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的科技传播历史来看，科普作品大多依循由上而下传播科学知识的原则。特别是在新世纪之前，公众往往被视为“无知的”，被排除在了实验室之外。《1990—2001年我国科普图书出版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当时的科普创作及编辑理念，“大多仍停留在解惑，即知识技能的传授上，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普及并不重视”[1]。本文引入的“科普创作范式”概念，指科普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所遵循的系统化模式或规范，包括特定的语言风格、叙事结构、受众导向、跨学科融合和视觉表现等方式。如果说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几经版本更迭，长销至今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传统科普创作范式的代表，出版近20年来畅销百万册的《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是故事化叙事的典范，那么，随着科学传播领域不断拓展和创新，科普写作生活化以及生活写作科普化的趋向日益凸显，意味着新创作范式的出现。

科普写作生活化是指以科普为目的的创作中，将抽象的科学概念、原理和实验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场景、个体经验相结合，以生动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这种写作方式能够增加读者与科学之间的亲近感，使科学不再显得遥远和难以接近，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生活写作则未必以科普为目的，更多是以生活为主体，在生活场景、人物情感的记录中渗入科学元素。近年来，“生活中的科学”以及“身边的科学”等相关丛书增多即是这一趋势的彰显。相关获奖图书如第十六届文津奖推荐图书《如何不切实际地解决实际问题》（How to：Absurd Scientific Advice for Common Real-world，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版）、入选2022年度5月“中国好书”榜单的《心中有数：生活中的数学思维》（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年版）、意大利科学传播国家奖获奖作品《生活中的化学》（Chimica quotidiana，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版）等。本文将基于上述背景，从科普写作的生活化、生活写作的科普化分别切入，从叙事视角、叙事内容、叙事情感等方面阐述该倾向。

一、科普写作的生活化

传统观点认为科普作品与科学论文一样，应当通过客观、准确的表达，以理性、简洁、逻辑性和中立性的美学风格，达到科学传播的效果。通常来说，这种“冷静美学”排斥个人经验。然而，近年来，创作者的声音，即其对所议话题的经验、态度、立场、观点或感受，成为部分科普作品受欢迎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开始“现身说法”，使用第一人称记录其科研生活，为读者展现一种亲密而直接的“目击者叙述”[2]，呈现生活化叙事的倾向。

科普写作的生活化通常通过构建具体的生活情境来实现，常以第一人称故事化叙事展开，使科学知识更为贴近读者的日常经验，增强其可理解性与吸引力。我们不妨以科技工作者的科普创作选材来观察其与生活的链接。一般来说，科学家习惯讲述两类故事。一类是关于其科学研究的内容，例如鸟类是如何进化的，树木和杂草的生存演化等。第二类则着眼于科学家自身的研究经历，例如，一位科学家如何对他的研究课题产生兴趣甚至痴迷，如何发现隐匿的采石场，并通过该采石场确定成年霸王龙和幼年霸王龙一起狩猎[3]。第二类故事中经常运用生活叙事，尤其是在生物学、地质学和医学领域，生活叙事有更广阔的延展空间，其特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常常既构建又反向检验叙事。

故事化叙述是实现生活化的重要路径。科学发现的过程和侦探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均致力挖掘事情真相，强调追随线索、提出假设并进行验证。因此，我们不难在科学家关于科研经验的讲述中找到“拟侦探小说”的叙事。著名物理学家保罗·斯坦哈特（Paul Steinhardt）的《第二种不可能》（The Second Kind of Impossible，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版）讲述了自己及所带领的团队历时35年科学冒险发现准晶的故事。保罗独特娴熟的手法使得该书读起来像一个精彩绝伦的科学侦探故事，书中充满希望的线索和令人不安的反转，提供了一种难得的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不仅使读者了解科学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和死胡同，还向读者展示科学家看待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让读者领悟科学研究的疏漏与严谨，怀疑与自我矫正。无独有偶，剑桥大学行为生态学教授尼克·戴维斯（Nick Davies）在他的《大杜鹃：大自然里的骗子》（Cuckoo：Cheating by Nature，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中记录了自己在威肯芬观察、研究杜鹃的经历。尼克将自己的研究和发现描述为“一个自然侦探故事”——带着读者去寻找巢穴并一步步对大杜鹃展开抽丝剥茧式的探索。

