月下旬、11月上旬才会出现。可见,在创作的时候,应该处处小心,多方核实资料。

(二)形象性原则

科学家传记绘本的形象性原则与一般绘本的这一原则相比并无特殊之处,主要是指创作、呈现的人物、事件、场景要尽可能生动形象,在保证可读性的前提下,画面疏朗而不堆砌,色彩明丽而不媚俗,人物表情自然而不做作,人物与场景的搭配协调而不生硬,等等。

在《钱学森的故事》中,有一个场景是1955年钱学森终于冲破重重阻挠,和妻儿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画面上轮船正在破浪前行,在跨页的幅面上占据了近一半的空间,天上飘着白云、海面上飞翔着水鸟,钱学森一家四口站在甲板上眺望远方。整幅画面既有视觉冲击力,又富想象力,完美展现了钱学森踌躇满志归国效力的决心和光明的远大前程。

类似的表现手法如《竺可桢的故事》中的赴美留学场景,同样是伫立在船舷旁、目视远方,水鸟在海面飞翔,不同的是竺可桢是因考取了“庚子赔款”留美名额而正远渡重洋,他对前途充满憧憬的同时,对未来的不确定也有些迷茫,故眼神流露出几分不安。画师通过竺可桢的眼神,向读者传达了许多文字无法承载的内容,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再如《吴征镒的故事》,有一场景描绘抗战时“长沙临时大学”南迁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吴征镒和一队师生徒步穿越湘西和贵州,历经68天抵达昆明。画面上正倾盆大雨,师生们戴着草帽、背着行囊,正在翻山越岭。画面的右上角是一株树,几束花朵在雨中绽放,格外引人注目。这株树和画面左下角的几种植物对应了文本提到的沿途遇到的“陌生植物”,而绽放的花朵又蕴含了“光明未来”的意思,使画面达到了具象美与意境美的统一。

(三)逻辑性原则

好的科普绘本,应该注意处理、协调好上述两原则,力求达到真实性与形象性的完美统一。《竺可桢的故事》以倒叙的方式开篇,表现了晚年时的竺可桢在北海公园观察物候的场景(图2)。远处是北海白塔,近景是波光荡漾的湖面,岸上有微风吹拂的柳枝,在岸旁柳树下,有一位清瘦的老者,正密切注视着湖对岸,左手托着一个笔记本,右手似乎要记录下什么。这真切、形象的画面,刻画了这位著名气象学家、物候学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契合了文本所写“年复一年,老人用这样的方式给大自然写日记”,真实性与形象性在这里融合得天衣无缝。

但是稍有疏忽或考虑欠周,便有踏入“陷阱”的危险。比如《袁隆平的故事》结尾画面,袁隆平依旧在金黄色的稻田里奔波,从未停下脚步。可能是画师打算表现稻田丰收的景象,稻田中成排的电线杆上画了许多麻雀,还有的麻雀正在稻田里啄食,有的在空中飞舞,一派喧嚣景象。然而如此形象的画面肯定不真实,试想若袁隆平真在现场,面对此景他怎能不揪心:这么多鸟儿要糟蹋多少稻谷呀。造成这一“不和谐”的原因可能是画师没有农村生活的体验,画面看上去生动形象,但不符合常理,这种情形应尽量避免。