我们很容易在近年来的科普作品中找到科技工作者第一视角的见证式叙事。美国的鸟类学家乔纳森·斯拉特（Jonathan C.Slaght）在《远东冰原上的猫头鹰》（Owls of the Eastern Ice，光启书局2022年版）中以第一人称记录了5年对毛腿渔鸮的田野调研之旅，全面展现了远东冰原上的生灵和自然景观。当代最知名的蚁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在他的《蚂蚁的世界》（Tales from the Ant World，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版）中结合自己对蚂蚁的观察，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了26个与蚂蚁相关的故事。威尔逊通过多种方法将科学叙事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如采用生活化的比喻和类比，将蚂蚁的社会结构和行为与人类社会进行类比，通过具体的生活实例，如庭院中的蚂蚁行为和家中的蚂蚁入侵，将科学知识与读者的实际经验相联系，增强了科学知识的实用性和关联性。马修·卡普奇（Matthew Cappucci）的《追风暴的人》（Looking Up，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版）则结合个人成长与科学探究经历，带读者经历一场引人入胜的气象之旅，也领略父母和导师如何引导支持一位崭露头角的科学家实现梦想。这种写法运用第一人称，凸显作者在生活中的真实经历和体验，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感受的传递，全面展现作者的性格特点、心理活动、行为方式，使读者产生共鸣和认同感。

从创作领域来看，生态实地考察在生命科学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乐于将其考察经历记录下来，使“见证”成为可能[4]。乔纳森·巴尔科姆（Jonathan Balcombe）在《无敌蝇家》（Super Fly，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中的第一章记录了他在非洲大陆南端科考时被丽蝇科嗜人瘤蝇叮咬的一幕：“蛆被我的体温唤醒，挖隧道进入了我的皮肤。饥饿的幼虫一头钻进我的肉里，并通过表面的一个小孔呼吸。我身上的四处红肿并不痛，但是奇痒无比。”[5]乔纳森通过寻找和填补个人经验的“空白”来阐发其新视角——类似诗歌创作中的顿悟，读之仿若在眼前。这种个体经验描述使科学探索过程变得生动有趣，互动式的叙述风格引导读者主动思考和进行观察实验，从而增加科学的参与感。

此外，在医学领域，以医生为创作主体的诊疗手记也彰显了生活化叙事的脉络。近年来的相关创作主要聚焦于癌症、精神类疾病以及ICU重症监护室，代表作如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Being Mortal：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薄世宁《命悬一线，我不放手》（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王兴《病人家属，请来一下》（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等。医生通过描述真实病例，详细讲述患者从就诊到治疗的全过程，使读者能够通过具体实例直观理解疾病的症状、诊断和治疗方法。该类作品通常采用通俗易懂的日常语言，通过生活化的比喻和类比，将医学概念与日常现象联系起来，增强读者的理解力，使复杂的医学知识更易于理解。该类作品还结合患者的个人背景、文化和生活习惯，展示疾病在不同背景下的表现和处理方式，使科普内容更具普遍性和包容性。通过这些方式，诊疗手记类科普作品不仅传递医学知识，还能传递深刻的情感共鸣和伦理思考，从而促使公众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医疗实践。

无疑，科学的有效传播仰赖引人入胜、具有亲和力的叙事。公众迫切希望越来越多会讲故事又能密切联系实际的科学家出现，以打通“两种文化”隔离的局面，这将会改进科学家在社会话语和大众媒体中“边缘化”的现象。C.P.斯诺（C.P.Snow）于1959年的《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演讲时指出，我们有两个社区无法相互交流——一组可以解释热力学第二定律，但不能引用莎士比亚；另一组可以引用莎士比亚，但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无所知[6]。生活化的科普创作反映了科学传播的一个重要趋势，即将科学知识与日常生活场景和人文情感相结合，以更贴近普通大众的语言和生活经验来呈现科学内容。这种融合性的传播方式使得科学知识更易于被大众理解和接受，从而促进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

二、生活写作的科普化

生活写作是对生活的动态描述，包括但不限于自传、回忆录、信件、日记等形式。其以生活故事展开，捕捉个人与社会、地方与国家、过去与现在以及公共与私人经验之间的关系，具有超学科、超流派的特点[7]。生活写作不仅传达了生活本身的品质，具有一定程度的实用性，还涉及自我审视，个体可于其中探索情感、思想、身份、关系、时空等。

我们不妨引入认知科学领域中“涉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概念来理解生活写作的科普化问题。涉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挑战传统的心智与身体二元论。该理论认为，认知不仅源于大脑的内部处理，还深受身体状态和感知体验的影响。具体而言，个体通过与环境的互动，利用身体的运动与感知来构建对世界的理解[8]。生活写作的科普化经常通过涉身的科学解释将科学知识融入日常生活情境，意味着作者“现身”具体场景和事例中，对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情景和事例进行某种科学阐释，使其更易理解和应用。

以《土里不土气：知识农夫的里山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为例，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了“80后知识农夫”长角羚和蚊滋滋在北京东北浅山地带的7年农耕生活。作品结构分为“里山技”“里山客”和“里山食”3部分，展现了个体如何通过身体经验与自然环境互动，形成对生态系统的深刻理解。书中对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探讨，诸如取火技艺、生态旱厕的搭建等，凸显了身体在认知构建中的重要性。个体在实践中的身体活动，促使其在直接操作中领悟环境法则，从而形成对生态智慧的深层认识。书中提到观察野生动植物如节肢动物、鸟类、哺乳类的日常行为，则揭示了身体感知在知识形成中的核心角色。作者通过细致的观察与身体的参与，构建了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关系的深刻认知。这种经验导向的学习方式，强调了个体如何通过身体的感知与环境进行深度对话，形成更加全面的认知框架。

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Edmund Husserl）认为，近代物理客观主义的理念外衣遮蔽了生活世界的原初丰富性，使人和主体的意义被遗忘而导致了欧洲文化的危机，因而他最早提出“生活世界”概念（即日常生活），主张通过回归生活世界而重新回归先验主体[9]。环保主义运动在全球的兴起，也催生了乡村自我融合的新式田园审美风格逐渐兴起。在《土里不土气：知识农夫的里山生活》中，我们看到两位作者通过“自我生活收集和记录”等涉身行为，回归生活世界原初丰富性的过程。这种写作融合了精神美学和实用美学，在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生活写作中，涉身的科学解释与情感共鸣紧密互补。二者结合能有效提升文章的吸引力和传播效果。所谓情感共鸣主要通过叙述者的亲身经历和情感体验，以生动的情感语言和细腻的情感描写，使读者产生同理心和共振。相关写作主题聚焦于自然疗愈，和以患者/家属为主体的生命体验或是照护记录等。