图2 《为大自然写日记:竺可桢的故事》中,竺可桢在北海公园观察物候

二、科学家传记绘本的创作手法

所谓手法,其实就是技巧或方法。上面谈的三大原则,本质上也是手法,只是比较宏大而已,这里谈的手法主要指科学家传记绘本中画面表达、呈现的一些小的技巧或方法。

(一)时空转换的处理

绘本在呈现故事情节时有一个缺陷,因为它无法像影视剧一样在某一时间范围内连续地演绎、展现,而是选取与文本相呼应的典型瞬间场景作为画面内容。这样自然给画师在画面构思、设计上提出一定挑战,如何通过有限的瞬间画面表达延续性事件,也即画面如何处理时空转换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袁隆平的故事》打破了常规绘本处理时空转换的问题,在不同层次上运用了场景变换的手法,效果不凡。场景变换,是指在一个绘画单元内(通常是单页或对开页)用多幅场景图呈现事件,主题人物往往并行出现在每幅场景图中,从而实现时空转换。这种表现手法有点俄罗斯套娃的味道,就是说在通常的绘画单元场景变换下,另包含了若干小的“二阶”场景变换。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在那里他不但教学,还带学生做试验,为了帮助农民提高粮食产量,还研究起了红薯和南瓜。为了在绘本中表现袁隆平在同一时段内从事了不同工作,画师采用了多幅小图呈现的场景变换,有授课、做试验、挖红薯和研究幼苗等画面。还有一种按照事件发生顺序的“二阶”场景变换,比如1961年袁隆平发现了一株有230粒稻米的稻穗,绘本用了三幅小图呈现这一事件,依次是观察水稻、远远望见、走近数稻米,这三个场景又是按时间顺序先后发生的,犹如绘本中插入的“小连环画”,形式灵活,同时“以静生动”,一举多得。

在某种条件下,甚至可以让主人公在一幅画面上(不再分隔为独立的小图)多次出现,通过其行为以及周围事物的变化实现“连环画”效果。比如《吴征镒的故事》表现主人公想拯救濒危的植物欲建立生物种质资源库,同一画面连续绘了三次吴征镒和身旁的树,但细节又各不相同:随着树木的枯萎,他的姿势也从站立变换为蹲在地上,且脸上露出了痛心的表情(寓意若无种子,该树将灭绝)。

(二)发挥艺术的想象力

前文笔者对《袁隆平的故事》中稻田麻雀过多的画面进行了批评,并不是要求绘本必须像镜子一样反映现实生活,而是反对不合逻辑的想象或发挥。既然科普绘本是科学文艺的一种形式,画师自然可以围绕表现的主题,合理构思,大胆发挥艺术的想象力,从而增强画面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使画面灵动起来。

《梁思礼的故事》谈到1956年梁思礼加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投身到我国的导弹与火箭事业中。画面上,梁思礼跟在钱学森带头的一队人中前行,脚下是有意放大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封面,顺着封面纸张的延伸,是微型版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建筑群,在建筑群的周围,又绘有一些比例并不相称的破土而出的嫩芽。整幅画面初看上去有些怪异,因为人物与周围环境的比例并不协调,给人以进入《格列佛游记》所描绘的小人国的感觉。但是若细细品味,又会觉得画师的构图虽夸张但不荒诞,想象力新奇而又寓意深刻,不仅完美诠释了文本,还使得意境超越了文本。《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是钱学森在1956年2月起草并提交中央的,不久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成立,钱学森担任院长,梁思礼担任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的副主任。这便是画面中梁思礼跟随在钱学森带头的队伍中的原因,脚下的《意见书》寓意新组建的队伍从此起步。右方围绕建筑群破土而出的“嫩芽”预示着我国国防航空工业崭新的开始。难以想象,原本需要大量文本表达的意思,竟然被画师浓缩在这样一幅富有想象力的构图中。

如果读者留意的话,在《梁思礼的故事》最后“年谱”的下方,画师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类似“找找看”的板块。什么意思呢?就是画师在整册绘本中有意在不同地方隐藏了13颗星球,比如金星、水星、木星等,然后请小读者们找出来。这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不但体现了画师与读者互动的设计理念,更重要的是画师能在构图中毫不违和地把这些星球融入到画面中,这需要较强的构思能力与想象力。

三、小结

本文主要谈了科学家传记绘本应该遵循的三个原则以及两种创作手法,除了“真实性原则”对此类绘本有较高要求外,其余原则和手法对一般的绘本同样适用,即它们具有普适性。

《丛书》是近年来国内原创的不可多得的科学家传记绘本,无论是整体构思,板块的设计、编排,抑或画面的构图、色彩、表现力、感染力等,均属上乘。当然这8册绘本质量也有高下,个别画面仍有改进之处。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丛书》基于“采集工程”而产生,算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的有益尝试,比如每册书末尾的人物年谱,完全是“采集工程”人物传记所附年谱的一个缩微版。我们期待国内科学家传记绘本的创作团队或个人创作出更多此类绘本,为广大公众,特别是少年儿童提供更丰盛的“精神食粮”。

作者简介

史晓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传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在《科学世界》《中国青年报》《中国科学报》等发表科普文章60余篇,出版有科普著作《科学十大突破》《古代科技中的智慧》《大众机械技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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