大自然应当是“情感”最切近的家园。对于许多作家来说，观察自然的行为具有治愈作用，梭罗（Henry Thoreau）认为荒野不仅对人类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且是原始力量的源泉。因而也不难理解，“新自然写作”何以成为新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出版浪潮之一：许多作家以自然回忆录的形式链接自身生命情感体验，疗愈创伤[10]。理查德·梅比（Richard Mabey）在《心向自然：自然如何治愈了我》（Nature Cure，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讲述了自己从身患重度抑郁到重新发现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直至最终康复的过程。《寻径林间：关于蘑菇和悲伤》（The Way Through the Woods：of Mushrooms and Mourning，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讲述了龙·利特·伍恩（Long Litt Woon）陪伴30年的伴侣猝然离世后，在独自寻找蘑菇的过程中重新复原自我、重建生活的故事。全书在“蘑菇”和“哀悼”两个主题间来回切换，在“外观”和“内观”的张力间保持着一种理性的审视。“在开阔的林地里，在长满青苔的地面上，我偶然发现了我正在寻找的东西。”[11]伍恩描绘了她在悲伤时所感受到的凄凉和低落，蘑菇给了她一条走出绝望的道路，她因此开始更深入地研究真菌学，并成为一名挪威认证蘑菇专家。未引进国内的相关代表作还有一些，如海伦·麦克唐纳（Helen MacDonald）的《H代表鹰》（H is forvHawk，Grove Press，2016），讲述如何收养和饲养一只恶毒猛禽，以此促使自己从父亲去世的悲痛中解脱；爱丽丝·文森特（Alice Vincent）的《根缚》（Rootbound，A&U Canongate，2021），讲述在阳台花园的园艺生活如何帮助作者修复破碎的情绪；乔·哈克尼斯（Joe Harkness）的《鸟类疗法》（Bird Therapy，Unbound，2019），通过观鸟达到精神拯救的效果，从而摆脱强迫症和焦虑症。此外，还有将个人回忆录与对失落物种的哀悼结合在一起的作品，如迈克尔·麦卡锡（Michael McCarthy）的《飞蛾暴风雪》（The Moth Snowstorm，New York Review Books，2016）等。

在医学健康领域，生活写作有助于发掘并呈现个人在疾病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案例，探索从症状发作、诊断到治疗的相关生活，深入情感、心理、社会和文化层面展开“疾病叙事”。该类写作多涉癌症、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自闭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病种，这些疾病都有其独特的影响和挑战，因此成为医疗和健康类图书的重要主题，其中尤以癌症、阿尔茨海默病居多。该类作品通过记录病患/照护经历、提供治疗建议和分享心理支持，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各种疾病。由患者书写的疾病记录代表作如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的《当呼吸化为空气》（When Breath Becomes Air，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师永刚的《无国界病人：我在美国医院治疗癌症3000天》（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凌志军的《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的《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The Noonday Demon，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患者撰写的抗癌、抗抑郁等作品提供了一种深入了解疾病影响和应对策略的途径，可以作为疾病治疗和心理健康领域的一种自然实证研究。当患者进行自传式生活写作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情感重量和认知负担，释放被压抑的沉思，从而降低疾病对自己的不良影响。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叙述者和参与者创建了相互对话的机会。在对读者科普疾病相关知识的同时，亦重新整合了患者因创伤而支离破碎的自我部分。

由患者亲人撰写的照护记录如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的《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The Soul of Care：The Moral Education of a Husband and a Doctor，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岸见一郎（Kishimi Ichiro）的《请你迷失在我身旁》（『先に亡くなる親といい関係を築くためのアドラー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年版）、陆晓娅的《给妈妈当妈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薛舒的“生命两部曲”（《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生命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等。这些作品承载了患者/家属自我表达和知识分享的功能。通过对治疗过程、心理挑战以及康复经验的描述，作者能够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对疾病的理解。这些作品对社会医学和健康传播也具有重要影响，疾病记录虽然个性化，却往往能够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提升公众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关注。同时，也为家庭历史和文化保存提供了社会学的观察视角。

生活写作在捕捉个人经历和塑造集体理解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它能更便捷地保留原本转瞬即逝的情绪、体验和感受，梳理关于个人成长和家庭环境的历史。在上述作品中，我们看到外部景观和内部景观的相互映射。生活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让他人更好地了解自我行为、思考和感受的有效工具。尽管作者不一定以知识普及为写作目的，但当作者用科学的眼光去体悟生活时，作品便具有了“泛科普”的意义。与“硬科普作品”相比，通过“日常性”勾连当下的生活经历更容易使人产生亲切感。苏格兰女作家凯瑟琳·杰米（Kathleen Jamie）在她的散文集《发现》（Findings）中记录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与自然的互动，她以新奇而不乏深刻的哲学眼光看待自然世界与人类活动的互生互动，认为人们不需要到遥远的荒野去体验大自然，“自然”潜伏于日常生活的时时处处：“在洗衣服和接孩子放学之间有鸟儿进入生活的路径。”[12]对于融注了科学视角的生活写作来说，其保留了主流文学的叙事传统，同时融合了个体经历和经验，从而具备了超越时间限制的活力。其间对自我的省思，尝试颠覆社会文化规范以及某种刻板印象的努力，使得生活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个体反抗形式。

三、余论

无论是科普写作的生活化，抑或是生活写作的科普化，均映射了当下叙事样貌的多样化取向。生活中的情感因素弥漫在科学中，科学也弥漫在生活中。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观照科学以及自我的一种视角，它部分地构成了科学的发展，而不仅仅是成为科学发展历程中的衍生物。生活视角为科普创作贡献了一个有价值、具有挑战性的切口。当前科普创作的情感书写更多聚焦在自然、生物、医学领域，而像科学家的私人信件、日记等或许能提供一种基于科学家的情感论证。

本文试图通过“科普写作的生活化”与“生活写作的科普化”两大维度，分析探讨当前科普创作中的突出倾向。但是，在使用这一分析框架时，需谨慎意识到其内在的局限性。尽管该划分为理解不同的创作倾向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当我们更为细致地探讨科普写作的复杂性时，需考虑其内在的交织与多重性。譬如，这两种倾向之间的相互影响、交融与渗透，往往模糊了表面的界阈。因而，若要深刻把握科普创作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我们应采取更为综合且动态的视角，以揭示科学传播中的多元关系与互动机制。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从反面来看，本文阐述的科普创作的新范式（科普写作生活化、生活写作科普化）有无不合理之处？与以往传统范式相比，新范式有哪些优点？有一些声音认为，“生活写作科普化”创作出来的作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普作品，不符合科普作品的界定。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米切尔（S.D.Mitchell）提出了确定定律的三种进路：规范进路（normative approach），给出定律的规范或定义的主要特征，然后再看具体科学定律是否满足这些条件；范例进路（paradigmatic approach），首先列举科学中典型的定律(通常是物理学定律)，然后将其与其他科学表述进行比较，找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实效进路（pragmatic approach），研究定律在科学中的功能和实效性，并再次审视科学表述是否起到这样的实效[13]。借用米切尔的观点，本文认为对“科普作品”的定义也有类似的三种方式。那种批判与生活交融的科普作品不是真正的科普的观点是“规范进路”的观点。其实，在研究什么才是真正的定律时，米切尔是支持“实效进路”的。本文认为确定什么是科普作品，以及生活写作的科普化产生的是否是科普作品的问题应当遵循“实效进路”，其因有如下三点。

第一，本文提出的这种新范式及相关科普作品告诉我们，科学并不只是科学家的事情，这不仅不是科学的缺点，反而是其优点。个体经验赋予普通人话语权，增强了公众的参与感和对科学的信任，弥补某些科学工作者的“偏见”，促进了科学知识的民主化和普及化。

第二，新范式科普作品注重个体经验，提供了具体的、实践性的科普范式，使抽象的科学知识变得具体、实用，能帮助读者理解科学原理及其应用。

第三，由于与个体经验有关，一些新范式科普作品能为有相似困境的人提供心理支持，形成互助氛围，并通过社区建设促进社会联系。

由上，科普创作的生活化与生活写作的科普化将科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相联系，有助于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有效推动科学文化的传播。这种融合或许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个人主观经验可能不符合客观科学事实，过度迎合读者的情感需求可能导致科普内容的肤浅化和娱乐化，科学的严谨性和深度亦会因此打折扣。因此，需要作者在创作中平衡好生活化与科学化的关系，避免夸大误导读者，确保科普作品既有趣味性，又具有专业性和可靠性。提出科普写作的生活化、生活写作的科普化，并非对以往的写作方式加以否定，在某种程度上，本文主张科普创作的“多元主义”，以使公众更好地受到“科学”的熏陶。

通信作者：姚利芬，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幻文学、非虚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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